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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
2016年05月29日 17: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综合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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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经济基础和国家与观念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我们知道, 社会基本矛盾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表述的;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是用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述的。这里需要对“交往形式”和“市民社会”这两个概念作些说明。

  在我国理论界,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不少人把“交往形式”与“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交往形式”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表述生产关系的术语。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既使用了“交往形式”概念,也多处使用了“生产关系”概念,这就说明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据我考察,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复杂的情况: 一是交往形式包括物质交往形式和精神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属于物质交往形式,不包括精神交往形式.。二是物质交往形式既包括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形式, 也包括其他物质活动领域中的交往形式。只有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形式才是生产关系, 其他物质活动领域中的交往形式不属于生产关系。因此,不仅交往形式所包括的内容比生产关系所包括的内容宽泛, 就是物质交往形式所包括的内容也比生产关系所包括的内容宽泛。三是马克思、恩格斯把交往形式与生产力连接在一起使用时,交往形式就是指生产关系,在其他情况下使用的交往形式,则不一定是指生产关系。

  关于“市民社会”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有一段论述:“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然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 世纪产生的, 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 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形式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 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特指资产阶级社会;二是泛指一切社会中决定国家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作为经济基础,它与物质交往形式的内容基本相同,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也时常把交往形式称为市民社会,或把市民社会称为交往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这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他们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和活动的关系”,“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这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经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 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 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 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 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这说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 造成了新旧社会形态的不断更替。

  在讲到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时, 马克思、恩格斯接近于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在1859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来的。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有关论述与此极为相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 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 就是说, 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 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这段话的意思说的就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又说:“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 那末, 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他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又说:“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 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 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不可少的条件。”这两段话的意思说的就是“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讲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时,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交往形式、阶级关系对国家政权和法的决定作用,并且批判了国家政权创造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指出:“那些决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 即它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须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 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 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 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述了国家政权的转移和改变是由物质存在和个人的生活的变化引起的。他们指出:“实际上,不是国家由于统治意志而存在,相反地,是从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国家同时具有统治意志的形式。如果统治意志失去了自己的统治,那末,不仅意志改变了,而且也是物质存在和个人的生活改变了, 而且也只因为这一点,个人的意志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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