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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治共享:城市治理中的网络机制 “互联网+城市未来”圆桌思想会系列第六期
2018年05月30日 12: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对广东提出的新要求,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局面。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公共参与的重要性,网络使城市居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更加丰富、便捷、高效,同时也拓展了社会治理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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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3日上午,以“共建共治共享:城市治理中的网络机制”为主题的“互联网+城市未来”圆桌思想会系列第六期在中山大学举行。会议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州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联合举办,广州大数据与公共传播重点研究基地承办,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协办。广州大数据与公共传播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陈梁副教授主持会议,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谭晓红,广东省委宣传部宣教中心主任王爱军,广州市政协委员罗枫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50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共同探讨了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时,如何发挥互联网的功能,如何拓展和引导健康、有序的社会治理模式等焦点问题。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对广东提出的新要求,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局面。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公共参与的重要性,网络使城市居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更加丰富、便捷、高效,同时也拓展了社会治理的主体。此次“互联网+城市未来”圆桌思想会通过搭建学界、政界、业界的交流互动平台,让与会嘉宾围绕城市治理中的网络机制等议题为广州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互联网和未来城市的有深度的精彩观点。

 

探寻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模式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何艳玲 

   中国城市治理与国家治理具有同构性。在城市治理方面,城市空间存在“去社会”属性的问题,集中体现为城市对土地社会属性的忽略。讨论共建共治共享和城市治理时,必须首先对改革过程中城市和土地所发生的实践变化进行精准分析。而明确城市空间区别于乡村和其他空间的最重要特征是土地的稀缺性和土地本身的资本属性,是分析城市和土地变革的先决条件。

  首先,城市化过程最重要的开始是土地征收。土地征收后,土地本身的资本属性不断增长,产生大量红利。

  其次,在社会分配层面,财政支出倾向支持生产性投入,如基础设施的投资,而支持生活性消费还需进一步提高。生产型财政支出结构和“利益相关者”不在场的财政支出过程,让这部分红利未能转化成相匹配的公共服务产出,教育、养老、医疗、保障房、环境等各类城市问题更为凸显。面对这些问题,各界人士应共同寻求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方案。

  就目前而言,城市治理变革的关键在于吸纳具有主体性、流动性、开放性的城市要素。主体性为如何优化公共决策过程,流动性为如何在城市里基于人口和家庭创新管理模式,开放性为如何将垂直的决策体系,特别是基层和地方的垂直决策体系扁平化。在未来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过程中,“三性”要素的吸纳当属首要问题,也是根本问题。

  解决城市治理问题,还需要回到中国转型大背景的基本框架下。通常使用的分析框架是经济发展—市民社会—民主化三者的互动,经济发展带来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带来民主化,民主化促进经济发展,但以该框架分析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似乎缺少了实践要素。

  经研究发现,关于中国转型的可能分析框架或立足正当性—变迁—能力三要素,即从正当性出发,如何面对社会变迁要素,如何通过能力的构建来吸纳变迁,并且进一步构建正当性。

  框架聚焦现代化国家转型模式,打破了原来的二元划分。如果依照此框架进行分析,对中国转型的许多事实判断、趋势判断乃至价值判断都可能发生改变。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契机和挑战的过程,转型的内在逻辑、转型实践的基本叙事话语和分析框架需要更为细致的梳理。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的网络参与:优势与局限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红云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如何从国家层面的概念,变成社会实践,首先需要理解概念的内涵。“全民”指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构成参与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力量,三者同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共建”则透过多元、参与和共治等多重方式指出了社会治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共建是多元、参与与共治的集合体。“共享”则最终指向社会治理的功能在于构建社会有机共同体,从而达成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成果的共享。

  “互联网+公民参与”“互联网+社会治理”以及共建共治共享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将会受社会总体环境和互联网环境的深刻影响。可以首先通过社会治理中的网络参与机制来了解人们是如何被连接和组织起来的。社会治理中的网络参与机制首先是物理社区的形成,现实场域中公民参与的起点是公共议题,互联网的讨论同样基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其中体现的社会需求。参与过程中,公众转向网络发声,结构扁平化的网络社区成为良好的公共讨论平台,促使公众在网络公共空间理性协商并达成共识。网络共识的形成推动共识向社会认同转化,最终影响现实生活中的社区和社会共同体。在“互联网+”时代,公民网络参与有利于实现公民、政府、市场等主体的平等对话与理性协商,有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培养平等开放、自由讨论、理性批判的氛围,有利于公众关注普遍利益、达成共识。

  但同时需要认识到网络参与是把双刃剑,互联网之于公民参与的意义,并不在于网络参与成为社会治理的必然路径。因为技术的原因可能导致公民参与的不平衡;公共空间的流动性导致虚拟组织松散,参与度不深,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行动力量;参与网络本身很难产生强联系的相互信任,易造成认同困境等治理问题,需要在发展和治理过程中逐步克服。

  要真正发挥网络参与的作用,仍需要“线下”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共建共治的方式,在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价值的恪守和培育公共精神的过程中,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机共同体。因此,社会需要构建理性交往培育机制,公众需要学习现代民主的规则与技巧,培养宽容、互助、协商的品质。在型塑网络公共空间共同体的过程中,改进协商对话机制,加强网络民意的吸纳并再造利益表达。同时,要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构互联网时代的信任机制,使信任与合作成为网络公共空间交往的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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