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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重器:走进铜提筒研究
2016年03月30日 22:04 来源:人文岭南第59期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越南东山文化和铜缸研究情况⊙何文逢铜鼓和铜缸是越南东山文化最典型的器物,它们不仅形体较大,而且纹饰也最美、最有民族特色。到今天,在越南已经出土铜缸250多件,其中大多数出土于东山文化地区。越南铜缸研究的两个时期铜缸和越南东山文化其他遗物一样,其发现和研究与东山文化是分不开的。总体看来,在东山文化分布区内几乎都有铜缸出土,其出土位置包括土坑墓、船棺墓等,这一点与东山铜鼓情况相同。形式功能多样的东山铜缸在300多处东山文化遗址中,大约有45处已出土铜缸,地点分属于16个省市,涵盖从山区到平原,再到沿海的各类东山文化分布区,最主要的出土地点集中在红河流域、马江流域等地区。

关键词:出土;东山;纹饰;文化;越南;铜鼓;器物;考古发掘;南越;研究

作者简介:

  铜提筒是一种独具地域特点的文物。我国考古学者因其器型如筒,有贯耳以供系绳,故名提筒(提桶、提筩),越南考古工作者以其形似日常盛水用器缸,故名为缸。铜提筒在西汉南越国之后逐渐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直到考古发掘活动再次呈现出其容貌。铜提筒在国内考古发掘不多,更多的是在越南地区有发现。目前,我们对铜提筒仍然所知甚少,本专题组织几篇有关铜提筒研究的相关文章,以飨读者。(因作者之故,其原文使用铜桶、铜缸,未做统一处理)

 

  略论华南送魂信仰

  张经纬

  1983年,广州越秀区发掘的西汉南越王墓遗址,出土过一件著名的铜质提筒。该提筒现存于南越王墓博物馆。筒身上面铸刻的独特纹饰栩栩如生地呈现了一组四幅船纹图像,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该图案甚至成为了南越王墓博物馆标志性的装饰纹样。

  这件铜提筒引出的学术问题,不断启发着研究华南的学者:在表面上被北方文化移植之后形成的“广府文化”之下,沉淀着一个极具底蕴的百越文化的原生形态。有关该器物的主要考古发掘情况和图像志内容,收入在《西汉南越王墓》一书中。我们可以此考古发掘报告为底本,结合图样本身,对这件铜提筒的文化内涵提出更深入的看法。

  考古发掘报告提出,提筒类器物在该墓中共出土9件,其中船纹铜提筒“出土时3件大小相套在一起,保存完好,均缺盖,原或有木盖。三件提筒里有置铜钫1件”。而我们所看到的这件提筒就位于三件中最内位置,也是三筒中唯一具有船纹纹饰的一件。其主要形制如下:

  较小,子口,复耳。外耳桥型,上半的半圆拱形部分原已残缺;内耳为贯耳。耳尚留有系藤残痕。器身有4组纹带。近口沿处有一组宽6厘米的几何形纹带;近器足处有2组几何形纹带,各宽3—4厘米。这三组纹饰,均以勾连菱形纹为主,上下缀以弦纹、点纹和锯齿纹饰。

  除了这些外部特征外,考古报告还对该提筒表面的纹饰作了相当完善的描述。报告提到:

  器腹中部的一组是主晕,饰羽人船4只,形象大同小异。4船首尾相连。船身修长呈弧形,两端高翅像鹢鸟鹢尾。首尾各竖两根祭祀用的羽旌,船头两羽旌下各有1水鸟。中后部有1船台,台下置1鼎形物。中前部竖1长杆,杆上饰羽纛,下悬木鼓。每船羽人5人,均饰长羽冠(个别无),冠下有双羽翼,额顶饰羽纛,细腰,下有羽毛状短裙,跣足。其中1人高立于船台上,左手前伸持弓,右手执箭(第2船立船台之羽人头着矮冠,左手持靴形钺,右手执首级(首级披发),似属主持祭祀的首领形象)。船台前3人。头一人亦左手前伸持弓,右手执箭;第2人坐鼓形座上,左手执短棒击鼓,右手执一物。第3人(仅靠船台者)左手执1裸体俘虏(俘虏长发),右手持短剑。船尾1人划桨。(参见图1)

 

■图1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铜质提筒上的船纹图像

 

  结合图像志,图中的纹饰所示的场景仿佛数千年之前,华南地区百越武士船战的生动情景。然而,过去的研究者或从航海,或从水战的角度来解释该图像的含义,始终未能得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将该器物视作日常器物,从生活的角度对图像进行阐释,忽略了一个关键的背景因素,即铜提筒出土于一个特定的空间——第二代南越王赵昧的陵寝。因此,提筒极有可能不是南越王生前日常用品随葬,而是专门制造,用于丧葬的器物。将图案与这一主题结合,或许就能对图案本身给出合理的解释。

  首先,这组划船图案和华南地区常见的物质文化遗存“铜鼓”上的船纹纹饰(参见图2)相当一致。而铜鼓就被认为是一种与死者去世后“送魂”仪式密切相关的器物。铜鼓鼓腰部的羽人纹配以盘旋的鹭鸟,表示死去的武士之魂。两广地区的壮族信仰认为,“灵魂可以通过飞鸟带到天上神国那里去”,所以船体周围的鹭鸟,表示船上乘坐的并非生者,而是死者的灵魂。

 

■图2罗泊湾M1:10鼓胸船纹

 

  其次,图案中羽人的独特造型,表示死者系英武神勇,具有斩首/猎头战功的武士。邱新民等学者认为,在环南中国海文化圈中,“犀鸟尾羽以前只有成功的猎头者才能佩戴”的观念影响深远。因此,这些船上乘客并非普通的灵魂,而是生前战功显赫的武士之灵。他们的勇敢和功绩是进入另一个世界后,得到尊奉的重要凭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泛南中国文化中,死者的灵魂被认为生活在一个与生者世界相反的“水底世界”。为了将死者之灵送去往生世界,唯有乘船前往。这段前往水下世界的叙述,在华南道教的文献中多有提及和保留。比如闾山教中的“闾山”和“沉毛江”观念,或者《三官真经》中由水官掌管死者灵魂。因此可以非常确定,铜提筒上的“水族”纹饰生动地展现了亡者之舟通过水底世界,前往祖灵之地的情景。

  通过与铜鼓功能的比较,可以确认,南越王墓中的铜提筒具有非常明确的送魂含义。死去的南越国主赵昧应该被视作一位超凡的武士,因为具有斩杀敌酋的战绩,他的灵魂在前往另一个世界时有资格佩戴羽冠。同时,相比铜鼓兼具送魂与招魂双重功能,铜提筒作为单一的随葬品,具有与死者长伴的唯一作用,便被妥善地保存在数个提筒的层层保护之下。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这件铜提筒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化信息。从已经分析过的送魂主题中,我们发现身为中原南迁人士,作为曾向汉文帝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的赵佗的孙子,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已经迅速接受了华南的本土文化,并将这种文化深深烙印在自己身后的灵魂之路上。我们以往认为华南文化从很早起便受到北方文化的浸染,但这件铜提筒向我们传达了相反的信号——恰恰是深厚的华南文化同化了自北方而来的迁移者,将其接纳到自己的文化体系当中。从铜提筒中归纳的这一认识,或许可以算是对以往“华南研究”中认识误区的最大启示。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景链接

  国内出土铜提筒重要地域

  云南呈贡天子庙41号墓葬(3件)

  1975年2月,考古工作者根据线索在呈贡天子庙进行调查,确定此处为滇文化青铜墓地,其中出土一件五牛盖铜筒。

  五牛盖铜筒分为盖、筒身、足三部份,盖为圆形,与筒身子母口相扣合,盖面中央铸鼓形圆台,台上焊接一立牛,形态较大,为主牛,盖周有首尾相连围绕主牛而设的形体稍小些的四牛,筒身通体饰有阴线刻纹饰,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出羽人竞渡、水鸟停歇等画面,所刻画的人物、动物均是栩栩如生,形态各异。

 

  广西贺县高寨4号墓(1件)、7号墓(1件)

  1976年,贺县高寨4号墓出土一件铜筒,该墓葬为西汉早期墓,为无墓道竖穴土坑墓。铜筒与较大器皿置于墓室南端,筒内放有铜鼎、陶釜各一件。7号墓也是西汉前期墓葬,出土铜筒一件,与大部分器物置于墓室后端,其形制大小、纹饰与4号墓出土的相似。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9件)

  象岗南越王墓的发掘,开启了南越国考古的“象岗时代”。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尤其是其中的船纹铜提筒,高40.7厘米,是十分具有研究意义的物质文化遗存。

 

  江西省安远县(船纹铜提筒1件)

  1992年1月,江西安远县濂江乡日新村坑头寨半山顶上出土了一件铜提筒。该铜提筒高33.5厘米,口径30.5厘米,整个外腹壁共有15晕,其中第8晕内为羽人划船纹。该发现扩展了我们对铜提筒分布范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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