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的同步推进，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也凸显了身份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在身份认同当中，最根本、最核心的维度当数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中长期生活而形成的对该民族国家文化精神的肯定性体认，它集中体现为对该民族核心价值的认同，是提升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应然矢量与诉求标尺。文化认同是鲜活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丰富性、多样性、绵延性是其鲜明的特质。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发展与国家强大都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认同。

　　以往，人们对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大多倾向于采取宏观的研究范式，即对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进程进行逻辑上的归纳总结和提炼概括，从而得出一个普遍的、抽象的、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并以此构筑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然而，文化认同是一个鲜活的历史生成过程，文化认同的最终实现离不开个体的直接体认，离不开群体的文化记忆。宏观研究范式往往是在理论上构筑一个虚幻的文化认同，而对于文化认同的现实生成却缺乏真正的建构力量。近年来，微观理论研究范式正在悄然兴起。微观研究范式对于宏观研究范式无疑是一种反思和超越，同时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在文化认同问题研究中，宏观维度与微观维度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微观理论研究范式对文化认同的研究离不开对生动的、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的研究。

　　一

　　什么是文化记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文化记忆是“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在过去的大多数时间内，每个群体都把自己的整体性意识和特殊性意识建立在这样的集体知识的基础上”。文化记忆以仪式、文本、纪念物或者其他媒介物为象征，通过特定群体内一代代延续下来的社会实践，文化记忆把发生在久远过去的历史事件以现时的纪念方式重新呈现，从而为回忆和群体认同起到支撑作用。从时间跨度上而言，它会延长至两三千年，而不局限于交流记忆的三四代人时间里。传统的文化记忆始终由专门的文化承载者来负责，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把过去曾经发生的历史焦点事件以特定的方式重新加以叙述。一方面，他们保存并传承了历史事件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传承来保证了群体文化认同的再生产。

　　从扬·阿斯曼对文化记忆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文化记忆并不是绝对客观地把历史事实真相原封不动地描述出来。与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所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相比，文化记忆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微观的视角审视和衡量个体的历史体验和社会走向，它展示了日常世界中被忽略的维度和其他潜在可能性，从而实现了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拓展和补充。与交流记忆的口头性、短暂性和非稳定性相比，文化记忆更能展示丰富、持久、连续性的人类社会进程，其中所蕴含的个人心理、意识、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从延续两三千年以上、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的，这种客观化的制度性表征恰恰为社会身份固化和群体认同提供了重要基础。尽管文化记忆本身是一种被重新建构的结果，但是从文化认同的内在组成内容来看，文化记忆是群体文化认同得以从中产生的有机土壤，它为文化认同提供了活生生的历史素材。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文化记忆通过保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文化连续性，以此为后人重构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历时性的维度。扬·阿斯曼认为，从个体层面而言，历时性的认同是记忆的功能，记忆使得我们保持自我。因此，可以把文化视为由一个社会建构起来的历时性身份。文化记忆有一个相对集体记忆长得多的时间视域，这使得它成为保持一种群体凝聚并且保证其存续下去的有效形式，在一个群体内被所有成员共同享有和认可。此外，文化记忆建立在过去历史中某个特定的焦点事件上，通过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symbolische figuren）而凝结成了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因此，它是依靠文化符号来传承的，这就是文化记忆与“传统”不同的地方。文化符号既保证了文化记忆的时间跨度，又使文化连续性的特征在文化记忆中体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是在对丰富多样的文化记忆进行筛选、整理和再加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精神力量。

　　虽然文化认同的形成并非仅仅依靠文化记忆，而是由多种文化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一般性的知识也是文化认同的组成部分。但是，一般性的知识不属于文化记忆。二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分在于：我们获取文化记忆，不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去掌握它，而是为了弄清楚它本身，以便把文化记忆作为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文化记忆从历时性的角度对记忆的建构和传承进行思考，尝试回答各种历史指向性问题，这构成了文化认同的问题意识。通过文化记忆，人不仅可以确认自己的身份，而且可以更加明确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和实现未来的具体路径。

　　第二，文化记忆自身具有可持续的规范性（normative）和定型性（formative）的力量，它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的生成机制。认同的形成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但同时其本身也是独一无二的“自我”或主体。“记忆”“文化”“认同”这几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不分彼此。文化记忆首先是对“真的事实”（realfacts）的精确回忆，在此基础上，实现事实历史向回忆中历史的转化，使之变为神话。这里的“神话”强调的是，特定的群体在对当下的存在进行阐释的时候，是以最初起源时期形成的记忆作为参照的，这种参照为当代阐释提供了规范性的引导。通过回忆，历史变成了神话。只有这样，历史才拥有了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讲，也才变得真实。

　　规范性和定型性是如何显现出来的？扬·阿斯曼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联动结构”。这个所谓的联动结构有社会的一面，也有时间的一面。在社会层面，成员之间形成共同的经历、期盼和行为空间，个体在这个集体中享受信任并得到指导。在时间层面上，上述联动结构把过去与当下链接起来，在不断移动的当下视域中纳入以往值得记忆的人和事，以便活着的人不断获取归属感和希望。归属关系的确认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承认“这是我们或这是我们的”，另一种则强调“这不是我们或不是我们的”，通过这两种方式，记忆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文化记忆的客观化呈现来源于这些联动结构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群体归属原则，它们也为身份固化和群体认同提供了重要的生成机理。群体文化认同的整体性意识从联动结构和归属原则中获得形式冲动与规范冲动，实现自身身份认同的再生产。因此，文化记忆的存储和传播多少都会受到权力和价值体系的影响，并通过教化的作用来传达社会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二

　　文化记忆的主要功能是为“身份”进行“定位”，保证群体文化认同在历史发展中保有其文化身份的完整性、连续性和统一性而不被中断。而文化认同作为主体对文化的认可和接受，最终表现为一种价值选择，是一种协同的历史理性。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共通之处，就在于二者都以文化普遍价值的有效性为基础。没有文化记忆，文化认同的生成就将失去现实的载体和媒介，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也就无法体认和接受文化的普遍价值；而没有文化认同，文化记忆就只能是一些零散的、杂乱的素材，它将因失去普遍价值而远离社会群体。因此，作为保存意义和价值的手段，文化记忆无疑是帮助我们实现文化认同的极佳路径。以文化记忆为切入点来对文化认同进行微观维度的解读，是对宏观维度研究存在的不足和缺憾的有益补充。

　　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文化认同是对文化精神和民族核心价值的肯定性体认；但是从微观层面上来说，文化认同则是通过历史当中弥散的微观的、丰富多样的文化记忆而凝结、汇聚起来的。从文化记忆的微观维度来重新审视文化认同，所获得的是一个不断叠加、积累起来的更具生命力的文化身份印证。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被宏观维度抽象概括所忽略掉的文化认同的丰富历史内涵。关于历史的定义不能只是以时间的自然流逝作为参照，而应该把过去视域中的焦点事件在文化记忆中固定流传下去，使之变成真正的历史，为社会发展进行定位，指引方向。

　　文化认同的生成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其研究目的就是要通过发挥文化记忆的承载和传承功能来实现文化认同。我们研究文化记忆理论，根本目的并非原封不动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通过这种回忆来调整和确定当下的定位，对未来进行自我反思，力图在与现实生活世界、深厚历史经验的关联中，以尊重、宽容和自主的姿态理解历史、把握现在，积极参与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建设中。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代性视域下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研究”（17BZX064）；黑龙江省首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社会转型与文化认同：中国与波兰比较研究”（UNPYSCT-2015023））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龙江省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学术交流》2017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有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