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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法
2018年12月20日 10: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利明 易军 字号
关键词:法典;改革开放;法律;中国民法;立法机关;

内容摘要:回望中国民法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民法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政治、经济与伦理的变迁史。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民众竟普遍地不知民法为何物。

关键词:法典;改革开放;法律;中国民法;立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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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经济的起飞与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剧烈变化。作为社会制度的一环,中国民法自然也不例外。回望中国民法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民法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政治、经济与伦理的变迁史。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民众竟普遍地不知民法为何物。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提出要建立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在中国民法的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为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规划明确将制定中国民法典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成的标志。作为新中国第四次民法典编纂运动的阶段性成果,“民法典草案”亦于2002年由立法机关向社会公布。在此背景下,民法作为部门法的独立地位终获确立,并取得长足发展。

  人的私法主体地位逐步确立

  现代人具有双重身份——“私人公民”(private citizenship)。一方面是私人自治的主体,由此组成了一个市民社会的体系;另一方面是一个政治自主性的主体,参与国家政治的组织运作。前者为市民身份,后者则为公民身份。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成员的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但其私法主体资格却一直未得到立法的确认。随着《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法律逐步颁布,社会成员的私法主体地位逐步得到法律的确认。

  私法自治基石性地位奠定

  私法自治,是指个人得依自己意思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重农抑商等思想的影响,民事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受到极大压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私法自治在民法中的应然地位也逐步得以确立。对私法自治的肯定是人的私法主体地位确立的必然要求,与私法自治的确立相伴随的是自己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外商投资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这些都是自己责任具体的法律体现。

  私权保障体系初步建立

  法治的核心是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一个社会的私权保障体系越完备,表明其文明程度也越高。在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不仅个人的私法主体地位受到压抑,而且其私权也得不到任何有力的保障。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法制不断进步,民法对私权的保护也逐步完善。《民法通则》第一次在法律上规定了人格权制度,还确立了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民法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使社会成员逐渐获得对社会财产的私法性权利。这不仅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制度前提,而且也奠定了市民社会的法律基础。

  民法的科学性获得长足发展

  在中国民法发展的过程中,其科学性与形式理性的程度日益增强。具体而言,民法更注重使用抽象、纯粹、技术性的概念,强调概念在抽象程度上的层级性,追求规则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并最终希望借组成要素的逻辑关联与层级区分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技术性概念的使用上,立法采纳了“物权”概念。在规则之间的关联性上,可以以抵押与质押之间的关系、欠缺有效要件合同的三分、无权代理的类型化等为例。在法律整体的统一性上,“统一”《合同法》不仅在具体制度上整合、协调了以往三部单行合同法中发生矛盾、冲突的规范,而且在立法体系上结束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创了合同法“一统天下”的时代。

  民法的中国元素日益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民事立法不仅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进行制度设计,而且还在广泛借鉴两大法系有益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大量的理念和制度创新。在制度构造上,《民法通则》开始的一系列民事法律日益呈现出一些中国元素。此外,《物权法》所规定的公私财产平等保护制度、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确立独立的空间权等亦为明证。这些具有中国元素的法律制度,促使中国民法获得长足进步。其中,立法机关对立法民主性的注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立法机关开门立法、民主立法,最大限度听取民意,缩短了法律与社会成员的距离,其实就是一个法律的普及过程、法律的认知过程与法律实施的准备过程。这为中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是个人生活的百科全书,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今后民法典的制定也应当广开言路,吸纳更多的民众参与立法的讨论,凝聚最大程度的社会共识。

  民法形式理性化

  近代以来法律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实质”理性发展到“形式”理性、法律中的形式性逐渐呈现并取得支配性地位的过程,自主性的特征尤其关键,正是它使得“法律秩序”成为一种形式性的规则体系。在当前价值多元的开放社会中,除了应遵循一些业已达成共识的价值观念外,立法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内在价值判断作出不同的价值选择。一旦立法者选定了某种主导性价值,就应将这一价值取向一以贯之,不要动辄创设例外,或者随意扩张其他价值的适用空间,否则就会加剧价值之间的冲突。虽然人格尊严、私人自治等价值观念在中国获得普遍的弘扬,但民法在落实这些价值方面仍有若干可议之处。“法典不可能没有缝隙”,囿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与法律的滞后性等原因,法律漏洞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公私法相互独立乃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因此,“公法的归公法,私法的归私法”。除非为实现规范目的所必备,私法中不应容留公法规范。现行民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公法规定泛化的问题。当然,或许有学者会提出,对上述部分立法瑕疵,裁判者可以通过运用各种法律适用的规则来竭力化解,不过,这显然不能成为立法者于民法创制之际无视法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遁词。作为理性法首要的内在要求,规则的内在一致性并不是针对法律的高标准,它其实是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所应普遍具备的一项基本标准,是一项底线的要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经验,不在逻辑。这句话对裁判者或许管用,但对立法者而言,民法的生命当然就在逻辑。

  法典化与民法的开放性

  价值是法律的灵魂,任何法律规范都要体现和保护一定的价值,在整个民法领域将该价值贯彻下去,使得围绕着其核心价值形成协调一致的价值体系,由此建立民法的内在体系,即实现法律原则的内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民法典通过兼顾、维护与上述价值形成冲突的其他价值,从而使整个社会能够维持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法典化实际上就是体系化,体系是民法典的灵魂与生命。民法典可通过体系的构建消除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冲突、抵触与矛盾之处,确保民法的确定性与行为结果的可预测性,建立单行法之间的逻辑关联,实现民法整体的统一性。只有通过制定民法典进行系统整合,才能建立民事法律整体的统一性。在法典化实现后,就可通过民法典总则来统辖上述民事单行法与商事特别法。法典都具有全面性或完备性的特点,将同一领域同一性质的法律规范,按照某种内在的结构和秩序整合在一起,能够覆盖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从而为市民社会中需要法律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提供基本的法律规则。法典化不同于一般的立法在于法典体现了各种有效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通过法典化竭尽所能实现对民事基本制度的全面规定,可以有效减少民事领域的法律漏洞。消除各种法律渊源的冲突和矛盾,促进私法规范的统一。

  制定一部形式理性的民法典,保持民法渊源的开放性,处理好法条抽象性与具体性的关系,在民法典中架设必要的管道,实现私法与公法的接轨与沟通。只有这样,才可既维持其自主性于不坠,又可实现国家干预的政策目标,使得其与政治经济体制的其他部分不仅可和平共存,更是相互包容。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民法逐步繁荣发展的30年,也是民法的理念渐次增强的30年。近30年来中国民法的实践,就是一个价值重拾与规范重建的过程。其间,民法的形式性逐步累积,科学性亦逐步增进。虽然中国民法最近30年的发展之于西方民法几百年的发展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观诸中国仅以30年之功即获西方社会百余年发展之所成,引致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巨变与进步,其成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小觑的。确立人的私法主体地位,注重保障人的尊严、意思自治,稳步推进民法的科学化、体系化等,这都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法的历程留给我们的丰厚而宝贵的遗产。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冯馨慧/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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