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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互鉴·展望:地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实践传承 ——首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论坛
2019年12月10日 11: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是我国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方文化的两大主流,在发展历史上交互影响,并具有开放性、进取性的共同特点。为探讨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特点,挖掘和利用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中的固有优点,激发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筑牢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根基,上海市社联、广州市社科联和华南师范大学将于2019年 12月 13日在广州共同举办首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论坛。身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充分重视传承和弘扬江南文化、岭南文化和海洋文化深厚的历史人文资源,挖掘和利用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固有优点,发挥其当代价值,进一步推进江南文化、岭南文化与海洋文化的汇通互动交融互鉴,面向世界,与时俱进。

关键词:江南文化;岭南文化;广州;上海;文化与;形成;发展;本土;中华文化;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

  中国幅员辽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因各地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从整体上看,大体可归为南北两大系统: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南方文化。在南方文化中,又存在长三角的江南文化和珠三角的岭南文化等众多分支。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是我国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方文化的两大主流,在发展历史上交互影响,并具有开放性、进取性的共同特点。由于地域特点、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两大文化在文化表现上无论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建筑风格、习俗风尚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征。

  文化因交融而发展,因互鉴而丰富。为探讨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特点,挖掘和利用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中的固有优点,激发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筑牢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根基,上海市社联、广州市社科联和华南师范大学将于2019年12月13日在广州共同举办首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论坛,从而推动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互鉴,以更好地发挥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现刊发部分与会专家论文摘要,以飨读者。

 

 

  中华文明中的江南文化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葛剑雄 

  江南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就已与中原地区连成一体,春秋战国期间是吴、越、楚的疆域,秦统一后一直置为郡县。吴越争霸并扩张到中原,楚国东扩至春申君封于吴,江南地区已全面接受来自中原的华夏文化。但直到西汉初年,江南还是经济、文化的落后地区,政治上的边缘区域。“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由于当时气温偏高、降水量大,加上沼泽低地遍布,原始植被尚未清除,丘陵山区尚未开发,中原人士视江南为畏途。直到东汉前期,负责督察江南地区的扬州刺史还不敢轻易渡长江。

  汉魏之际,逃避战乱或投奔地方割据政权的士人迁入江南,其中有些人就此定居。永嘉之乱后形成空前规模的南迁,并且一直持续到南北朝中期。由于东晋与南朝都以建康(今南京)为首都,江南地区相当于“昔之三辅”,因此成为包括皇族贵戚、世家大族、文武高官、士人名流的主要定居地。至南朝后期,江南当地人在政治和文化地位上已打破北方移民集团的垄断,江南也因兼容二者而成为南朝境内的政治和文化高地。

  安史之乱后的人口南迁持续至唐末五代,定居地区虽然日渐扩大到江西、湖南和岭南,但江南依然因地理优势和交通便捷而成为移民的主要定居地,特别是其中的上层和富裕移民。

  靖康之难后的南迁一定程度上重复了永嘉之乱后的南迁模式,并且更加强了江南的地位。由于交通条件和军事、政治态势的影响,此次更大规模南迁的主流是由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迁往东南地区。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使江南成为政治中心。由于宋金之际、金元之际北方遭受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直到明初亦未能恢复,南方与北方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越拉越大,再未逆转,而作为南方核心的江南的优势从此确立,保持至近代。

  明清以降,江南已成人文渊薮,人才辈出,科甲鼎盛,三鼎甲人数居全国首位。在学术、文学、艺术、音乐、戏曲各方面,江南均居全国前列,江南文化的综合优势地位在华夏文明区中已难撼动。一个最新例证是,以市(地)级行政区籍贯或出生地统计,两院院士中以苏州市居首位;以省级行政区统计,江苏省、浙江省居一、二位。

  自然地理条件的变化有利于江南的开发。西汉以后,江南的气候由湿热变得温和,多数地方更为宜居。而一次次外来移民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运河将密集的天然水道连成网络,使江南拥有机械交通工具出现前最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粮食、经济作物和天然资源为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和商品,密集的人口、富庶的生活和便利的水运造就繁荣的市镇和发达的市场。一般认为,在唐宋间中国经济的重心已经南移,对此结论或有争议,但要说到宋代江南已成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则是毫无疑义的。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原文是“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见范成大《吴郡志》)的出处虽见于南宋,但对江南、特别是对苏州、杭州的赞誉在唐朝后期已盛行。这固然离不开适宜的自然环境,更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当时,主要是农业生产和城市的服务行业。到了南宋初,就有了“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说明苏州和常州已是南宋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苏州、常州的丰收就能保证南宋的商品粮供应。随着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松江府逐渐成为棉布的主要产地,以至有“衣被天下”之称。

  明朝中期已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说明全国商品粮的基地已转移到湖广(今湖北、湖南),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常、苏松经济地位的下降。发达的商业、手工业和不断创新的服务业产生了更多财富,使苏州人不仅能购买商品粮,还能获得丰富的商品和商业服务。“苏松赋税半天下”的说法虽不无夸张,但“苏松赋税甲天下”、其赋税额度所占比例为全国最高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明朝留下的各种赋税钱粮统计数字看,苏州府、松江府承担的赋税额度和实际上缴的米麦钱钞,一直是全国最高,而且也远远超过了两府的田地、人口在全国所占的百分比。但苏松的官绅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准不仅不低,还是相当富裕舒适的,这应该是得益于当地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发达,还有农业以外的财富收入的缘故。因此可以说,到明清时期,江南的物质财富也已居于全国之首,与此相应的商品经济、文化产业、服务行业、市场意识、工匠精神、商业文化、饮食文化、市民文化也得到发展和提升,大多为全国之最。

  1843年上海开埠,并迅速发展为中国与东亚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国际都会。江南为上海提供了最多的人力资源和资本,上海为江南人才、资本和江南文化提供了发展空间和通往全国、走向世界的途径,江南文化也成为在上海形成的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的重要源泉。江南传统文化中的重信然诺、商业道德、精益求精与西方的法制意识、商业精神、技术规范、管理模式相结合,形成有上海特色的职业道德、契约意识和工匠精神。近代上海成为中国开放性和现代化实验室,而江南就是这个实验室的延伸和扩展。

  江南文化植根于江南大地和中华文明,而江南文化的发展也丰富壮大了中华文明,并曾经在创新和开放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发挥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广东省作协主席,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 蒋述卓

  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中,广州如何构筑岭南文化高地,从而发挥引领作用,建成大湾区文化中心,打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成为当前广州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时尚创意推动建设活力充沛的岭南文化中心

  过去,我们一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想到的就是保护。而一旦保护就容易将其固态化,久而久之,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变成了一种“被展示”的文化。事实上,经过新技术的加入与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成为一种活态的文化产品,而且是具备创造性的文化,即使是在被展示的同时也可以是体验性的。在这一点上,故宫博物院的文化产业开发、顺德香云纱的重塑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与示范。

  时尚与传统这两个要素并不一定是对立的——传统借时尚而生成新的因素,时尚助传统而流行开去。比如,现代建筑艺术向传统寻求资源,并根据现实的要求创造出新的经典,同样会形成时尚。建筑师张锦秋设计的陕西博物馆,就是在吸收唐代建筑素雅大方的优秀传统上创造出的“新唐风”建筑。又如,在“广州手信”的设计上,使其如何做到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变成时尚的礼品,设计业还有很大的空间。未来,面临5G技术的到来,广州文化产业尤其是以网络技术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如何抢占先机,实现技术与时尚的结合,是需要突破的重点。

  以“文化+”“创意+”构建文化产业全方位合作格局

  广州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位和战略布局应具有全球化视野,以世界先进城市为标杆,借鉴伦敦、巴黎、纽约等城市的空间布局理念,做好广州的城市功能分区,突出文化的引领功能,打造区域文化创意典范,加强对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规划和引导,形成布局合理、互为支撑、差异发展的文化产业集群。

  广州还应依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沿趋势,深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产业和潜在产业,通过“创意+”“科技+”“金融+”融合路径,创新大湾区产业协作模式,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融合示范区。如广东作为网络文学的生产大省,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网络作家,同时,香港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生产基地,而佛山近年来也大力发展电影产业。广州可以借助不同城市的优势产业,共同建设中国网络文学与数字文化内容生产中心,推动网络文学与电影、电视、动漫、电竞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粤港合作,引领广佛同城的文化融合发展等,从而发挥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作中的核心引擎作用。

  此外,广州应借助联合国全球“创意之都”“设计之都”创建的契机,制定“创意广州”发展战略,形成从政策体系、产业布局、智库建设、人才集聚、平台搭建、资本扶持、氛围营造等全方位发展的战略格局,以创意引领、共赢共享、协作发展的思路深入研究大湾区各城市产业协作、跨界创新的可能性,从而推动广州建成全球创意设计中心。

  创新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全球文化中心

  近年来,广州的全球城市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在整体的国际传播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方面与北京、上海、香港等第一梯队仍存在差距。广州创建引领型全球城市,需要做好如下工作。

  第一,着力打造数字时代广州城市形象全球传播的系统工程。在媒介融合时代,广州建构“集国内外官方媒体、政府自媒体、企业自媒体、社会组织自媒体和公众社交媒体于一体的全球传播网络”,形成全方位对外传播的媒体矩阵,更需要设置议题,对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广州故事进行全方位覆盖,不仅要有官方的、主流的、宏大的声音,更需要民间的、个体的、微观的角度和故事,充分利用文化创意新业态、新形态、新经济的特点,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形象传播方面的作用。

  第二,推进创意时代多元主体参与全球人文交流的全新格局。创意文化时代,一方面,新技术推动下,全球人文交流变得更具个体化和互动性;另一方面,全球文化旅游业态的勃兴,使人文交流愈来愈民间化、商业化。在这种趋势下,广州应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文化宣传和交流模式,着力于营造不同国家城市与广州之间开展社会性、民间性文化交流合作的氛围,促使各种民间力量和组织成为推动广州对外文化交流的主体,在更广泛合作领域中寻找共同话题、共同语言、共同叙事模式、共同价值观,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第三,重点构建以资源配置为基础的全球文化交流产业平台。文化交流平台的建设,应着力于在文化资源全球配置中的枢纽和节点作用,推动各种文化要素、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源的集聚与整合,从而形成紧密的文化协作的内在动力。广州应以文化经济、产业协作和资源配置的思维,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文化交流平台打造工程,推动“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成为特色鲜明、产业集聚、效果明显的产业交易平台,扶持经过多年建设、具有较大国内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会展平台,如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羊城国际粤剧节等,推动这些平台开展与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产业领域合作,使其成为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进行全方位产业协作、文化交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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