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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家孝道的法律化看护道德的限度
2015年03月25日 14:10 来源:《法商研究》(武汉)2013年5期 作者:屈永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原题:从儒家孝道的法律化看法律维护道德的限度 

  【英文标题】Seeing the Limitation of Law to Safeguard Morality from Legalization of Confucian Filial Piety

  【作者简介】屈永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 430073

  【内容提要】 自汉朝开始,儒家的孝道逐渐得到法律的认可与维护,维护的主要手段在汉朝为褒奖孝行典范,魏晋以后则发展为奖惩并用。但是,法律对高标准孝道的维护反而使得孝行从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蜕变成在道德外衣掩盖下的逐利行为,被褒奖的孝行充满矫饰、偏执与残忍。基于儒家孝道界定不孝的法律因守法与执法的成本过高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具文,付诸实施则助长机会主义行为和催生暴政。我国当前在个人的升学、就业、职务升迁等环节仍然存在大量褒奖道德典范的法律和惯例,有必要对其是否存在激发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进行审视与评估。法律应当尽量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而不是纵容乃至激发机会主义行为,这是法律维护道德的限度。

  【关 键 词】儒家孝道/法律/道德

  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引起了媒体人士的热议,热议的焦点在于该法第18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该条法律规定被媒体人士解读为“常回家看看”成为家庭成员的法定义务,但该义务脱离社会实际且不具有可操作性。这种批评其实是断章取义的,因而有失偏颇,因为法律规定原文的用词是“看望或者问候”,两种方式可选择其一。虽然经常看望老人对很多在异地工作与生活的人来说力不从心,但在通讯工具如此便捷和普及的当今,问候与自己分开居住的老年人不过是举手之劳。我国正在快速步入老年社会,在国家与社会的养老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和完善之前,家庭成员应当承担赡养老年人的义务,而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是赡养的应有之义。

  当然,媒体人的这次热议触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法律维护道德的限度问题。这也反映在我国当前,人们对厘清法律与道德界限的必要性正在逐步形成共识,对法律过度干预道德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如果我们能够以此为契机,对法律过度干预道德的各种表现及其危害有全面的认识,进而对当前相关的法律进行全面的审视与评估,那么,这次媒体人士对“常回家看看”法律规定有失公允的批评或许能够歪打正着。为此,笔者将以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孝道的法律化为研究对象,对法律过度干预道德的手段及其影响进行系统考察,以期为探讨法律维护道德的限度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儒家孝道法律化的历程概述

  在儒家的政治法律理论中,国与家、君与父、忠与孝是相提并论和相互贯通的,孝道为儒家礼教的基石。儒家主要从赡养和守孝两个方面来倡导与规范孝行,“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①也就是说,父母在世时,孝子对父母要毕恭毕敬,竭尽所能侍奉与赡养父母;父母去世时,孝子要表现出最大的哀伤来安葬父母,并以最虔诚的态度来祭祀父母。儒家经典对“顺”、“哀”、“敬”的含义及其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有详尽而明确的阐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相礼出身的孔子不仅特别强调为父母守孝对于彰显孝道和净化人心的重要意义,而且为如何守孝拟订了非常细致的礼仪规范。

  儒家经典中关于孝道的标准是儒家的理想标准,或者说是一个孝子努力的方向,然而,这一标准在当时不仅不是法律界定孝与不孝的标准,而且也没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甚至还招致了不少学派的反对与讨伐之声。墨家、法家都是先秦时期儒家礼教的坚定反对者。墨子尤其反对儒家丧葬之礼的繁文缛节和劳民伤财,并对其进行了深刻揭露与猛烈抨击。②法家不仅指出恪守儒家孝道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且还对治国应当厘清道德与法律之间界限的必要性进行了有力论证。“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而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③。

  由此可见,儒家的孝道离付诸实践在先秦时期尚有很大的距离。虽然自夏朝以来严惩不孝是法律一贯的精神,但是,直至汉朝,包括出土文物在内的所有史料表明,法律规定的不孝只是针对不尽赡养义务以及恶意侵害父母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的行为而言的,这些行为大致包括杀伤、殴打、辱骂、告发父母以及不尽赡养义务或父母到官府控告子女不孝,法律惩治不孝所坚持的标准大致是一种为社会普遍认同并遵守的底线道德。

  从汉朝开始,儒家的孝道逐渐得到法律的认可与维护,维护的主要手段在汉朝为褒奖孝行典范,魏晋以后则发展为奖惩并用。

  汉朝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在意识形态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此同时,法律也开始对孝行典范予以褒奖,褒奖的措施大致有三种:提供仕途上的便利、进行物质奖励和赐予荣誉称号。两汉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是察举,孝行典范是察举的重要对象之一,汉武帝创设察举孝廉的科目,至东汉,孝廉成为察举最主要的科目。由于为官需要政治才能,因此纯粹因为孝行卓著而被举荐授予实职的民间人士在两汉并不多,两汉的孝廉主要从中下级官吏中察举,其中“举孝者少而察廉者多”。④孝行与仕途最密切的关联在于对现任官吏的考核中,孝行典范往往可得破格提拔。进行物质奖励的方式主要有免除全家的徭役与赋税、直接赏赐财物。赐予荣誉称号虽然属于精神上的褒奖,但实际上物质利益大于精神利益,这是因为,在权力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被国家赐予荣誉称号的人在谋求自己利益、避免他人或官府侵害等方面有诸多便利,由皇帝赐予的荣誉称号更是如此。汉朝法律褒奖孝行典范的基本精神与主要手段为后世各朝代所沿袭,鉴于各朝代褒奖孝行典范的法律主要以诏令的形式发布,庞杂而零散,且基本精神和内容与汉朝褒奖孝行典范的法律大同小异,笔者就不再赘述。

  在惩治不孝方面,汉朝法律界定不孝所采用的标准仍为底线道德,基本上都是基于对父母的现实侵害而言的,同时也没有规定为父母守孝的法律义务。⑤自魏晋开始,法律的儒家化全面展开,并于唐朝得以完成,其中在惩治不孝方面,法律逐渐吸收了儒家孝道的许多内容,下面以唐律为例对此进行简要阐述。

  唐律将不孝行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恶逆”,包括殴或谋杀祖父母、父母以及夫之祖父母、父母,犯者处以死刑。二是“不孝”,《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其中,诅詈祖父母、父母者处以死刑,对其他行为的处刑从流刑到徒刑不等。“恶逆”与“不孝”属于“十恶”之罪,为常赦所不原。三是非“十恶”的其他犯罪,包括:子孙违犯教令、府号或官称犯父祖名讳、父母或祖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子孙作乐、居父母丧生子或兄弟别籍异财、居父母丧不解官或求仕,⑥犯者处以一年到三年不等的徒刑。在唐律界定的上述不孝罪中,恶逆、告言或诅詈祖父母父母、供养有阙是对汉朝及以前法律的继承与发展,而其他各种不孝罪基本上是魏晋以来儒家孝道法律化的结果,不仅大大扩充了父母在世时子女的义务,而且增添了为父母守孝的义务。唐律惩治不孝的精神与具体内容为后世法律所继承。⑦

  儒家的孝道从一家之言到普世价值,法律对其维护的手段从褒奖到奖惩并用,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要从理论上维护与君权相通的父权。君主是上天的儿子,同时又是天下臣民的父母,君权的绝对化必定会要求父权的绝对化,并以国家法律来加以维护。而深层的原因则是要在实践中建立有利于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强化孝道可以通过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来消除人们犯上作乱的野心,“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⑧强化孝道还可以让家族更好地承担自我管束和救助的义务。“从家法与国法,家族秩序与社会秩序的联系中,我们可以说家族实为政治、法律的单位,政治、法律组织只是这些单位的组合而已。这是家族本位政治法律的理论的基础,也是齐家治国一套理论的基础,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⑨

  对于如何倡行儒家礼教,孔子有过明确的论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⑩由此可知,孔子倡行礼教的思路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通过统治者自身的道德感染力和言传身教来使民众心悦诚服与景仰仿效,从而塑造民众以违法乱纪为耻的道德信念。相反,如果统治者对民众“导之以政,齐之以刑”,那么,这种作法虽然能够迫使民众苟免于犯罪,但无法塑造民众以犯罪为耻的道德信念。汉朝以来儒家孝道的法律化走的恰恰是孔子极力反对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路线,其对道德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不幸被孔子言中,笔者接下来将分别从奖与惩两个方面对此予以考察与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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