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诗人臧克家应《读书月报》编辑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邀请，经过两年的时间精心打造的一部“中国新诗选”，它出版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青年读者丰富文学知识，了解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发展和成就的概况”（臧克家：《中国新诗选1919-1949，关于编选工作的几点说明》）。《中国新诗选1919-1949》出版后，读者陈艾新对它提出了商榷性意见，“由于这部诗选是以青年为主要对象，再加上中国青年出版社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也就使编选人受到了一定的局限，这是毋庸讳言的。我们觉得既然号称《中国新诗选》，从所选的诗人和诗的数量来说，似乎嫌少了一些；从内容来看，进步影响的范围也似乎嫌狭小了一些。写景诗选得不多，爱情诗几乎一首都没有选，这不能说不是这本选集的一个缺点。”（陈艾新：《读了〈中国新诗选〉以后》）

　　这点意见得到了臧克家的“重视”，1956年11月策划出版《中国新诗选1919-1949》第二版时，他努力修改代序文字《“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对于徐志摩的评论也本着我的原意进行了修改”（《中国新诗选1919-1949·再版后记》），对徐志摩的诗歌史地位进行有限度的“修复”，编选《大帅》（战歌之一）、《再别康桥》两首诗进入“中国新诗选”的序列。这对恢复徐志摩在新诗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实，此时正值1956年、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徐志摩诗文的出版亦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议事日程。

　　1957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聘请著名诗人卞之琳作为编选徐志摩诗文的责任编辑，出版社还写信给远在上海的陆小曼女士（徐志摩遗孀），“要她提供诗人的照片和手迹”。陆小曼为徐志摩的诗文可以出版感到“喜出望外”，特写作《遗文编就答君心——记〈志摩全集〉的编排经过》作为即将出版的《志摩诗选》的序言。此时国内出版徐志摩的诗文，对陆小曼确实是莫大的“安慰”，“我想不到在‘百花齐放’的今天，会有一朵已经死了二十余年的‘死花’再度复活，从枯萎中又放出它以往的灿烂光辉，让人们重见到那朵一直在怀念中的旧花的风姿。这不仅是我意想不到的，恐怕有许多人也不会想到的”。

　　徐志摩的学生陈梦家很快知悉老师的诗文将出版，特写了一篇评价性的文章予以推荐，谨慎评价徐志摩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这就是发表在《诗刊》1957年第2期的文章《谈谈徐志摩的诗》。陈梦家说，“尽管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以上，我们当时读过的而今日重翻一遍，觉得其中有些首并没有忘记。徐志摩的诗的好处之一，就在于此”。他从徐志摩诗歌的“个性自由的热烈的要求”、“对于现实的激愤与反抗”、“轻松而清新的诗句”入手，试图迎合当时政治语境下诗歌的评价标准。在《谈谈徐志摩的诗》文章中，陈梦家具体分析了《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破庙》、《灰色的人生》、《毒药》、《白旗》、《婴儿》、《太平景象》、《一条金色的光痕》、《盖上几张油纸》、《一小幅的穷乐图》、《先生先生》、《古怪的世界》、《叫化活该》、《残诗》、《庐山石工歌》、《鄂尔加河上的舟人歌》等现实色彩浓厚的诗歌，“这些诗的题目，有些是很明显的讽刺，有些是用太美丽的字眼去掩盖一些可痛心的不幸”。总体来看，徐志摩的诗歌政治色彩并不浓厚，陈梦家清楚地知道这点，“占篇幅较多而当时为人称赏的还是他的抒情和写景诗”，具体针对抒情诗和写景诗的分析，陈梦家显得非常“谨慎”。为了纠正人们对形式化追求的偏见，陈梦家巧妙地把徐志摩的这种诗歌形式上呈现出的特点，归结于用词和语法结构的问题，他“觉得是得于旧诗文和留心口语二事”，“他的诗，很难说是欧化，也不能说是口语”。对于徐志摩晚年诗歌《黄鹂》，陈梦家秉持着批评的态度，“这首诗也可以作为他晚期的典型”，是他晚年的生活“到了枯窘的深处”，“不仅是枯窘，见识是窘迫了”。

　　陈梦家对徐志摩的文学史评价，本身显得很谨慎，但巴人在阅读了这篇《谈谈徐志摩的诗》评论文章后，觉得陈梦家“过分赞扬了”徐志摩的诗。1957年第11期，《诗刊》编辑部刊发了巴人的《也谈徐志摩的诗》，对陈梦家的徐志摩评价提出批评：“读了陈梦家的《谈谈徐志摩的诗》，也读了徐志摩的四册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我不能同意陈梦家的意见，对徐志摩的诗是过分赞扬了。我还是保留着二十年前的意见”。这二十年前的意见，到底是什么意见呢？原来这是1937年《文学》新诗专号上的《论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一文，系巴人以“曲轶”为笔名发表谈及自己对新诗发展史及出路看法的表述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谈新诗发展的：

　　1927年的大革命，并没有给资产阶级诗人以一种若何新的力量与生命，反而更使他们在“悠闲的感情的享乐”与“美幻的事物的追求中”，向形式的桎梏里沉落下去、所谓新月派的诗就在这种情形里滋长着。他们把“五四”前后文学革命的大众化的形式，幻化成另一种美术的装饰画了。这就成为艺术的新贵族，益发远离了大众的生活内容。

　　在1957年的语境中，巴人特别强调，“这里所指的新月派，就是徐志摩”。他把陈梦家评价徐志摩的观点提炼为三点：“创造了‘清新活泼’的新诗的形式”、“表现了‘对于个性自由的热烈的要求’”、“徐志摩是个革命诗人”。巴人对这三点“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诗的形式追求，巴人认为，“徐志摩是那样一种诗人：自我以外没有世界，生活的天地是很小的。……他的诗大半是一些爱情诗，然而又由于绅士的性格，好修饰，爱雕琢，连爱情诗也看不到有什么内容，像拜伦在《唐璜》中所抒发的。他的诗大半是从一些生活的感触而发，但不是有什么深厚的感受。”这直接把陈梦家的评价予以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