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韵新妍：赋学研究的文化意义

许结

　　赋学研究自西汉初年肇端，迄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后，赋学研究又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新景观，除了层出不穷的学术论文与专著，还有大量的硕、博士赋学论文。自1990年以来，相继召开了十一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使赋学研究成为当今国际汉学的重要内涵。进入新世纪以来，赋体创作的繁荣与赋体研究的交互，更集中反映了赋体复兴蕴含的现实意义，其对当下文化建设的意义与价值，也值得思考。

刘振书《洛神赋》   本报记者 李永杰/供图

　　国人脸面：

　　赋体文学的文化意识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文体，赋以“一代文学之胜”雄踞汉代文坛，但却在20世纪前数十年受冷遇，这也造成了研究的“空白”。于是，近30年的赋学研究形成一种强势回归，在学科建设的发展情势下，赋的研究有了较突出的贡献。由此引申于文化意识的观照，再解读赋学研究对文化建设的献益，这又必然超出纯粹“学科”的范畴，而具更为广远的意义。有人曾问笔者，千百年来人们为什么钟情于写赋，笔者戏答：是中国人的脸面。这首先要了解有关赋的三点知识。

　　第一，赋是什么？班固说“多识博物，有可观采”（《汉书·叙传》），刘勰说“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魏收说“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其中的“博物”、“包容”与“才学”，为任何文体均不及。我们阅读古赋作品，其描写游猎、藉田、朝会、祭祀诸典礼，彰显的无不是“天子礼仪”，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形象”。

　　第二，赋做什么？历史上赋家是第一代冠以作者姓名的文人，赋成为文学具有独立性的最初存在。它之所以受到历朝的重视，诚如班固《两都赋序》中所说，赋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与“抒下情而通讽喻”。换言之，赋这种描绘性的文体，最能够宣扬国家的成就与美德，并将民众的需求抒写出来以达上听。比如，汉大赋多为当时宫廷的“语言文学侍从”所献，与其礼乐制度的构建切切相关，这正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化”精神。

　　第三，赋观什么？这主要突出于两方面，即观才学与观风采。自汉人开启的“献赋”传统，赋作为国家的正统文学，始终成为考察文化人“才学”的标准，这发展到唐宋以后科举“考赋”，形成“诗赋取士”制度，赋既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需求，又成为与国家文制结合最紧密的文体。同时，由于赋兼才学，其又成为外交使臣国际间交流的文学窗口。例如，明朝湛若水出使安南，董越出使朝鲜，分别有《安南》、《朝鲜》赋作，至于高丽使臣来中国求购《二京赋》，桑悦因无人创制而感羞愧，于是奋笔铺藻，赋写好卖给了高丽人。赋的宏阔与典雅，成为古代外交使臣的修养，是面对外宾的光华，也是中国文明与风雅的一体显现。

　　合此三点，正契合我国古代的“礼乐”、“科举”与“宾仪”制度，古人“治赋”（研究赋），或重其“体国经野”的气象，或重其“音律合度”的技法，与此相关。

　　赋之当下文化价值思量

　　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重构“中国形象”，包括强大、富足与文明。而我们研究自古迄今的“中国赋”传统，尤其是以汉人创作为代表的“闳衍博丽”的大赋，彰显的是一种宏大的气象。这其中又有三大内涵：分别是“一”，即统一。例如历代京都赋的抒写，无不赞美“王道”、“汉京”之德教一统，其中如清人创作多篇《台湾赋》，归心王化，就是例证；“治”，即王道政治，赋家讴歌的“文德既昭，武节是宣”（张衡《东京赋》），实为典型；“和”，即治礼社会，所谓“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班固《西都赋》），统一政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得到艺术的体现。

　　当今中国的文明，在于责任的担当，更关键在“文雅”人生的毓养。由于近代中国耽贫积弱，强调“事功”与唤起“民众”成为一时最突出的文化责任，落实到文学及研究，也多倡导“乡土”与“俚俗”，日积月累，渐渐淡褪了传统文学的“雅”的精神。而赋体恰是雅文学的典型，所以由先秦“赋诗言志”延展而来的“献赋酬酢”，表现的是士人的文雅与外交官的风范。当前的城市、区域、楼堂、景点，也还多以“赋”彰显其美，这也算对社会风雅的崇尚。

　　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根源于教育，培养怎样的人与采取怎样的方法，古今不同，但其中也有值得借鉴者。治赋学者，对古代的“献赋”与“考赋”必然关注，然为什么以考赋为考功，其价值如何，质疑亦多。但古人选才，技能培训主要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完成，而“科举”取人，要在文化知识基础上，重视才学的考查，所以古人说“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孙何《论诗赋取士》）、“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遍读《五经》”（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因为赋兼才学，饱学方能为赋，通过研究赋体的这层功用以及典型示范，其对当下唯“分”是举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思想，不无鉴戒。

　　略举三端，已溢出学科建设即“古典文学”教学之外，算是笔者对赋学研究之于当下文化建设之意义、价值的零碎思考。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赋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