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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广州诗人的城市书写
2016年07月27日 00:00 来源:人文岭南第62期 作者:李俏梅 字号

内容摘要:当代广州诗人笔下的广州,是中国诗人城市书写的一个缩影,但又带着广州城市经验的特殊性及超前性。诗人们选择特别富有时尚气息的意象进入诗歌,“夜广州”即是其中之一,此外比如“的士”、音乐茶座、“街边士多”、电话亭等在北方尚未出现的生活意象也纷纷进入诗歌,共同营造着“先行一步”的广州形象,而诗人们往往流露出一种身处其中的自豪感。更包容的表达尽管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广州书写显得更有思想和精神深度,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如诗人黄灿然所言的“城市诗歌中的意识形态迷思”,仅仅把城市当作金钱与欲望的渊薮,也与把它当作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来简单赞美差不多是同一性质,而广州的诗人们也很早就警觉到这一点。

关键词:广州;诗歌;诗人;意象;生活;改革开放;描写;书写;杨克;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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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广州诗人笔下的广州,是中国诗人城市书写的一个缩影,但又带着广州城市经验的特殊性及超前性。诗歌处理现代城市生存背景和经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城市意象由“非诗意”到“诗意”的沉淀需要一个过程,而一旦沉淀,经验又已经改变,对于城市及城市经验的书写需要时时接受挑战。笔者将细致梳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州诗人笔下的广州书写所发生的微妙变化,这或许可以给我们某些借鉴和启示。

  80年代: 现代性“前沿”标志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广州诗人笔下的广州往往是这样的:“夜,在纷纷溃退/豪华的灯光/以浪涛的奇姿/占领街市//经历了漫长的冬夜/花季的风才把这灯火燃炽/像汹涌的潮头/大面积的占据/以无与伦比的辉煌/收获人们的惊喜//过去那没有灯光的暗夜/将成为褪色的故事。”野曼的这首《夜的溃退》是这一时期描写广州的诗作中非常富有代表性的。这时的广州在诗作中,是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作为现代化都市建设的最新成果得到表现的。诗人们选择特别富有时尚气息的意象进入诗歌,“夜广州”即是其中之一,此外比如“的士”、音乐茶座、“街边士多”、电话亭等在北方尚未出现的生活意象也纷纷进入诗歌,共同营造着“先行一步”的广州形象,而诗人们往往流露出一种身处其中的自豪感,如野曼对于“夜广州”之“不夜”的赞美,令人想起郭沫若当年写轮船的烟囱为“黑色的牡丹”,描写的不是污染,而是现代化的伟力。

  而令诗人们自豪的,不仅是一种更为“现代”的生活,其中还包含着新的思想和观念的输出。莫少云的《打的》这样写:“速度,和/效率/是当今广州人的/时间观念……把你寻找的/两点,拉直/把你手中的/时间,拉长”,就是80年代广东人“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观念的写照。总之,这一时期广州的现代化面貌基本上是以正面形象得到表达的。

  90年代至今:

  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对象

  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都市广州作为描写对象的诗歌不仅在数量上剧增,而令人惊异的是,诗歌中的广州形象发生了一个陡转,开始以一种完全负面的形象展现。

  杨子的《胭脂》写道:“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啊/八百万人做着一模一样的梦:/钱,钱,钱!//而钱不过是抹在死去的生活上的/胭脂。”诗人杨子把广州看成“另一座沙漠”,并感觉到“这挤满了人的广场多么荒凉”,广州的广场、河流、月亮、汽车、人流、桥梁、高楼甚至粤语等意象全方位地出现在他的诗里,但构成的是“一个我始终不能热爱的广州”。浪子也这样描写:“在仿若拼图散乱的城市,到处是梦呓/饥渴和速食面的爱情。”(《城市》)而凌越写于1995年的长诗《虚妄的传记》则以有意选取的庞杂的城市意象,以娴熟复杂的现代主义技巧,将一个从外省来到广州的城市青年的空虚、痛苦与迷惘表现得极有深度。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80年代那种过于表象的对于城市外物的赞美相比,90年代的广州都市题材诗歌令人惊喜地展现了城市与心灵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诗歌中的广州形象会发生那么大的一个变化呢?是广州由 “诗意栖居之地”变成了一个完全不适合人居住的城市了吗?显然这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体验。发生这种变异的原因有几个,一是90年代广州诗人群体的变化。一下子涌现了许多外省或省内其他县市过来的青年诗人,他们刚来的时候作为城市边缘人的不适感是真实的。二是诗歌观念的变化。90年代的广州诗人普遍完成了一个现代主义的转型,现代主义诗歌对于现代都市的描写自从波德莱尔以来,基本上都是反思和批判性的,因此,总的来说,90年代至今的广州都市诗歌,广州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载体”来进行表现的。

  更包容的表达

  尽管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广州书写显得更有思想和精神深度,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如诗人黄灿然所言的“城市诗歌中的意识形态迷思”,仅仅把城市当作金钱与欲望的渊薮,也与把它当作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来简单赞美差不多是同一性质,而广州的诗人们也很早就警觉到这一点。

  事实上,作为一个既传统又现代、既丰富又多层的城市生活体,广州以它自己的复杂与包容性、以一个真实生存空间的反作用力,也促使着广州诗人们反思自己的城市书写,并尽快走出文化惯性与传统所铸就的“意识形态迷思”。

  这里不能不说到杨克。杨克是当代诗人中最著名的城市诗人之一,名篇包括《天河城广场》《人民》《在商品中散步》等,杨克的诗也带有批判性和反思性,但他是带着一种宏阔纵深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广州生活中那些具体而微的事物的(比如“广场”一词的含义的变化)。而凌越则渐渐由“自我抒情”者的角色转换成了一个“观察者”的角色,他写了各种各样的城市人,尽量逼近“客观的”生存现实,当然他也意识到,诗里还是太多“凄凉的景象”,太多“背运的人”,那是因为“至福和平庸的界限如此模糊”,“我的技艺还稚嫩/我还得借助题材那炫目的表面/我还得借助伦理那蛊惑性的力量去补充美”(《给shell》)。林馥娜则写了一组诗《花城》,包括《岗顶》《中山大道》《东山》《西关》《地铁》等,以平和的笔调,给广州留下了一些温馨的速写。在梦亦非的长诗《素颜歌》和《咏怀诗》里,“东山旧庭院”、“新河浦”等怀旧性意象开始出现,并构成某种挥之不去的氛围。而黄礼孩最近所写的一首《黄昏,入光孝寺——给扎嘎耶夫斯基》,则让一种深邃宁静的事物走入了诗歌的广州,使广州生活的另一面在诗歌中呈现出来。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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