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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抗疫史上有哪些“高光时刻” ——高福进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网络课堂的演讲
2020年02月26日 01:25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高福进 字号

内容摘要:人类史与疾病史始终相伴,人类进化及社会发展实际上也是与各种疾病进行不断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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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学黄金时代缔造者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在1948年被世界医学协会采纳为影响后世的《日内瓦誓言》。作为职业道德的圣典,其规范作用远超医学界,成为人类社会抑制人性之恶的一个重要道德规范。《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提出“不伤害原则、为病人利益原则和保密原则”,是开创性的原则,也为疫情的隔离遏制提供了指引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隔离遏制疫病传播的实践记载。孔子探望得意门生颜回时,曾“隔窗而望病”。南北朝时期,隔离方式已成为正式推行的一种制度。距今1500年前,北魏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隔离的同时,防护理念也在同步发展。例如,葛洪的《肘后方》主张祛除“气疫”,里面就有六种针对空气消毒的药方

 

  

  人类史与疾病史始终相伴,人类进化及社会发展实际上也是与各种疾病进行不断斗争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正式诞生后的数千年间,有些传染病甚至影响到了区域发展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

  14世纪至17世纪,曾有过一次鼠疫大暴发。仅在1347年到1349年两年间,2500多万人为之丧命,欧洲人口迅速减少1/3。这场令人恐惧的瘟疫,被后世称为“黑死病”。

  据记载,1344年,蒙古大军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今乌克兰的费奥多西亚),但三年未果。蒙古人自远东地区调来数万大军,孰料援军中正在流行鼠疫,短短数日上千人死亡,蒙古军队最后只得撤离。但在撤兵前,他们竟将染病者的尸体抛入卡法城内。此后,瘟疫经由难民和商人传到意大利,不久席卷欧洲。

  传染病不仅危害人们的健康和生命,还使一些文明遭到灭顶之灾。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指出,是传染病而非武力征服了美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先后遭到天花、麻疹、伤寒斑疹、流感的传染,死于这些瘟疫传染的印第安人高达95%以上。戴蒙德认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欧洲人带来的瘟疫摧毁了美洲地区的印第安文明。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这一流感的得名,并非说病毒源于西班牙,而是因为该国有约800万人感染。最初,它暴发于1918年3月4日的美国堪萨斯州军营,随即传播到西欧各国。

  在1918年、1919年,共造成全球约10亿人感染,死亡人口在2500万至4000万人之间。这场致死率较高的疫病,是人类历史上第二致命的传染病。某种程度上,它还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提前结束。

  对船上人员进行40天观察,用来预防流行病传染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有文字记载的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十几次重大瘟疫。20世纪以来,全球也有过数次重大疫情。其中,有四次被世界卫生组织给予确定,其间数亿人感染、千万人死亡。

  在与疫病抗争的过程中,人类探索总结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用隔离法抵御瘟疫的流行,就有数千年的历史。下面,简单作一些梳理和介绍。

  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学黄金时代缔造者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在1948年被世界医学协会采纳为影响后世的《日内瓦誓言》。作为职业道德的圣典,其规范作用远超医学界,成为人类社会抑制人性之恶的一个重要道德规范。《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提出“不伤害原则、为病人利益原则和保密原则”,是开创性的原则,也为疫情的隔离遏制提供了指引。

  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医学的发达上。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今天叙利亚大马士革建立的“隔离医院”。公元706年,为了遏制麻风病等疾病的传染,时任帝国皇帝瓦利德一世(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第六代哈里发)在首都建立了第一所伊斯兰医院,并为麻风病患者设置专门病区。当时,这种“群体隔离”制度可以说是较为先进的。

  “隔离”一词最初是意大利语,意思是对船只及船上人员进行为期30天至40天的海上逗留观察,以作为预防和遏制黑死病传染的严格措施。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和近代科学的实践证明,“40日隔离期”对验证、核实旅行者的健康状况是有效的。

  在隔离检查制度确立的同时,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岛隔离中心”——拉扎雷托也得以建立。当然,这一隔离中心主要是简单的隔离防控,从技术含量上说并不是很高。

  从大规模防御和遏制的标准来看,较为统一且行之有效的举措始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当时,在疫情暴发期间,为遏制大规模地、迅速地传播,相关国家采取了一个有效的措施——“非药物干预”举措。其具体内容包括:隔离患者和感染者,强制性关闭公共场所,提倡和执行良好的个人卫生行为和习惯,等等。

  这些措施既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又带有非强制性的呼吁、倡导和宣传,是符合应对疫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的。

  中国古代强调预防为主,提倡用中草药消毒杀菌

  对中国来说,与疫病的抗争也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最初的“隔窗而望”到有序的“隔离遏制”。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隔离遏制疫病传播的实践记载,疬疫病疾中的“疬疫”就指的是传染病。殷墟出土文物中,甲骨文字有“疾疫”“疾年”等字。可以推断,上古时期已有传染病方面的记载,甚至是应对防控的实践。此外,各种文献如《周礼》《吕氏春秋》中也有相关记述。

  春秋时期,孔子探望得意门生颜回时,曾“隔窗而望病”。宋代朱熹等人认为,这是孔子因担心传染而特意让自己与弟子处于隔离状态,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弟子主动与孔子隔离而望。

  这种自我隔离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就有不少隔离案例。例如,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后为避免再传给亲人而紧闭房门,只在窗户上开一小洞,以便传递饭菜和便桶。

  清初,京城常闹天花,朝廷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顺治帝还曾移驾到行宫,只让太监送饭送炭,“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疑似患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

  第二,隔离中心及隔离制度逐步建立。

  隔离的同时,防护理念也在同步发展。中国传统医学强调预防为主,讲究个人卫生,提倡用中草药进行消毒杀菌,并对卫生防疫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实践指导。例如,葛洪的《肘后方》主张祛除“气疫”,里面就有六种针对空气消毒的药方。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明确记载在《汉书·平帝纪》中就有出现:“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一“舍空邸第”,可以说是最早明确记载的“隔离医院”。

  南北朝时期,为了遏制疫病的传播,隔离方式已成为正式推行的一种制度。距今1500年前,北魏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南朝齐的“六疾馆”更是为隔离遏制和防护而建立起来的专门机构,不仅收治患者,而且将病人与健康者进行有效隔离。

  明末江南医学家吴又可的《瘟疫论》,是中国首部传染病学的专论。其防治观点和救助方法包括:遮掩口鼻加以防护(可惜未能就此发明口罩);焚烧已死患者的尸体,避免传播;对患者进行隔离,等等。第三,综合性抗疫机制得到建立与完善。

  古代抗疫机制在隋唐时期已基本成形。这一时期,医学逐渐发展并走向繁荣,医学、医科、医署、医药等空前发达。当时,为应对突发疫情,朝廷建立了三大应对机制:及时医疗,遏制传染,赋税减免。

  至两宋,这一“古代抗疫史的高光时刻”取得了更大发展,抗疫机制进一步完善。宋代超越隋唐的“太医署”,设立更高规格的“太医院”,并增设太医局等医疗、医学机构,日常多为朝廷服务,特殊时期翰林医官则应诏赴疫情暴发地区巡视和防治。

  此外,朝廷还设置惠民和剂局,在疫情暴发时对中草药实行降价。众多慈善机构,如宋代的安济坊、居养院等,加上民间救助团体,在防止疫情的过程中共同发挥积极作用。

  科学治疫才能战胜病毒,公开透明才能安抚人心

  19世纪前,人类对抗黑死病、鼠疫、天花、流感这类疫病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更多的时候只能听天由命。个体能否存活下来,几乎完全依赖“运气”。

  20世纪以来,人类终于逐步走出阴霾,在抗疫斗争中越来越占据主动。结合世界经验和中国实践,主要启示有以下三点:

  第一,克服消极和被动状态,积极预警与应对。

  在这方面,既有失败的教训案例,也有成功的经验。1952年,世界卫生组织创立“全球流感监测网络”,随后监测到1957年的“亚洲流感”(H2N2亚型),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监测到的第一次流感大流行。当年5月,世卫组织确认新型流感病毒后,即向全球各国预警。然而,当时新中国尚未加入这一组织。因此,从疫情发现到全球预警,时间延迟了两个多月,导致了较高的死亡率。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确立由卫生部牵头、33个部门参与的防控机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最初几个月,通过系统隔离疑似患者及接触者,对可能出现的输入型病例进行防控,并扩大“哨点医院”、强化实验室网络,加强主动监测;迅速完成疫苗研发,到年底前以“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接种近5000万例甲流疫苗;中国卫生部门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通报疫情,并在国内媒体上及时通报最新疫情……

  第二,理性应对,科学为先。

  2003年非典疫情的教训之一,就是关于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时性发布的问题。当时,最初是五天通报一次疫情数据,引发了公众的焦虑和恐慌情绪。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信息发布基本上是每天一次,遇到重要节点或事项甚至会临时增加一次。

  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避免了各种恐慌情绪,让各种谣言无法“满天飞”,从而为防控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支持。

  总的来看,面对疫情,必须倡导科学和理性。只有科学治疫,才能真正战胜病毒;只有公开透明,才能安抚人心。

  第三,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这一条启示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很多人都谈到制度优势。制度优势能发挥什么作用?我举两个例子: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集中对“黄赌毒”进行整治和改造。短短数年,就彻底消灭了全国性的“黄赌毒”经营。这一伟大成就,获得了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一致称赞。

  上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疫情在一些区域暴发,对江南地区尤其是两湖地区的农民伤害极大。在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部署下,我们最终消灭了这一大疫病。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告,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区域之一的江西省余江县完全获得新生。毛泽东同志为此特意撰写了《送瘟神》诗。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就要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严格落实中央各项部署,做到政令通畅,执行不走样;就要发挥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力,责任到人,落实到人;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群众,使病毒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唯有如此,才能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最吃劲的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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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高福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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