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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逻辑
2018年12月17日 23: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蔡昉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很多方面看无疑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性质,同时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中国作为一个经历过经济发展诸种类型和阶段,依次解决了一系列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样板,成为一个关于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的经验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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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很多方面看无疑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性质,同时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中国作为一个经历过经济发展诸种类型和阶段,依次解决了一系列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样板,成为一个关于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的经验宝库。因此,从事中国研究的经济学家,也有责任成为这一成功故事的讲述者,将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对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话语转换作出应有的贡献。

  改革开放的逻辑与过程

  根据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在体制上需要解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配置问题,因此就要涉及机制问题、信号问题、效率问题和激励问题。从一个不能解决上述问题的计划经济体制出发,启动最初的改革需要突破的障碍颇多,要在政治上可行和实践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改革给劳动者、微观单位和社会带来收益,才能形成发动改革的基本动机。第二,这一改革不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抵触,即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第三,这一改革潜在地发动起一个关键的变革齿轮,由此推动逻辑链条上其他领域的改革。不过,从事前的角度看,最后这个条件往往是不可知的。

  农业中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提条件。这一改革一举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劳动和经营激励问题,并且在农户获得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相应赋予和逐渐扩大了他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权。

  概括而言,作为城市经济改革核心的企业改革,主要沿着三条主线进行。第一,从赋予并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逐步构造有活力的经营主体,最终落脚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改造。第二,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第三,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抓大放小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国有企业提供了竞争压力和经营动力。

  在农户和企业的激励机制逐渐形成的情况下,还需要有正确的市场信号,才能真正确立它们的市场主体地位,以及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重新配置。也就是说,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改革任务,必然是通过发展产品和要素市场,矫正扭曲的价格信号。从产品的计划定价到市场决定价格,从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到市场自由交易,从生产要素的统一配置到通过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所有这些关键性的变化都是通过双轨制形式,即计划轨道与市场机制的渐进式过渡,以及前者与后者的消长实现的。

  通过上述符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逻辑的改革历程,逐步建立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和市场配置机制,并形成了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但是,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改革,都可以看作是围绕上述基本逻辑,随着改革进程中新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并得到应对,进而在相关的领域、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推动和完成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或政府与企业和市场关系方面的改革。总体来说,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转而承担通过再分配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不过,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在很长时间里体现在地方政府之间推动地方GDP增长从而财政能力增长的竞争。这种政府作用方式对于把改革形成的激励转化为增长速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政府过度介入直接资源配置、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负面效果。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职能越来越多地转向履行促进教育发展、加强社会保护、维护市场秩序、宏观经济调控等公共品供给的责任。

  对外开放与上述经济改革过程,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推进逻辑上的一致性;(2)在时间上是并行不悖的;(3)从效果上看是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4)推进方式是相同的,即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计划经济手段下所有的资源动员潜力用尽的背景和条件下启动的。作为一般性的增长条件,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以及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起的超出同等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都只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开始得到释放,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正是中国经济具备了这种潜力,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兑现人口红利,可以形成较高的潜在增长率,进而实现较高的实际增长率。如果不是囿于某种经济理论教条,就不应该无视中国40年所经历的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及分享的过程,也没有道理否认这一实践是完全符合经济学逻辑的。

  发展新阶段与未竟的改革任务

  回顾改革开放和发展历程,把成功的经验甚至不尽成功的教训抽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和转型理论,不仅是理论创新的需要,对于判断当前发展阶段,认识改革面临新任务的性质也十分必要。多数经济学家承认,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历程中,主要进行着两个重要的转变——在体制模式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增长类型或发展阶段上,从二元经济发展向新古典增长转变。在现实中,与这两个过程贯穿在一起的,同时还发生着一个快速的人口转变,即从高生育率阶段到低生育率阶段的转变,并持续稳定在后一阶段,带来诸多新的变化。

  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改革不断为生产要素积累和有效配置创造恰当体制环境,从而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迄今为止,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都是顺应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制度需求而提出并得到推动的。审视当前和展望未来,改革的重点、难点、推进方式甚至取向,也应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一方面,随着中国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向生产率驱动;另一方面,越是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臻于成熟、定型的阶段,改革的难度将会越大。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进一步改革面临着若干难点。首先,在改革不可避免对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的情况下,会遭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和干扰。其次,在形成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竞争环境过程中,部分劳动者和经营者会陷入实际困境。最后,改革的成本承担主体与改革收益的获得主体并非完全对应,从而产生激励不相容的问题。面对这些难点,应该利用改革红利,使改革尽可能具有卡尔多改进的性质,包括对建立新体制需要的财政支出责任进行重新划分,以及对受损当事人的必要补偿,特别是对劳动者进行社会政策托底。这既需要坚定推进改革的政治决心,也需要发挥妥善处理矛盾的政治智慧。

  很多研究表明,改革与不改革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例如,切列穆吉姆等人的研究,把1978—2012年期间和1966—1975年期间的经济增长表现,分别作为改革或不改革的参照情形,对2050年中国经济增长做出模拟,表明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而且,总体来说,改革与增长不是一种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trade-off),改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明显效果。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逻辑表明,改革红利终究会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例如,蔡昉和陆旸探讨了户籍制度、国有企业、生育政策、教育和培训体制等领域改革可能带来的诸如提高劳动参与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力资本等效果,发现这些效果预期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改革的顶层设计,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现实的改革成本,以及分享预期的改革红利。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沿着报告指引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一定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梁华 摘)

作者简介

姓名:蔡昉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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