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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社会网络研究华侨 ——顺德乐从华侨史调查研究体会
2017年03月29日 15:34 来源:人文岭南第69期 作者:陈祖瑛 麦思杰 字号

内容摘要:在华侨史领域中,“跨国”是许多研究展开的前提与出发点。本文无意对“民族—国家”的理论展开讨论,仅希望从田野调查方法的经验出发,谈谈对“民族—国家”的一些理解与体验。乐从非洲华侨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其独特性。华侨群体与迁入地社会结构的差异,都凸显了非洲华侨研究的学术价值。在华侨史的研究中,运用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回到历史现场,将具体的人置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在这样的方式下讨论顺德的非洲华侨问题,不仅能让我们重新发现中非关系,更能让我们看到“广东社会”精彩的另外一面。(本文得到广东省团委2016攀登计划重点项目“清代民国时期的非洲华侨与珠江三角洲社会变迁——以顺德乐从为中心”的资助)。

关键词:研究;民族;陈泰;顺德;非洲华侨;话语;田野;华侨问题;移民;东非

作者简介:

  在华侨史领域中,“跨国”是许多研究展开的前提与出发点,因此,“国家”是不可回避的内容,也是需要不断反思的学术概念。但研究者讨论时,需要小心避免掉进“民族—国家”话语的陷阱之中。本文无意对“民族—国家”的理论展开讨论,仅希望从田野调查方法的经验出发,谈谈对“民族—国家”的一些理解与体验。

  “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特质之一。在近百年人类社会的转型中,国家形态及其话语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以至于在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分辨。学者的研究与其所在时代的生活体验密不可分,所以导致了许多研究对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国家”话语缺乏敏感与反思。

  在“国家”的话语体系中,边界的变迁是华侨史研究不可回避的因素之一。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后,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进入了高度重叠的状态。明清以来,华人的向外迁移,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两种边界由不重叠逐步向重叠状态的过渡。在这里,“边界”既意指实际的政治秩序,亦指民众心中的认知。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冷战时代的开始,社会流动性变弱,由此导致民众心中的“社会边界”与“国家边界”趋于重叠。

  因此,要真正理解边界变迁与华侨生活的关系,研究者就需要回到历史与社会场景之中,以具体的人与事为中心展开考察,而非从“国家”话语出发。在这一研究前提下,实地的田野考察就尤为必要,田野考察是帮助研究者理解华侨问题的关键。

  2016年以来,广东财经大学社会系的部分师生在顺德乐从镇的鹭洲村与沙滘村,对当地的华侨问题展开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明清以后,有大批顺德乐从乡民漂洋过海,抵达非洲东部的留尼旺、马达加斯加、南非、毛里求斯、塞舌尔等地谋生。时至今日,乐从华侨在东非地区仍对当地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少移民后裔在当地或身居要职,或富甲一方。改革开放后,乐从形成的钢铁、家具及塑料三大产业,离不开非洲华侨的帮助与支持。可以说,非洲华侨是乐从乃至顺德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乐从非洲华侨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其独特性。首先,该群体并不是迫于生计的底层民众,与“卖猪仔”出洋的劳工华侨有着本质的差异。许多出洋的乡民,甚至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同时,迁入地非洲与其他地方的社会结构大不相同。在二战之前,非洲许多地区是没有国家的社会,华侨融入当地的方式自然有所差异。华侨群体与迁入地社会结构的差异,都凸显了非洲华侨研究的学术价值。

  在调查期间,调查组注意到了乐从当地与东非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流动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乐从与东非间的来往非常频繁,许多乡民外出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移民,而是因为贸易往返于乐从东非之间。现在走进当地村落,我们仍能遇见许多在非洲出生、50年代随父母返回乐从的老人。调查者在访谈中发现,这些老人对家的理解建立在超越了国家边界的基础上,不管是留尼旺还是沙滘村,都是他们的家。在这里,社会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是截然不同的。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与冷战格局的出现,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迅速重叠。华侨两边的家开始被国家边界阻隔开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外出经商的乡民才真正成为了“华侨”。在改革开放后,乐从又重新出现了移民非洲的小高潮。与大半个世纪前外出不同的是,这次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跨国移民潮。

  为了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关于社会网络的小案例。乐从沙滘村近代曾在顺德地区出过一位著名“侨商”陈泰(1850—1911)。根据史料记载与村民的口述,陈泰最初在马来西亚挖矿致富,后回到沙滘村定居。返乡后,陈泰将三个儿子派往南洋、马达加斯加、留尼旺从事贸易活动,还大量资助族人在不同的地区投资贸易。在陈泰雄厚资本的支持下,沙滘陈氏族人的生意遍布南洋、东非。人员、资金、商品在这个以沙滘为中心的网络里来回流动。沙滘西村也因此成为了乐从远近闻名的富裕之村。在今天顺德地方历史的叙述中,陈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成功华侨典范。但从陈泰的生平我们不难了解到,其返乡后至离世期间,基本没有离开过沙滘村,其本质上就是沙滘村的乡绅。所谓“华侨陈泰”,是今人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对他的误读。

  返乡老人的经历与陈泰的故事都提醒我们,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之前,顺德乐从与东非、南洋的社会网络早已存在。因此,研究者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话语,回到具体的社会网络之中,才能理解乐从华侨群体的文化情感与历史过程。

  近十余年来,一些学者在中国社会的区域研究中提出,“国家”不是不言而喻的研究起点,而是建构的结果。笔者以为,顺德非洲华侨移民的案例正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注脚。在华侨史的研究中,运用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回到历史现场,将具体的人置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在这样的方式下讨论顺德的非洲华侨问题,不仅能让我们重新发现中非关系,更能让我们看到“广东社会”精彩的另外一面。

  (本文得到广东省团委2016攀登计划重点项目“清代民国时期的非洲华侨与珠江三角洲社会变迁——以顺德乐从为中心”的资助)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应用社会学系)

 

 

■改革开放后,乐从形成的钢铁、家具及塑料三大产业,离不开非洲华侨的帮助与支持。

图为乐从街边某家具城。     图片来源: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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