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自2012年左右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面临着经济结构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要求。从要素供给角度看，当前劳动力数量和资本积累对增长的贡献已经显著下降并将进一步减少，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要素质量提升和优化配置提高生产率；从社会总需求角度看，进入工业化后期投资和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已难以维持在较高水平，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不是一个市场自发完成的过程，需要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深刻重塑，重点是从生产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助于引导和激励创新的市场体系。

　　关键词：经济增长，新动力，新常态，工业化后期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从以前的平均10%左右下降到7%左右的水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2012年左右也正好是中国从工业化中期进入到后期的转折点。工业化阶段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新常态”背后的经济规律本质上是一致的。新的发展阶段，将会带来经济结构多方面的调整，也会带来增长动力全方位的转换，经济管理体制需要适应这一转变，从而更好地培育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

　　一、工业化阶段的演变及其对制度环境的新要求

　　(一)2012年前后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新阶段

　　所谓工业化是指一个经济体随着工业发展，人均收入和经济结构发生连续变化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工业部门本身的发展，目前一般把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换作为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标志(陈佳贵，2006)。其中，人均GDP水平小于200美元(1964年不变价，下同)属于前工业化时期，200—400美元为工业化初期，400—800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800—1500美元作为工业化后期，超过1500美元则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根据中国人均GDP水平，并参考陈佳贵(2006)提出的其他指标综合考虑，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可以划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前工业化时期(1978—1989年)，人均GDP从不足39美元①提高到接近200美元(1964年价格，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加权平均计算)；第二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1990—1999年)，按加权平均的人均GDP大致从200美元增长到400美元；第三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2011年)，加权平均人均GDP从400美元提高到900美元。

　　2012年前后是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重要转折点。从人均GDP水平看，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276美元(现价)，按汇率法折算的1964年不变价也达到688美元的水平，按汇率—购买力平价加权平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超过900美元。从产业结构看，2012年中国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到45.0%，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低于服务业比重(45.5%)，出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转折性变化。从主导产业的变化看，2012年以来不少重化工业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产量增长接近峰值或进入平台期，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开始转向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

　　(二)进入工业化后期，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需要相应转变

　　不同工业化阶段的主导产业有不同特征。具体而言，前工业化阶段，农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工业化初期，纺织服装等轻工业比重较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工业化中期，主导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如能源、钢铁、水泥、电力等；工业化后期，主导产业是以汽车、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高加工度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后工业化阶段，主导产业主要是服务业。从整个工业化进程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呈现出农业→纺织、服装等轻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资本密集型行业)→高加工度制造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服务业的变化轨迹。

　　不同的主导产业要求不同的增长模式，不同增长模式要求不同的制度环境。轻工业和重化工业的特点是高度规模扩张型的，其增长模式主要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而高加工度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将更多依靠技术创新而不是要素驱动，或者说这些行业必然要走内涵式增长模式。不同的增长模式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规模扩张模式要求政府和社会能优先为企业提供足够的土地、资金和人力等资源，而内涵式扩张模式更需要一个高度开放、统一公平、竞争有序和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