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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革命中岭南文艺资源的意义
2022年09月27日 22:55 来源:人文岭南第127期 作者:江曙 字号
2022年09月27日 22:55
来源:人文岭南第127期 作者:江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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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深受外来文化,尤其是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但究其根本,传统文学资源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陈平原先生指出,中国小说从文学的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汲取了整个传统文学的养分。可以说,西方小说的输入是中国小说变革的第一动力,但中国小说变革整体进程是内外合力共同促成的。

  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提出“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梁启超作为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立足《新小说》杂志,吸纳了众多广东籍作者,如新广东武生(欧榘甲),岭东故将军(黄遵宪),岭南羽衣女士(罗普),南海卢藉东,南野浣白子、玉瑟斋主人(麦仲华),珠海梦余生和外江佬(廖恩焘)等。之后,吴趼人和周桂笙等成长于岭南地区的学人进入核心编创团队,小说界革命在实践中不断吸收岭南文艺资源的养分并进行了创造性运用。

  梁启超的俗语文学实践

  1902年,《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将政治小说作为最重要的小说类型加以提倡,希望“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相对于政治知识的引入与小说类型的推介,小说的语言形式与接受效果更为值得关注。

  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提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小说借此发挥更多的社会功能,这对梁启超的小说改革有直接影响。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论幼学》,谈及小说的功能,“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官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并涉语体改革与文学旨趣,“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辞句以浅明为要”。

  梁启超在《新小说》上设置“粤讴及广东戏本”栏目,并标明“此门专为广东人而设,纯用粤语”。《新小说》创刊之初提出“文言俗语参用,其俗语之中,官话与粤语参用”,并刊载广东戏本《黄萧养回头》,将地方戏剧作为改革的示范,将粤语方言作为言文一致的样本加以推广。

  梁启超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中黄毅伯、李去病两人论争的焦点多是广东社会情况,梁启超指出“吾本粤人,知粤事稍悉,言其条理,可以讹谬较少,故凡语及地方自治等事,悉偏趋此点”,且“故书中人物亦不免多派以粤籍,相因之势使然也”。小说以粤籍人士谈论粤事,间杂粤语,旨在由文学传递政治思想。

  狄葆贤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直接指出,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成功与否在于俗语文学的进步以及言文一致的推广,而梁启超创造性引入地方民俗文艺,在于以“各省之方言,以开各省之民智”。

  粤剧和粤讴的示范意义

  夏晓虹先生指出,康梁派内部的政治论争在《新小说》中展开,并由政治延续到文学书写,其中以欧榘甲的粤剧《黄萧养回头》、署名“未上台台上人度曲”的广东戏本《黄大仙报梦》和廖恩焘的粤讴《粤讴新解心》为代表。

  《黄萧养回头》作者欧榘甲,为康有为的弟子,与梁启超熟识,创作此剧因“《新小说》报主人……都叫我帮些文字”。黄萧养故事在岭南地区广泛流播,民谣“九牛浮水面,黄萧养回头”,“吾粤五尺童子莫不知之”,欧榘甲以此改编,转世的黄萧养成为黄种强,励精图治,“以唤起广东人自强自立之性质”,而此剧的词采、词腔、角色极具岭南特色,粤人可以“取而唱之”。

  《新小说》积极引入粤讴,以地方语言抵制过于书面表达的文言。以“珠海梦余生”或“外江佬”为笔名的廖恩焘发表粤讴《粤讴新解心》《趁早乘机》,将政治观点和社会理念加以通俗化阐述,呼吁“广东先自治,个阵平权万国”。《新小说》第十号更直接题为《开民智》《复民权》《倡女权》,以粤讴的形式展开政治思想的文学表述。

  清末民初,现代意义上小说概念尚未定型,小说较为驳杂,包含戏曲、说唱文学等,《新小说》有意引入粤剧、粤讴,承载政治思想的宣传作用,以广东经验、本地资源找寻小说普及化的路径。

  吴趼人小说创作的岭南底色

  吴趼人18岁之前生活在佛山,沉浸于岭南说唱文学、粤剧的文化氛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刘氏有吴趼人母亲的影子,小说中刘氏常将听闻的故事传说等说与“我”。清末佛山商贾云集、工商业发达,当地盛行木鱼书等说唱文学,所谓木鱼书,“弹词曲本之类,粤人谓之‘木鱼书’”。民俗文艺具有教育功能,“妇人女子习看此等书,遂暗受其教育,风俗亦因之以良也”。吴趼人在离开佛山之前不可避免受木鱼书等说唱文学的影响,耳濡目染的环境下,说唱文学的叙事方式嵌入其文学记忆中,这些说唱文学大多采用说书人的全知视角。

  1904年11月连载于《新小说》的《九命奇冤》,受传统说唱文学的影响较深。香坂顺一在《九命奇冤的成立》一文中指出,《九命奇冤》的写作更多来自南音等说唱文学的影响,有《梁天来告御状》(1904)、《八命沉冤》(1906)等。采用说书人的口吻叙述故事,于全知视角下常插入作者的议论。

  说书人的声口还涉及语言形态,白话成为其主要语言。吴趼人喜好古文,吴阶平在《书吴趼人》中也提及:“吴趼人先生……弱冠始搦管学为文,偶从旧书坊买得归熙甫文集半部,读之爱不释手,遂肆力于古文。寝馈三年,而业大进。”又因吴趼人丰富的小报经验,深知市民阶层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品位,市民阶层更为熟悉白话以及通俗表达方式,《九命奇冤》采用白话,但因传统古文的训练和写作习惯,使其小说语言处于过渡阶段,并夹杂粤语语汇。

  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多神怪色彩,这与明清佛山“尚鬼神”的民俗传统极为相关。道光《佛山忠义乡志》中提及:“越人尚鬼,佛山为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回脱胎于《斩鬼录》第四回,借此“比之群鬼”“发其隐情”。短篇小说《立宪魂》中使节在阴间世界海外考察,直指五大臣海外考察事件。《无理取闹之西游记》,以孙悟空取经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起头,描绘孙悟空后辈通臂猿大显神通。

  《九命奇冤》中算命、风水等迷信色彩也较为浓厚。岭南地区向来笃信迷信,“看官,须知这算命、风水、白虎、貔貅等事,都是荒诞无稽的,何必要叙上来?只因当时的民智,不过如此”。陈臬台扮成算命先生,迷信活动作为其重要的情节线索。

  最深层的影响在于提倡旧道德。吴趼人于1897—1898年发表58篇关于维新变法的文章,1902年结集成《维新要言》,形成以“立宪、保民、振商、强军”为纲的改革方案,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恢复旧道德。这与岭南民俗相关。《新石头记》下的文明社会不是立宪或共和,提倡的仍是旧道德主导下的专制政体。

  作为小说界革命主阵地的《新小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以政治小说阐述政治思想,以粤籍人士谈论粤事并间杂粤语,浓厚的岭南特色在此显现。由政治延续到文学书写,有粤剧《黄萧养回头》《黄大仙报梦》和粤讴《粤讴新解心》,以岭南特色的文艺形式提倡广东自治。吴趼人小说创作的岭南底色更为深厚,木鱼书影响下的说书人声口、夹杂粤语语汇的白话语言、神怪色彩的民俗信仰以及恢复旧道德的政治诉求。以粤籍人士为主体的小说界革命作者群,使岭南文化资源发挥了重要的先行先试意义,在思想主题、语言形式、言说方式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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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江曙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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