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题 >> 人文岭南 >> 新闻·评论
文献中的明代岭南思想家
2016年09月28日 23:25 来源:人文岭南第64期 作者:本报记者 武勇 字号

内容摘要: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的百年间,岭南群星璀璨,丘浚、陈献章、湛若水、黄佐、霍韬、方献夫、薛侃等人大放异彩,其思想与行为深刻影响了岭南的历史格局。尤其以陈献章开创的白沙学派影响最大,其弟子湛若水等人又将白沙学派发扬光大,形成了能与王阳明“浙宗”相颉颃的“广宗”。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南宋以来,随着王朝中心南移,华南地区的历史发展发生变化,长期被视为“不文”之地的岭南逐渐被整合到南宋王朝政治之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科大卫认为,中原王朝对于岭南的政治整合,是在经济发展、礼仪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前提就是儒家思想在这一地区的逐步渗透。经历数百年风云变迁之后,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的百年间,岭南群星璀璨,丘浚、陈献章、湛若水、黄佐、霍韬、方献夫、薛侃等人大放异彩,其思想与行为深刻影响了岭南的历史格局。尤其以陈献章开创的白沙学派影响最大,其弟子湛若水等人又将白沙学派发扬光大,形成了能与王阳明“浙宗”相颉颃的“广宗”。

  不应被忽视的岭南思想家

  陈献章是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明代硕儒。他不仅是理学大家,也是朝廷官员。科大卫把陈献章视为“一个知识分子宗族的开基祖”。陈献章的门人在当时也地位显赫,包括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湛若水、撰写《广东通志》的黄佐等人,都是当时的高官。湛若水在“大礼议”中与广东官员霍韬、方献夫等人一同支持明世宗,在地方打击“淫祠”,推动了礼仪改革。

  科大卫表示,在明代思想史上,湛若水的重要地位仅次于陈献章和王阳明。当时湛若水是力行礼仪改革的重要人物,其名声不在王阳明之下。《明儒学案》中有一段记述:“先生(指湛若水)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白沙学派中湛若水等人的思想逐渐被掩盖,甚至常常忽略不提。在中山大学教授冯达文看来,这很不公平。冯达文在其文章中提出,白沙学比之阳明学更有特色,只是因为湛若水之后的白沙学派后继乏人,终于不敌阳明学而衰落。冯达文认为,白沙学回到主体(心)、体认(个人体认)、应然与情性中来,回到了人之本心、人之情性,实际上是回到了孔、孟,但另外一方面又超出孔、孟。他提到,在孔、孟那里,“情”是基点,由“情”引申出“仁”,由“仁”取“道”,最后还是要归于道德理性层面,故程朱理学贬落“情”。而陈献章则是挣脱了外在客观普遍性,贬斥了程朱理学后又回落于主体,回落到个体之心、个人之情。

  中国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一书中,剖析了以湛若水为代表的江门心学远不及王阳明姚江心学的原因。该书认为,一方面,“王阳明在当时‘事功’卓著,影响大”,另一方面,“江门心学主旨多变,对心学的理论主题缺乏一贯、连续的提法和论证,致使江门心学的师生关系中,理论的承接与发扬较为薄弱,湛若水之后就渐渐失去中心和作为一个学派所必须具有的、统一的理论标志,进而导致这一学派不振和衰落。”但是,这样的剖析并不能令人满意。“湛若水是明代岭南思想史上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名思想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勇表示,“例如,《明实录》和时人文集中对湛若水个人都有所反映。而湛若水之后白沙学派衰落的原因及其复杂性,都值得通过文献梳理、版本对比,作出更为细致的研究。”

  文献整理工作路漫漫

  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对岭南地区思想家湛若水的研究,仍缺乏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明同认为,明代心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阳明集大成。白沙心学、甘泉心学和阳明心学构成了有明一代心学。因为陈献章与湛若水有师承关系,二人学说总体上具有继承性与一致性,可合称为“陈湛心学”,而后来的阳明心学与陈湛心学关系十分密切。阳明心学并非单一、直接地渊源于陆九渊心学,其直接源头是“陈湛心学”。

  在20世纪80年代,黄明同曾参与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中陈献章部分。她在研究中发现,湛若水是从事明代思想家研究工作中无法绕过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曾有台湾学者整理过有关湛若水的文献资料,但并没有出版全集。2014年3月,在黄明同、戢斗勇等一批学界同仁的努力下,岭南心学研究会成立,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编辑出版《湛若水全集》。

  黄明同告诉本报记者,湛若水留下的个人文献初步估计有300余万字,岭南心学研究会集中了一批学界中坚力量,包括来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6所院校及数所科研机构的10余名专家参与了点校与审核工作,并得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台湾辅仁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多家单位的帮助。如今,《湛若水全集》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预计201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对于黄明同来说,校勘、整理《湛若水全集》只是一个开始,岭南心学研究会还在推动若干个有关湛若水的研究项目,计划出版10本左右湛若水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湛若水思想观念、湛若水生平传记,等等。

  除此之外,以湛若水研究为代表的岭南“心学”文献整理工作仍有诸多事宜需要推进。即使是拟出版的《湛若水全集》,仍存在缺漏的遗憾,黄明同提到,湛若水长期担任政府高官,生平所建书院很多,从学弟子甚众,他本人也留下了相当数量的碑文与墨迹,但由于编著者的精力与经费等问题,这方面的文献搜集工作较为有限。

  进一步从“点”进行深挖

  湛若水只是明代岭南思想史上众多代表人物中的一位,人们对与之大概同时代的丘浚、黄佐、张诩及其门人吕怀、何迁、洪垣、唐枢等人,都缺乏深入研究。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朱鸿林曾在2007年一次讲座中提到,明代思想史概论式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因此,当前应进一步从“点”进行深挖。他尤其提到,15世纪思想史研究尚且薄弱,应当关心明代学者当时关心的问题,关心那些与具体的政治事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思想。

  如果从整个明代思想史研究视角来看,明代岭南思想家相关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刘勇说,至少在历史领域,湛若水、黄佐、丘浚等人物非常值得关注。科大卫在其作品中提到,他们所做的礼仪改革推动了整个岭南社会的转型。但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真正好一些的学术成果。

  从事此方面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料搜集困难。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黎业明曾撰写《湛若水年谱》,他告诉记者,现在有关岭南思想家群体研究的最大困难就是资料很难找,如黄佐的文集,只有中山图书馆可以找到,其他地方都没有,外地研究者想要复印就很麻烦。这极大地限制了学者研究的动力。

  刘勇表示,对于明代岭南地区思想家群体的资料搜集整理十分必要。浙江省近几十年出版了多套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对王阳明相关文献及研究的关注更是十分热心,如果广东省能够集中财力,整理、校勘明清以来岭南地区文人的各种文献,将对学术研究提供很大的便利。

 

■湛若水著作集                     资料图片

 

 

 

》》》》》》》》》》》》》》》》

 

  明代“大礼议”之争

南陌

  明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驾崩,无嗣。皇太后张氏与大学士杨廷和商议后决定,迎接朱厚熜至京师继位,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明世宗继位后不久,朝中大臣就武宗的谥号及其生父的主祀和封号产生争议。朝臣间争议的关键是世宗是“继嗣”,还是“继统”。时任内阁首辅的杨廷和与一帮朝臣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桂鄂、张璁、方献夫、霍韬、湛若水五名官员则支持嘉靖皇帝,认为皇帝应奉祀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其中霍韬、方献夫、湛若水三人均来自珠江三角洲。

  嘉靖三年(1524),支持嘉靖皇帝势力最终占得上风,以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先后失势。这一年,礼部尚书夏言上“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的家庙疏”,提出“定功臣配享”,“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以及“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等议。嘉靖皇帝采纳了夏言的建议。此举对明朝中后期祭祖礼仪产生了极大影响。

  事实上,当时社会已有大量祠堂违制祭始祖的情况。虽说明初规定庶民不准有祠堂,只可在居室中祭三代祖,品官之家则可在正寝之东建家庙祭四世祖先,但臣庶建祠祭四代祖渐普遍。嘉靖十五年的诏令,只令民间祭祖风俗进一步合法化,而家庙向联宗祭祖的大宗祠方向发展也为地方政府默许。于是,嘉靖年间大建宗祠祭祖的观念愈加普遍。

  值得关注的是,霍韬、方献夫、湛若水三人不仅在舆论上支持嘉靖皇帝,也在实际行动上力行“孝道”。在地方上他们积极推行教化,支持毁“淫祠”。他们将祭祖礼制推行至其家乡,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立祠堂,如霍韬在自己的家乡南海县石头村建立了自己这一支霍氏开基祖祠堂。

  有关“大礼议”事件的研究,关于大礼议与明代宗族发展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多有关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科大卫更进一步将宗族制度和地方社会联系起来。科大卫认为,霍韬、方献夫在自己家乡建家庙,不仅是祭祖活动,也是政治活动。大礼议牵涉整个“孝道”问题,在礼仪上,建家庙变成表达“孝道”的办法。所以,大礼议不单是朝廷里的斗争,也是整个祭祖礼仪上的变化。

  

 

》》》》》》》》》》》》》》》》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朱鸿林

  思想史研究要研究思想本体,要注意抽象的、逻辑上的分析,还应包括思想形成或理论构成的过程,以及思想家的生平、思维方式与其所处的传统。此外,还要关注思想来源和影响等问题,要重视对当时政治教育、文化制度和思想对象的研究。研究思想史与明代思想史,不限于研究理念和哲学范畴演变的过程,思想本身乃至围绕思想所有外延的东西都可以进行研究。

  ◆复旦大学教授

    葛兆光

  思想史为什么不应把对于(历史)加法的注意力适当地转移到减法上呢?看看这些逐渐被有意或无意淡忘的、被边缘化的、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和社会生活秘密处的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发掘中,也许一些失落的历史会被打捞出来,仿佛在古墓中挖掘出一些器物的碎片一样, 当这些碎片被拼合时, 我们也许会发现历史的真相。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郑大华

  一些学者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受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影响,将更多的关注下沉到民间,力图通过阐释与分析民众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原历史场景。但他们却忘了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即理论的要求。文章显得支离破碎,没有理论深度,这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不到位的结果。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更多思考如何更好地打通不同学科,实现学科更好的结合;在引进西方研究理论和方法时,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研究的实际,将西方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化”,从而建立起本土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理论、方法和范式。

  ◆台湾学者

    王汎森

  重访执拗的低音,也是在寻找多元的资源。要充分承认历史工作对古今思想资源的开发及思想资源的意义,而不是认定只有排在最当前的一个才具有现实意义,或是只有被打扮成与排在最当前的一个一模一样的历史与思想,才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历史或思想史的工作将会丰富我们现实生活的资源。若我们想了解古代人物的状态,则必须设法与他们处于同一境地,不能只套用西方理论。我们应该把西方历史个案化、再普遍化,把中国历史文化个案化、再普遍化,在交复往返的过程中,得到新的理解与新的资源。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梁润桦)
696 64.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wxgg3.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