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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
2018年12月19日 08: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龙宗智 字号
所属学科:法学关键词:司法改革;相对合理主义;公理化

内容摘要:中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并进而促进社会公正。至于如何变革,笔者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总体上只能放在社会大系统内,采取司法内外互动的方法,因而只能是条件论的、渐进性的、改良的,也就是说,应当奉行“相对合理主义”。对法律公理性和普适性的承认,使我们承担了一种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义务,即在本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在充分注意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应以公理性法律原则为立法和司法的前提和长期目标,通过切实推进司法改革,使立法与司法同普遍的法律准则逐步一致起来。法治的推进与司法的改革,还面临一系列制度的设置问题。我国法治的现实与现代法制及司法建设的合理性标准,尚存在两方面的差距:一是制度的层面,制度保障的问题亦未解决。

关键词:司法改革;相对合理主义;公理化

作者简介:

  中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并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为此,需要进行一系列合理化变革。至于如何变革,笔者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总体上只能放在社会大系统内,采取司法内外互动的方法,因而只能是条件论的、渐进性的、改良的,也就是说,应当奉行“相对合理主义”。

  一、理论前提:公理化思想 

  相对合理主义并不意味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它的理论前提,是承认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的基本准则。

  对于司法制度基本准则的普适性质,近年来已形成相当的国际共识。这方面实际运作状况表明,对公理性准则的尊重已成为普遍的趋势。普遍准则的提出和确立,是近代理性主义旗帜下制度合理化,即诉讼合理主义的产物,同时它又与超越任何实证法的自然法思想有关。普遍准则直接反映人类在社会规制方面的价值合理性要求,如任何人不受非法的逮捕和审判,不受酷刑和其他非人道待遇;同时也反映基于普遍经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技术合理性规则,如司法独立。

  然而,公理性法律原则的普适性是相对的。这是因为:

  第一,法律多元是一种不能忽视的现实。本文所称的法律多元,首先是一种法律价值观的多元,即不同社会的人们对于不同法律价值的意义认识不同,进而由不同的价值等次排列形成的价值体系。

  第二,作为基本准则,应当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指导规范。也就是说,作为基本准则,即使有时被称为“最低限度”标准,也仍然具有执行的上限和下限。只要不背离其质的规定,在化为具体规则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样式。

  上述两个原因,即法律多元和公理的包容性,使得普适性原则为适应不同社会时势会演化为具有不同特征的规范体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我们不能削足适履,不顾本土状况而完全根据某类西方国家的模型来塑造中国的法治;另一方面,承认法律多元并不能否定公理的一元性,承认基本原则的包容性和弹性并不能否认其质的规定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不应当用来作为某些不合理现象存在的理由。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对法律原则公理性和普适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我国对国际法律和司法准则的正式确认可为其标准。对法律公理性和普适性的承认,使我们承担了一种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义务,即在本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在充分注意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应以公理性法律原则为立法和司法的前提和长期目标,通过切实推进司法改革,使立法与司法同普遍的法律准则逐步一致起来。

  二、理论出发点:条件论 

  相对合理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应对理论,其理论出发点是我国法治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法治初级阶段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支撑通常所谓现代法治的某些基本的条件还很不充分。我国尚不具备支撑现代法治的社会结构。由于我国的法治缺乏这种社会结构的支撑条件,我们的法治战略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予以推进,关于法律与司法的改革也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思考。这可以称为一种“变形虫式的思维方式”,即在一定时段内以某种方式变通某些基本准则却不藐视它的公理性权威,随着条件的具备再进一步实现该普适性要求。

  法治的推进与司法的改革,还面临一系列制度的设置问题。例如,由于缺乏自治性制度背景,司法独立至多是一种技术性独立,而且这种技术性独立因缺乏体制的保障必然是不充分的。由体制和文化所决定,在社会规范体系中的法律至上以及在司法体系中的审判至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难以确立。这种状况必然影响到法律制度的设置方式和实施状况。缺乏知识化的、具有高度职业道德水平的法律家群体,是法治主观条件不足的表现。现代法治的技术化与精密化以及行为主义特征,使法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司法官员的操作,因此,法治主观条件的不足必然扭曲法的实施方式,损害法的实施效能。

  上述问题还直接、间接地牵涉一个影响法治的根本性问题——经济资源。现代法治秩序的维持,司法制度与程序的运行,高素质的司法官员的造就,需要相当的成本。显然,中国建立现代法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此外,虽然国人对法律的原则、社会治理的方略以及国家的现状有了相当的认识,但无论是认识本身还是解决方案,仍然缺乏一种充分的理性精神。法治的推进者和司法的改革者除了遇到各种客观限制外,还受到各种非理性的主观制约和羁绊。这将使法治进程更加步履艰难。

  任何社会目标的实现均有赖于相关社会条件的成熟。目前,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在于支撑制度的条件未具备。我国司法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逼迫而采取一些不尽合理的方法,以求保证大致的结果合理性。而改变这些不合理或不尽合理的做法,有待于一系列条件的具备。

  应当看到,在一定条件的支撑下,制度对于条件也有一种反作用,法制对条件的超越都具有某种积极的作用,也可以视为是有效率的。然而,就制度拉动而论,应当注意:第一,制度拉动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在制度与相关社会条件距离不太大的情况下,制度“先走一步”才能对社会条件产生一种正向的拉动作用。第二,即使是“先走一步”,也并非完全是正向的效应,很可能要付出一定程度的制度无效率的代价。第三,我国立法的“先走一步”实际上已成普遍现象,因此主要问题不在于要无条件地提倡“先走一步”,而是要充分注意法制运行的条件问题。我国的立法速度并不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突出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及有法难依。我国法律实效性不足的基本原因就是现代法相对于社会条件的超前性。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法律超前问题应当十分谨慎。

  三、方法论本体:相对合理的思想 

  我国法治的现实与现代法制及司法建设的合理性标准,尚存在两方面的差距:一是制度的层面,制度保障的问题亦未解决;二是在实践的层面,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更为突出。虽然各国都存在制度上的法和实践中的法(活法)的差距,但从我国司法状况看,制度法与实践法的差距过大。至于如何缩短这一差距,切实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实施司法改革,笔者认为,目前情况下,法治推进和司法改革只能采取一种渐进的、逐步改良的方式,即“相对合理主义”。所谓“相对合理主义”,是指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法治环境中,在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下,无论是制度改革还是程序操作,都只能追求一种相对合理,不能企求尽善尽美。具体说来,这一思想主要由以下几点支撑:

  1.渐进论。法治取决于条件,而条件的具备不可能一蹴而就。制度背景、文化与观念、资源条件等,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可能实现重大的转变。对这种渐进性的简便量度标志和说明方法是时间。

  2.较好论。对制度的改革和操作的改善,不能企求尽善尽美,只能要求相对合理。改良的方式是唯一可行也是切实有效的方式。

  3.从技术到制度。力求使每一个司法技术问题趋于合理化,从而由一块块合理化之砖而奠定司法大厦的合理化基础。同时,这种合理化的操作也能改造和培养法律操作人员,使他们逐步地理性化。

  四、应用关键:分寸的把握 

  相对合理主义在实际运用时的难点和决定其作用正负的关键,在于分寸的把握。那么,如何把握改革的分寸呢?就立法层面,可注意两点:

  第一,经综合判定的合理度。所谓合理度,主要是从法理合理性上分析,某一制度设置合理或悖理的程度。这种程度把握是一个综合判定的过程,即根据制度内各种类型的操作人员、制度外的观察者与监督者的直接感受和理性分析,同时参照一般认可的公理性标准,进行综合性判断。

  第二,经分析验证的执行度。所谓“执行度”,是指某项制度可能被执行的程度。再好的制度如果基本难以执行也会失去效用。制度超前的限度应当是: 保证制度基本能够执行,或者大部能够执行。

  司法操作中的分寸把握也很重要。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法律要求与执法现实之间存在十分复杂的冲突,然而,我们的各种法学和司法理论,并未为解决这些现实矛盾提供合用的手段。实践与理论之间明显的脱节现象,显示出理论的苍白甚至虚伪。相对合理主义力图用一种以多元性为特征的低调理论,来为实践提供某种“相对合理”的思路。其要点包括:

  一是多元的问题视角。视角的多元,首先意味着在实践的理念上不要求过程和结果符合某种单一标准,而是要求在特定时空及各种因素制约下,具有实际可行性和尽可能的合理性,也就是采取相对合理的操作方法和评判标准。其次,还意味着在严惩某些恶劣的违法行径从而宣示法律正义的同时,对某些“善意的”、不得已的技术性违规行为,在充分注意分寸把握的情况下持一种理解甚至适度宽容的态度。

  二是灵活的“弹性”措施。主要是指:其一,在执法权的运用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手段使用上尽量利用现有法律的规定,在情势要求时将权力运用到最大限度。其二,对可高可低的处理、可这可那的斟酌,为了大局和长远利益,审时度势,可以有适度的妥协。

  三是严格的“底线”控制。灵活与妥协对行为规范的影响,应限于迫不得已时在某些技术性的、非根本性的规范上作特定方式的变通。为了维系法的正当性,决不能使实际运作跌落于底线之下。简言之,司法行为的底线是基本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这是无论何时均应给定的一个限制。否则,相对合理主义就成了无原则的庸俗实用主义,而法律正义不存,法治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根基。

 

  (龙宗智,1954年生,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时晓莉/摘)

  

作者简介

姓名:龙宗智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职务: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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