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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论角度谈大学文化建设
2018年05月30日 14:33 来源:人文岭南第81期 作者:傅鹤鸣 字号
关键词:文化活动;文化建设;文化知识;大学文化;确定性;本性;科学知识;实践活动;图;方法论

内容摘要:从根本上讲,这并不取决于大学文化建设关乎大学灵魂、关乎立德树人、关乎核心竞争力诸如此类重要性与必要性的提法,而是取决于大学文化活动自身的知识本性。文化知识的不确定性这里有必要对文化活动所生成的文化知识的本性进行学理分析。不确定性文化知识的合法性接下来,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追问:不确定性的文化知识是否能获得与确定性科学知识同样的知识合法性。大学文化建设的艰巨性通过对文化知识的本性及其合法性考察,不难得出如下一个论断,即大学文化建设其实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使命:在不确定性中寻求最大可能的确定性。文化建设领域的不确定性与文化知识的不确定性,带给大学文化建设者们最大的困惑是如何找到可靠的、合理的大学文化建设抓手。

关键词:文化活动;文化建设;文化知识;大学文化;确定性;本性;科学知识;实践活动;图;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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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文化建设何以如此艰难?从根本上讲,这并不取决于大学文化建设关乎大学灵魂、关乎立德树人、关乎核心竞争力诸如此类重要性与必要性的提法,而是取决于大学文化活动自身的知识本性。

  文化知识的不确定性

  这里有必要对文化活动所生成的文化知识的本性进行学理分析。首先,需要先期思考一个有关文化的现象学问题:为什么人们对文化的定义如此众说纷纭、难以统一,而对于几何学知识的定义则能迅速达成一致。要弄清楚类似文化学与几何学之间的根本差异,就要求人们在了解文化现象学问题之后,进一步还原出它们各自的知识本性。事实上,对于什么是几何学知识的寻求,其本性就是一种确定性的寻求,自然而然人们能获得一致性的看法。然而,对于什么是文化的寻求,其本性则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寻求,结果也就必然千差万别。要言之,定义“什么是文化”是一种不确定性知识的寻求。

  其实,对人类的不同活动进行归类整理,并交由不同的学科展开研究,由此形成不同的知识类型,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人类不同活动类型的知识论前提。从知识论角度看,文化学之所以能独立门户,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研究采取了与科学研究本性完全不同的、独立的研究范式,并由此产生出了与科学知识本性上截然不同的实践型知识。

  这种对文化活动探究所形成的实践型知识与科学知识相比较,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达不到科学知识所具有的确定性。可见,人类所具有的知识类型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因此,就知识的确定性而言,作为科学知识的几何知识肯定与作为实践知识的文化知识不属于同一个类型。

  不确定性文化知识的合法性

  接下来,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追问:不确定性的文化知识是否能获得与确定性科学知识同样的知识合法性。

  其实,对文化活动进行不同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独立的“理解”而产生的文化知识,从一开始就应该表现出一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概念所设置的界限本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人类道德实践活动所形成的道德知识时说到的那样:“不能期待一切理论都同样确定,正如不能期待一切技艺的制品都同样精确……所以,当谈论这类题材,并且从如此不确定的前提出发来谈论它们时,我们就只能大致地、粗略地说明真;当我们的题材与前提基本为真,我们就只能得出基本为真的结论。对每一个论断也应该这样领会。因为一个有教养的人的特点,就是在每种事物中只寻求那种题材的本性所容有的确切性。只要求一个数学家提出一个大致的说法,与要求一位修辞学家做出严格的证明同样地不合理。”亚里士多德以上论断同样适用于文化知识,因为文化活动与道德活动都属于同一个类型,即人类实践活动,其产生的知识类型都属不确定性知识。因此,就文化知识而言,对科学适用的“理性的证明”无法涵盖文化知识的范围。相反,人们必须开辟出一条与科学完全不同的文化学知识道路,以突破科学方法论对文化实践活动的局限。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知识本性及其合法性的判断,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方法论在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对象的精神科学中的普遍性、支配性地应用,导致了某种人文主义传统的消失,因此现时代的人们必须努力为自己开辟一条重新返回到这个传统的道路。按照伽达默尔的逻辑,文化知识根本无法洞悉文化活动与文化现象后面的“齐一性、规则性和规律性”,也无法对人们文化活动行为的个别性与差异性行为进行确定性的预判与应对。因为“一般来说,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构造一种能满足科学方法论理想的确切的知识”。

  直至今日,亚里士多德与伽达默尔的有关论断之所以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本体论根据在于:由数学范例所代表的科学乃是一种关于不可改变东西的客观知识,是一种依赖于证明并因此能够被任何人学习的知识。因为科学知识指向与人对立的、且独立于人的对象性存在物,是对“对象性存在物”客观化的把握与理解。然而,文化知识不是某种客观化的产物,它离不开存在者(文化活动者或文化建设者),而是存在者对自身的一种理解与把握。显然,文化知识对存在者(文化活动者或文化建设者)而言,不是任何客观知识,当然也不是科学知识,而是某种他必须去做的东西。另外,科学的品质决定了人们必须在非常准确的意义上、而非粗略意义上使用科学知识这个词。而文化知识则完全不同,它只需具有与文化实践相匹配的粗略的确定性就合法了。因此,文化活动不是思辨的,而有一种实践的目的。

  然而在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人们从根本上彻底遗忘了以上真理性论断,坚信人类凭借理性之光,就可以在文化活动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同样巨大的进步,获得如自然科学一样为大家一致接受的确定无疑的文化知识。这是当今人类在进行文化活动与文化建设时,在知识论方面所犯的一个“前提性错误”。

  因此,不确定性文化知识的合法性之所以可能,其本体论根据就在于文化知识关乎的是人们的文化实践活动,它属实践范畴,而非理论范畴。

  大学文化建设的艰巨性

  通过对文化知识的本性及其合法性考察,不难得出如下一个论断,即大学文化建设其实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使命:在不确定性中寻求最大可能的确定性。换言之,大学文化建设,就是要求人们努力去求得大学文化建设所需要的最大可能的确定性结果。这确实是个艰巨的任务。

  文化建设领域的不确定性与文化知识的不确定性,带给大学文化建设者们最大的困惑是如何找到可靠的、合理的大学文化建设抓手。其实,老子在《道德经》中对柔与刚、软与硬的关系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比如说到“水”时,老子说“水至柔至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在笔者看来,抓大学文化建设就像“抓水”一样,人们很容易抓到至柔的“水”,但一拿起来手中好像什么都没有,尽管也有水的印迹,但可度量意义上的水却基本流走了。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人们能把至柔的“水”都抓得住,那么天下就没有抓不住的东西,真可谓无往而不胜。当然,从偷懒的角度看,搞大学文化建设太难了,见效也太慢,而且又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甚至讨人嫌的苦差事。所以,如果想图省事、图短平快、图一时之利而非长久之利、图一时之功而非长久之功,那么完全没有必要去触碰大学文化这个大学的灵魂。

  “身体可以感知,灵魂却难以捕捉”。大学的建筑物、师资队伍、学科体系与学科排名、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等相当于“大学的身体”,获得这些可量化、可复制的硬指标尽管异常艰难,但毕竟它们属于“大学身体”这样的有形之物,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找到抓手,也容易在短时间内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作为反映大学灵魂的大学文化则犹如渗透在“大学身体”中的各种“精气神”,既无法复制,也无法量化,其获得最为艰难,其效果最难评判。

  “大学身体”的成长与强壮是相对容易的,而“大学灵魂”的培育与锻造却极为艰难。难就难在人们认识水平的高度分歧、难以统一;难就难在大学文化建设实施方法更多的是精雕细琢、循序渐进;难就难在大学文化建设推进过程更多的是无声无息、久久为功;难就难在大学文化建设效果评价方式更多的是自由裁量、主观判断;等等。

  (作者系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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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傅鹤鸣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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