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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研究逐渐走热
2016年07月27日 20:52 来源:人文岭南第62期 作者:本报记者 武勇 字号

内容摘要:首先,学界要重视南岭地区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除了收集碑刻、档案、契约、科仪书、唱本等文献资料,还应采集民众口述史料、民间仪式活动的视频资料,以及物质文化方面的史料与实物,及时出版嘉惠学林。其次,应加强南岭数据库建设。

关键词:南岭;研究;瑶族;山地;民族;地理;费孝通;收集;吴滔;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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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国家森林公园                           图片来源:CFP

 

  南岭是我国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和农业生产的分界线,处于湖南、江西、广东及广西边境,包含了山地、丘陵和盆地等复杂地貌类型。历史上,南岭地区既是中原王朝进一步向南部地区渗透的屏障,又是物质与文化交流的孔道。南岭地区的地理、族群与生存状态,对于理解“何以中国”这一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文地理意涵最为丰富的山地

  南岭又被称为“五岭”。有关五岭有多个说法,有学者认为,五岭乃“指山名之”,有学者认为,五岭很可能与秦分兵五路入岭南的历史有关。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了宋人周去非对南岭的一个看法。周去非《岭外代答》云:“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有学者提出,南岭应当从一种文化意义上来理解。周去非的观点,是以“中国”出岭外为视角,这是理解“五岭”或“南岭”作为一种地理概念的文化意涵之关键。“不应当因五岭间各不相连而坏其完整之体,亦不必以五岭本身山脉绵延之界域为局限”,而应当以一种广义概念认识南岭。即向东伸展与武夷山相接,向西接云贵高原,向南绵延与九连山一体,向北则同罗霄山脉相连。

  历史时期在南岭生活的汉、苗、瑶、壮、侗、土家等民族在生计方式、文化传统等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伴随着交通和市场的拓展,历代王朝对南岭的治理和建置,由界定族群和区隔,到重构社会和区域,呈现出不断演进的政治地理景观,使得南岭成为南中国人文地理意涵最为丰富的山地。

  相关研究不够充分和深入

  人类学和民族学方向在南岭地区的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20世纪30年代始,杨成志就率江应梁、梁钊韬等展开了对粤北瑶山的民族调查。受到苏联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的影响,杨成志尤其注重研究的总体性和跨学科性以及在田野调查中搜集材料的方法,“甚至使其形成了一种科学而实用的调查范式”。

  费孝通先生也是最早开展南岭研究的重要学者。早在1935年,费孝通携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做社会调查。在1935—1988年之间,有费孝通“六上瑶山”的说法。80年代,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分布区域可以分为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以及藏彝走廊、西北民族走廊、南岭走廊的概念。

  暨南大学王元林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费孝通先生先后为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的南岭走廊做过四次阐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民族识别过程中,曾经有过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尽管有一大批资料被收集起来,但并没有具体深入的研究,这在费孝通80年代的一些讲话中有所提及。费孝通先生的“民族走廊理论”,从族群互动的角度,揭示中国民族历史与发展的情况,为南岭地区研究的展开提出了新的视角。

  近年来,中山大学、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广西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华南、中南及西南的院校及科研院所均在南岭走廊进行了重要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一些学者陆续关注到活跃在南岭地区的瑶、畲、客家等人群,相关研究成果迭出,对认知南岭内部社会变动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青年学者宋永志从事广东地区瑶族研究,他认为总体来说广东瑶族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将瑶族研究纳入人类学“南岭民族走廊”研究框架还不是很充分,即如何在南岭民族走廊框架内进行广东瑶族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其次,对瑶族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不是说80年代的研究不重要或水平低),未能与时俱进,未能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贯彻其中,如对过山榜的研究,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看法就不同。此外,瑶族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尽管在少数民族地区收集到很多宗教科仪书、族谱之类的民间文献,但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还不够深入,如这些文献的产生过程、如何使用,等等。另外,境内外瑶族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与东南亚地区瑶族的比较研究未能继续下去。

  当然,族群是南岭研究诸多视角中的一个面向,关于南岭的历史地理、族群关系、卫所制度、土地开发等系统研究仍是值得进一步推进的课题。

  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至关重要

  在学术界,曾经有多个研究计划涉及南岭地区。如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主持的“重构西江:明清帝国的建构与土著社会的演变”课题,麻国庆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南中国海族群互动与南岭民族走廊”,等等,均从不同的区域与视角,大大推进了原有对“民族走廊”和南岭地区的理解。

  除了上述研究计划,中山大学历史系吴滔教授,近年来将眼光投向南岭,目前他正在推进“南岭山地历史时期的聚落与族群”项目的研究工作。从2006年开始,他带领的团队进入南岭地区摸底调查。吴滔告诉记者,由于地处偏远,南岭的地方聚落中,尚保存着大量各种文献。南岭地区保存的资料非常丰富,学者通过对广东、湖南、广西、江西10市22县的20余次田野调查,共收集族谱400余部、契约400余份、碑刻1000通以上以及过山榜、科仪书、家先单等民间文献。

  根据吴滔所描述的研究计划,他们将对南岭的聚落格局、道路交通、族群生计、市场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同时,他们还将利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哈佛大学及ECAI(国际电子地图行动组织)同时发布的CHGIS基础数据,广泛搜集和参考晚清至民国时期相关测绘地图,以尽可能高精度的大比例尺地图为工作底图,在既有数据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尺度的历史时期南岭地区时空变动的微观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提及这些文献的研究意义,吴滔说:“比如我们搜集的瑶族文献,目前已知最早的瑶族文献可追溯到明代初年,总体上看数量巨大,保存相对完好。还发现了一批特殊形式的瑶族家谱,这些家谱将‘双系’亲属制度直接套用在汉人单系世系中加以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其编撰过程中刻意模仿汉人家谱的某些原真性。”

  据悉,在发现这些文本之前,学界多以家先单及相关仪式活动作为了解瑶族亲属制度的唯一途径。这些瑶族文献的发现,将大大丰富学界对于瑶族文字传统形成机制的认识,进而为西南及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互动提供文献学上的支持。再比如,在军事屯垦制度背景下,南岭一带军屯的设立和分布,对明清以来的土地开发和聚落演变产生了何种作用?如何与当地原生聚落及原住民社会组织和人群互动?通过上述民间文献的搜集,相信可以进一步深入梳理这些历史进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以吴滔为首的研究团队发表有关南岭的专题研究文章多篇,并完成多篇博士、硕士论文,出版《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一辑)》。

  然而,尽管南岭地区的各种文献丰富,但随着山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赖以保存和延续地方文献体系的村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吴滔表示,与瑶族民间文献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息息相关的传统曲艺、仪式传承人也在逐渐减少,南岭瑶族文献的保存环境面临威胁,文献结构完整性受到冲击,对包括瑶族文书在内的历史文献的搜集、记录迫在眉睫,整理和研究工作亟待全面展开。

  曾经参与“西江计划”的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江田祥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南岭研究需要加强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目前,南岭地区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相对匮乏。首先,学界要重视南岭地区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除了收集碑刻、档案、契约、科仪书、唱本等文献资料,还应采集民众口述史料、民间仪式活动的视频资料,以及物质文化方面的史料与实物,及时出版嘉惠学林。其次,应加强南岭数据库建设。在大数据时代,将南岭地区的各种资料整合起来建立数据库,一是将这些历史文献或视频、音频资料数字化,便于保存;二是为地理信息系统或其他模型分析南岭内外的历史变迁、人群关系等方面提供便利。

 

在南岭瑶族盘王节上演奏的芦笛手和瑶族姑娘       图片来源:CFP

 

  适当借鉴他国山地研究新视角  

  2016年初,一本名为《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的学术著作翻译出版,作者为耶鲁大学斯特林政治学、人类学教授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他的多本著作如《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等都曾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该书为东南亚高地起了一个新名字——赞米亚(Zomia)概念,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横括东南亚5个国家以及中国的4个省区。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杜树海认为,“Zomia”区域概念的提出有其地理学背景,也进一步拓宽了地理学的视角。传统地理学多以地理特征划分地理区域,斯氏则视区域为人为的动态建构过程。“该书提出山地社会以‘无国家’(stateless)为特征,但其本身又是一种‘国家效应’(state effect)的中心论点,因此,不论是在知识的深、广度方面,还是在方法论层面,这本书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但在杜树海看来,斯科特的宏观理论建构尚存三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一是所持观点较为极端,非黑即白,只看到山地、国家对抗一面,没有看到妥协、融合的一面;二是“高贵野蛮人”的想象较为明显;三是对山地人群内生机制、精英人物评价过低。在具体论证中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更重要的是,“Zomia”的范围实在太大,其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值得高度重视。

  实际上,杜树海的这些肯定和批评,也是近年来在广西、福建、江西等地的族群和社会研究中的一些思考,其意义不仅限于“Zomia”本身。那么,斯科特的研究对同为山地研究的南岭地区来说有哪些启示意义?

  有学者认为,斯科特从高地人群逃离国家的选择出发的讨论,非但不是呈现一个无国家的历史过程,相反恰恰是由“国家效应”出发的一种分析立场。这种立场在方法论意义上,不只适用Zomia地区,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建构已经广泛渗入的地区。南岭在空间上与Zomia地区直接相连,其族群、语言关系密切,最大的不同即是秦汉之后在中国历代王朝设立的州县直接管治之下,因而在中国王朝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从这个意义上,南岭或许是一个可与Zomia比较,并由此推进关于山地社会与国家扩张历史知识的理论建构的一个实验场。

 

  

 

 

   

  南岭民族走廊的研究,需要考虑不同生态空间之间的有机联系,需要重新反思中心与周边的学术概念在这一新的人类学视角中的特殊性问题。在南岭民族走廊这一空间中,空间的社会性、文化性及区域性的特殊性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民族或族群的特殊性和个性,因此一定要重视民族走廊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则。南岭走廊本身的变迁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族群文化不断建构的同时,也带来地方文化的重新创造与生产。

  ——麻国庆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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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mia,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历史学家Willem van Schendel教授于2002年首先提出。它源自印度、缅甸与孟加拉三国边境地区的钦—米佐—库奇(Chin-Mizo-Kuki)语言,其中Zo是一个表示关系的词,意为“遥远”,而Mi则意为“人”,Mi-zo或者Zo-mi指的是遥远的山里人。Schendel将“Zomia”一词指认这样一个区域:从喜马拉雅山脉西端、青藏高原向东一直到中南半岛上的山地。

  2007年,Schendel将“Zomia”的西部和北部边界大为拓展,囊括了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青海、新疆南部的山地。Schendel认为,“区域”是一种把特定社会空间以及特定的分析规模具象化和自然化的地理隐喻。而“Zomia”的提出可以挑战传统“区域研究”的固有界限。

  斯科特在其《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借用了“Zomia”的概念,但将其范围缩小到Schendel概念的东半部。

  该地由六个国家的边缘地区组成,面积达到250万平方公里,拥有文化、宗教与语言相差极大的一亿以上的人口。这些人群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占主流位置,而是统统被命名为少数族群。斯科特认为,“Zomia”地区作为历代王朝扩张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所累积的“碎片”,值得深入研究。

■《逃避统治的艺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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