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做学问的人，史料的搜集整理最难，一般人望而却步。我自己就不敢泡在其中，耐不得寂寞还是主要的。日前得到郑志良先生新作《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见到许多鲜见的资料，颇受启发。郑先生治学，有乾嘉学派遗风，又多晚清民俗学的余绪，觉得是学界难得的真学问。我看这本著作，多了一种好奇心，许多考辩恰是民初学人苦苦要做的工作，五四那代学人提倡的以野史与民间史料寻找文化脉息的劳作，被我们的作者很好地继承下来，且能引出诸多话题。

　　传统的读书人看不起梨园里的诗文，觉得俗气缭绕，未见真谛。王国维作《宋元戏曲考》，自是别有深意。晚清的学人章太炎影响甚广，他的弟子中喜欢戏曲的寥寥无几。难怪黄侃讥讽曲学为小道，那是有雅正的文学的庞大系统在，不能看到其中的玄机也是自然的了。

　　章太炎的几个弟子也学会了走不正宗的文化之路的样子，有的是新文学的发动者、参与者。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后来都与章太炎有点距离。他们看出旧文学的问题，从白话文里寻找表达的可能，但没有从古代的戏曲资源里思考问题，实在也是那时候的一个盲点。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周作人关于旧戏的讨论，不免有些独断，未能让人信服，而鲁迅对于京剧的讽刺，只可作一家之说来看，作为艺术的整体思考，这类判断尚需做思想的厘清。

　　周氏兄弟关于正宗诗文的批评，从他们的爱好里可以看到一二。鲁迅关注小说，周作人探讨民俗，都不是旧式文人的主流所在。可是他们对于戏曲的若即若离，影响了对于艺术史整体性存在的把握，因为意见性的因素多，其表述多不系统，以致带来误解。其思考的空间留下的话题，倒是引人思考的。

　　其实，周氏兄弟眼里的戏曲，只还在人类学与民俗学层面上。他们藏品中的戏剧资料，被研究者一笔带过，细细分析者有限。鲁迅说自己喜欢社戏的片断，晚年回忆绍剧的《女吊》，赞佩的地方很多。较之于被宫廷化与士大夫化的京剧，未失原始意味的绍剧，却是弥足珍贵的存在。那里野性的和冲荡的气韵，给他带来的快感是可以想见的。

　　但鲁迅很少分神凝视戏曲里的资源，与翻译、创作的趣味关系很大，吸引他的更多是小说里的智性。他对音乐与戏剧的某些隔膜，使其判断艺术问题时，有了旧文人没有的东西。民国旧文人是喜欢泡在梨园里的，鲁迅总觉得那里病态的东西多。他讽刺梅兰芳是扭扭的样子，原因是没有阳刚的气质。可是我们细细分析他小说里的对白与结构，旧戏的因素未尝没有。在《故事新编》里，传统戏剧的形式是暗化在其中的。得形而忘意，乃精神的特点，古老的艺术在他那里不是被整体迁移过来的。

    在一些文章里，鲁迅偶然以戏曲的符号为自己的表达添彩。比如《二丑艺术》即是。那不是说明戏剧本身，而是借此讨论社会的问题。中国文人浸泡在戏剧里的那种温和、惬意的意蕴被其所扬弃。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冷静，倒透视出古老戏剧里本质的问题。他觉得，戏曲提供的察视观人的资源，也不能忽视的。

　　但周氏兄弟关注的明代文人，就不是这样。他们的文学成就，有的与戏剧的元素不是没有关系。离开戏剧来谈晚明的士大夫生活，似乎就缺少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