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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走出去”的投资效应研究:全球1326所孔子学院的数据
2020年07月11日 14:45 来源:《国际贸易问题》2017年第1期 作者:谢孟军 字号
关键词:文化“走出去”;孔子学院;差分GMM;系统GMM

内容摘要:文化“走出去”作为中国新时期“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不仅是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重要表现。文章以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代理变量,使用差分GMM和系统GMM两种估计方法对文化“走出去”的投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典型代表,虽然以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及推广汉语为主要任务,却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很大影响,文化“走出去”表现出显著的投资推动效应,而且这种投资推动效应具有明显的经济差异性和洲际差异性。今后孔子学院应该从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发展逐步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内涵式发展转型,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关键词:文化“走出去”;孔子学院;差分GMM;系统GMM

作者简介:

  摘要:文化“走出去”作为中国新时期“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不仅是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重要表现。文章以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代理变量,使用差分GMM和系统GMM两种估计方法对文化“走出去”的投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典型代表,虽然以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及推广汉语为主要任务,却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很大影响,文化“走出去”表现出显著的投资推动效应,而且这种投资推动效应具有明显的经济差异性和洲际差异性。今后孔子学院应该从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发展逐步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内涵式发展转型,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关键词:文化“走出去”;孔子学院;差分GMM;系统GMM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五千多年文明沉淀的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更是人类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精髓的最典型代表,对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和汉语的国际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东方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儒家思想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表现。为了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和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政府就非常注重文化输出,孔子学院(包括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下文同) 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最集中表现发展速度很快,截止2014 年底我国已在世界126 个国家地区) 建立1326 所孔子学院,表明中华文化已受到世界各国的不断接受和认可。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的当代化和具体化,已成为我国文化输出的最重要载体,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根据统计数据,我国向建立孔子学院比较多的国家的资本输出额也较大,那么,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否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拓展产生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经济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由于跨国投资最早始于发达国家,因此经典的投资理论主要解释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提出相应的投资理论,这些理论大多从经济影响因素的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现象(Diffleld,2009;裴长洪、樊瑛,2010;Soad&Noor,2011;Khanindra,2013;温磊,2013)。随着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制度经济学家开始从制度的视角研究资本输出现象(Kolstad&Wiig,2009;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文化相近或相似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开展双边投资和贸易(臧新等,2012),而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由于消费偏好存在较大不同,不利于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王洪涛,2014)。Sir-gal(2012)对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认为文化差异是影响跨国并购后经营业绩的重要因素,文化差异较小的国家之间跨国并购更容易开展。谢孟军(2016)基于文化的视角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国家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利于双边经贸合作。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制度经济学家较为关注制度对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主要研究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对跨国投资的影响。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少部分文献开始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文化影响因素。本文基于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从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与汉语国际推广的现实出发,以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代理变量,使用差分GMM和系统GMM两种估计方法实证研究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投资推动效应。

  二、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理

  文化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不同国家和民族在人生观、价值观、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即为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不仅阻碍民族间的沟通与交流,而且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文化输出是削弱甚至消除文化差异推动资本跨国流动的重要方式,文化“走出去”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理见图1。

  (一) 文化差异产生交易成本,阻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距离是阻碍国际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这里的距离不仅指地理距离,也指文化距离和精神距离。地理距离可以通过交通工具的改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而文化距离则因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产生,在短期内很难改变,消除因文化距离所产生的沟通障碍的难度相当大。跨国公司不仅销售环节在东道国,而且生产环节也在东道国,对东道国的依赖程度很高,东道国政府和居民对跨国公司的接受和认可程度是其能否成功经营的关键所在。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往往包含投资国的民族文化特征,东道国如果对投资国文化不甚了解甚或不认同,对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的认可度也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会因为文化冲突出现抵制投资国产品的现象,不利于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应当尊重和利用东道国的民族文化,否则无法打开当地的销售市场。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策略也需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之间的协同合作对企业的成功经营意义重大,由于员工来自不同民族,在人生观、价值观、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协作生产过程中蕴含着潜在的文化冲突,冲突一旦发生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差异化的民族文化会阻碍双边经贸关系的正常开展,不利于跨国公司投资业务的顺利进行,是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的重要因素。

  (二) 文化相同或相似有利于跨国投资

  本文用“文化亲近度”表示不同国家之间民族文化的相似程度,一般来说“文化亲近”型国家在人生观、价值观、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相似度较大,更容易开展双边或多边投资,国家之间的“文化亲近度”越高,双边投资流量也会越大。如果投资国和东道国的文化相同或相近,两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就比较接近,国内市场特征也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跨国公司可以把本国成功的生产经营模式复制到东道国,生产成熟度比较高的产品,大大降低了跨国经营风险,快速开拓东道国市场。如果两国存在文化差异,但文化距离较小,跨国经营者通过短时间的学习便可以熟悉东道国的文化,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会较为便利,跨国公司可以更容易地根据东道国消费文化特征生产差异化的产品,较小的文化距离能够为企业的跨国经营带来诸多便利,扩大双边投资流量。

  (三) 文化传播促进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缩短文化距离降低交易成本

  消费者对投资国产品的特殊偏好,不仅是因为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多地是对该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投资国的文化“走出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传播,不仅可以提高东道国对投资国民族文化的熟悉度,增强对投资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而且能够增强消费者对该国产品的购买意向。文化传播可以削弱甚至消除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提高不同民族在人生观、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共同度,形成更为相似的消费偏好,有利于跨国公司投资业务的本土化经营。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不仅能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加强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提升中国的国际软实力,而且可以提高产品的国际信誉度,传播东方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发展。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方式,它的快速发展不仅表明其他国家(地区)对中华文化的普遍接受和认可,而且可以为我国的海外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四) 国际通用语能降低跨国投资中的语言交易成本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沟通与交流的最直接工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具有很大影响,如果语言不通将无法直接交流,更谈不上进行协商谈判,解决的办法就是其中一国学习另一国语言,或者都学习并使用第三国语言。一般来说,语言小国学习语言大国的语言可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语言学习需要支付学习成本,如果两国语言相近或相同则无需支付语言学习的成本,能有效地降低国际交往中的交易成本。语言相近或相同的国家双边投资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提高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随着国际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入发展,对共同语言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国际通用语的形成与推广是解决语言差异的重要方式,如果国家之间所持语言相同或相近,不仅能为跨国业务的开展提供诸多便利,而且可以拓宽民族之间的合作渠道,有利于国际投资的发展。目前汉语还不是国际通用语,中国每年都要为学习英语承担巨额成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不仅可以提高其他国家对中华文化的熟悉程度,增强对中国商品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而且孔子学院的发展可以扩大汉语的使用范围,有效降低中国与投资东道国(地区)的语言交易成本,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 模型设定及说明

  科学合理的估计方法是回归结果正确可靠的重要保证,内生性是回归分析中的常见现象,本文分析的问题同样也存在内生性的可能。使用工具变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削弱内生性问题,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差分GMM 估计方法,使用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作为工具变量来应对内生性问题,但弱工具变量的出现往往会降低差分GMM 的估计效果。Blundell和Bond(1998)基于差分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提出系统GMM的估计方法,该方法把差分回归和水平回归综合考量,使用滞后的水平变量当作一阶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同时把一阶差分的滞后项当作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这样既可以有效应对弱工具变量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内生性现象。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健性,本文分别使用差分GMM 和系统GMM两种估计方法进行对比研究,最终设定的动态面板模型为:

  其中,表示我国在t年向i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滞后项表示我国在t-1年向i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了避免可能的异方差现象,这里对上述两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我国t年在i国(地区)建立的孔子学院数量,表示其他可能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变量,f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探讨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影响。根据所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分国别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代表文化“走出去”的孔子学院数量,并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变量的含义及数据来源见表1。

  被解释变量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FDI),使用历年中国分国别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表示,变量数据来源于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核心解释变量为文化“走出去”(CO),以孔子学院的发展作为文化“走出去”的代理变量,数据根据孔子学院年度报告及历年孔子学院大会资料整理而得。由于世界第一所孔子学院建立于2004年,因此数据分析年限选定为2004-2014年。控制变量从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进行选取,主要有:人均GDP(RGDP)、工资(WL)、政治稳定性(PS)、经济自由度(EF)、法制完善度(LP)、是否儒家文化圈(RJ)。东道国人均GDP(RGDP)和工资(WL)两个变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数据库,政治稳定性(PS)和法制完善度(LP)两个变量数据来源于“全球政治治理指标”(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经济自由度(EF)数据来源于全球遗产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这里使用经济自由度9 个子指标的加权值,是否儒家文化圈(RJ)根据历史资料整理而得。全球政治治理指标和全球遗产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公认的用来衡量国家制度质量的权威数据,这两大数据库的所有指标数值范围均为[0,100],指标数值越大表示相关制度指标质量越高,相关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作者简介

姓名:谢孟军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赵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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