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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2020年06月30日 14:55 来源:《形势与政策研究》2019第一辑 作者:胡文臻 温小勇 字号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意义;发展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理念

内容摘要:京津冀城市群由京津唐工业基地的概念发展而来,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 涉及京、津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总数约为9000万人。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意义;发展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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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城市群由京津唐工业基地的概念发展而来,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涉及京、津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总数约为9000万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5年4月30日召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确定了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格局。一核:北京。双城:北京、天津。三轴:京津发展轴、京保石发展轴、京唐秦发展轴。四区: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西北部生态涵养区。多节点:包括石家庄、保定、唐山、邯郸等区域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两翼: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规划》所涉及的京津冀发展,除明确区域整体定位及三省市定位以外,同时确定了京津冀近期、中期、远期的区域协作发展目标。

  2019年1月16—1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京津冀实地考察,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过去的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上处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需要下更大气力推进工作。”[2]

  回首5年之前,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3]这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改革开放之初便逐步提出的概念、设想、规划正式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经过5年紧锣密鼓的谋划、夯基、突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基本定型、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协同发展新格局扎实推进,为未来稳步推进、跨越向前奠定了坚实基础。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是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转化成果,更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成果。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果之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作用下,必然造就资产阶级财富或资本的积累和无产阶级失业或贫困的积累,这一后果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4]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社会两极分化以及无产阶级贫困的总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导致两极分化的日益深化直至阶级矛盾的爆发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将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和追求。在1943年3月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信心满怀地指出:“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乞讨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5]1961年,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6]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便确立了建设的初心、发展的初心和走向强大的初心,京津冀作为京畿重地,建设和发展同样是第一位的,特别是要做好协同建设、均衡发展。

  现实情况是,北京作为首都,经济发展成就和人口聚集效应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北京同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在逐步拉大。造成的结果是,环京津区域这一地理概念与经济学领域提出的“环首都贫困带”基本重合。“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谓之‘环京津贫困带’,名副其实。”[7]除了经济上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在吸引力和影响力方面,不论是现有水平还是发展潜力,差距都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由于吸引力和影响力方面差距的逐渐拉大,造成了广泛存在的嫉妒和不满也会与日俱增。“赤城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和毗邻县区巨大的收入差距,对当地群众心理影响很大。因为羡慕毗邻地区农民的富裕生活,一些深山区低收入群众非法种植罂粟,且屡禁不止;个别不法分子甚至跑到邻近县区偷盗、抢劫,扰乱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首都地区的和谐和稳定。”[8]

  京津冀地区同属京畿重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前区域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面临着诸如生态环境问题、城镇体系失衡问题、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创新驱动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同时,对于全国范围内城市圈规划建设以及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一系列突出问题的显现,从京津冀三地到国家层面都在着手研究解决思路、探索解决方案。1982年,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其中首次提出了“首都圈”概念,拉开了探索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序幕。198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对该方案的正式批复中指出:“北京的经济发展,应当同天津、唐山两市,以及保定、廊坊、承德、张家口等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规划、紧密合作、协调进行。”[9]这也是从区域的范围考虑北京的建设和发展。“从大区域、华北、京津唐等)和亚区域(北京市16800平方公里范围)谈北京的规划问题。北京市职能繁多,内容庞杂,只在建成区范围内打主意,‘螺蛳壳里做道场’,总跳不出圈子,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从区域来考虑,路子就宽了,也活了。当然这不仅是北京一个市的事情,需要有关区域、城市一起‘综合规划,紧密合作,协调进行’。这是一个发展的必然方向。”[10]

  1986年,在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倡议下,在天津市召开了第一次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议,确定建立环渤海经济区,开展多方面、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同时,中国环渤海经济区正式成立。“这一组织最早包括天津、青岛、大连、秦皇岛、唐山等14个城市,被认为是京津冀地区最正式的区域合作机制。2年后,北京与河北环京地区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6地市组建环京经济协作区,建立市长、专员联席会制度。这是当年又一个带有政府色彩的区域合作组织。只不过,重视只能停留在观念,到了实际操作中,就显得阻力重重。”[11]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在已有经济布局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分别为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地区、西北地区。针对环渤海地区,提出要“发挥交通发达、大中城市密集、科技人才集中、煤铁石油等资源丰富的优势,以支柱产业发展、能源基地和运输通道建设为动力,依托沿海大中城市,形成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综合经济圈”。[12]同年,北京市提出建立以京津为核心包括河北省7个市的“首都经济圈”。从此,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为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2004年2月12——13日,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召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改委暨秦皇岛市、承德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廊坊市、沧州市、唐山市发改委负责同志,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石家庄市、衡水市、邯郸市、邢台市发展改革部门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发展与合作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并研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经充分协商,达成了加强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符合区域内各方利益、协调发展中的障碍必须予以突破、建立定期协商制度等、10条共识。“廊坊共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机制和方法,特别是提出首先选择易于突破的领域开展合作,传递出强烈的协同发展信号。此后,从2005年起,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开始走向实质性纵深发展的阶段。天津滨海新区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钢被批准搬迁至河北省曹妃甸,曹妃甸还被列为国家首批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单位,中央多位高层领导频频到这一地区视察,三省市高层领导也频频互访,而且中国建设史上规模空前巨大的投资项目纷纷落户这一地区;天津滨海新区计划在几年内投资达5000亿元,曹妃甸“十一五”期间投资规模也将超过1000亿元。同时,北京至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地的铁路、高速公路建设也已拉开帷幕。

  2010年10月22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在三河市召开加快推进环首都经济圈工作会议,圈定涿州市、涞水县等13个县(市)区加快建设环首都经济圈,并下放部分审批事项,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标志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其中河北建设环首都经济圈的总体战略构想是“13县1圈4区6基地”。13县即环绕北京的涿州市、涞水县、涿鹿县、怀来县、赤城县、丰宁县、滦平县、三河市、大厂县、香河县、广阳区、安次区、固安县;、圈即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环首都经济圈,27000平方公里485万人;4区即在环首都经济圈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园区、科技成果孵化园区、新兴产业示范园区、现代物流园区。6基地即在环首都经济圈内建设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旅游、有机蔬菜、宜居生活基地。河北省将在环首都经济圈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在国家法律法规许可条件下,坚持非禁即入,非限即许,免除登记类、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收费。除国家规定的必须由省级和市级审批事项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审批外,省市两级其他审批事项全部下放到13个县(市)区。

  201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纲要中提出推进京津冀、打造首都经济圈的规划。据此,国家发改委委托京津冀三地发改委,根据各自的区域进行调研并提出具体规划方案。“但规划范围始终难以达成一致,北京提出‘1+3+6’方案,即北京加天津武清、宝坻、蓟县三县区,再加河北六个地级市,不包括石家庄、沧州、邢台、衡水、邯郸五市,河北省难以接受,后来,扩大‘1+3+9’,河北邯郸、邢台这两个地级市被排除在‘圈’外。河北省提出应包括河北全域。直到2013年,首都经济圈的范围还没有确定下来。”[13]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同’,成为此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协同’一词,涵盖了有序合作、整体加强、共同获益的区域发展理念。”[14]此后,习近平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以打通发展的大动脉,更有力地彰显北京优势,更广泛地激活北京要素资源,同时天津、河北要实现更好发展也需要连同北京发展一起来考虑。

  2014年2月26日,在调研京津冀三地后,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公布,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正式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通过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空间格局和功能定位、构建一体化现代交通网络、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以及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举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新中国壮丽70年,奋进70年,同样也是京津冀三地在发展中互动、在互动中协同、在协同中发展的70年。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京津冀三地互动、协同发展进入了奋进新征程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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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文臻 温小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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