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争议中的文学奖：热闹背后有“门道”？

　　最近，鲁迅这个名字再次被许多人提及，语调中还满是同情。

　　尽管眼神依然犀利，但这时的鲁迅被困在一块小小的奖牌里，只能听着周围争吵声四起，却无法拿起笔杆子加入战斗。

　　5月16日，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1362部作品进入公示阶段。25日，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微博中说，其中来自湖北的一部作品“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她透露，“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而且“相信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随后，方方还贴出此人的一些诗句，供公众评价。

　　通过诗句，人们很快找到了一位叫做柳忠秧的湖北籍诗人，并替鲁迅先生投出犀利的匕首。

　　虽然柳忠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决否认“到处活动”的指责，但方方微博之后，关于鲁奖“跑奖”，“暗箱操作”的猜想立即充斥了媒体。有人通过大段的论述恳求，“假如不能保证评奖的权威公正，还是饶了鲁迅这个名字吧”，还有人回忆起之前围绕在中国文学奖项头上的疑云，说“别逼鲁迅写《论鲁迅文学奖的倒掉》”。

　　“如果鲁迅九泉下得知柳忠秧这样的诗全票入围，恐怕气得要掀桌子了。”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看了柳忠秧的作品后说。在这首题为《岭南歌》的诗歌中，被方方摘抄于微博上的句子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讲习所黄埔军，众志成城。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

　　“现在的问题是评奖在火，文学在烂。”肖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位近年来一直关注公共文化的学者发现，本来在他看来应该为公共文化提供标杆的文学评奖，正在逐步丧失这一功能，“权力和资本的交手挤压，已经彻底扭曲了中国的文学评奖。”

　　人们总是以为鲁迅是崇高的，文学是崇高的，恰恰忘记了最后的奖是名利的

　　对于不少活跃于文学圈子里的人来说，相比与诗人推荐前四处活动这件事儿，倒是方方的微博揭露，让他们更感觉意想不到。

　　“这本来就是一个名利场，”著名文学期刊《当代》副主编周昌义说，“人们总是以为鲁迅是崇高的，文学是崇高的，恰恰忘记了最后的奖是名利的。”

　　于1998年公布第一届评选结果的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协设立，取代了70年代开始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诗歌奖”等奖项，被称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肖鹰告诉记者，这个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奖项，与评选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并立，“实际上是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的国家奖”。

　　“作为文学的最高奖，无论是鲁奖还是茅奖，奖金都不算高，但是对于许多作家来说，意义重大。”周昌义说，在中国作协体制内，获得茅奖和鲁奖，都意味着在职称评比等一系列晋升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对于出版社来说，书籍出版以后的好评度，在许多时候也远不如获奖来得重要。“一个文学机构要受到表彰，能以什么为标准？只能以这个为标准。”

　　“文学获得奖励本身没有问题，”周昌义说，“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有一批体制内的作家可以完全隔绝于市场，仅仅依靠体制内的认可生活下去，形成自己的一套生态体系，而茅奖和鲁奖都是这个体系里最亮的明珠，大家自然趋之若鹜。”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作家阿来也曾抱怨国内一些文学奖“有点像是在评先进”。做过多次评委的他发现，“评奖之前往往被召集开会，统一思想”，“一次得奖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大家就可以拿着证书去评职称、调工资了，这样的文学奖对个人有好处，对文学却是一种伤害”。

　　此外，肖鹰还告诉记者，依照目前的惯例，如果某省份出现了一位茅奖或鲁奖获得者，往往意味着“这个省的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因此，获奖者往往可以以所在省市获得堪称名利双丰的表彰奖励。

　　“在这种诱惑下，如果别人都跑奖，你又怎么能不跑呢？”周昌义反问。

　　也正因如此，对于一些活跃于文学圈子里的人来说，方方这次捅破的“是一层大家心知肚明的窗户纸”。

　　“跑奖的现象太普遍了。”作家倪学礼告诉记者。这位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说，据他所知，“不少人都在评奖时有过这样的尝试”。

　　在此之前，人们也曾经几次通过新闻猜测着那层“窗户纸”里边的风景。

　　2010年，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因诗集《向往温暖》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网友们很快找出这位身份特殊的获奖者的两篇旧作《徐帆》及《刘亦菲》，并将其诗称为“羊羔体”。

　　而就在官员获奖的新闻将鲁迅文学奖推向风口浪尖时，图书出版人沈浩波就曾在微博中触碰过这层“窗户纸”，称“不少鲁奖得主是用钱买的，还有一些是谋来的。跑奖，是作协体制内作家的人生大事”。

　　不过，鲁迅显然不是唯一一个应该为这样的质疑声音而气愤的。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些茅奖获奖作品，“获奖之前不为人所知，获奖之后也迅速死去。恐怕将来的人们写这时代的文学史时，提都不会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