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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与《佛传》 ——图像证史的另一种尝试
2020年09月25日 09:27 来源:《宗教学研究》 作者:李翎 字号
2020年09月25日 09:27
来源:《宗教学研究》 作者:李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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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生》与《佛传》是佛教文本与图像表述的主要内容,但大多学者对这两个内容的研究,多以考证图像的出处,即辨识出图像出自什么本生故事或佛传的哪个情节,做到图与典的还原就终结了。这种范式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佛教艺术的研究方法,即辨识图像事实上只是研究的初步阶段,下一步的阐释,即如何解读这些画面才是研究的重点,但往往没有进行到这一步;二是对于图像资料与文本资料的利用来说非常浪费。因为这些材料对理解佛教经典与图像的关系、补充或纠正佛教史来说,更真实可靠。本文尝试从对《本生》与《佛传》的分析,来说明佛教发生与佛教史编撰上的一些问题。

  主题词:本生;佛传;图像;佛教史;图像证史

  基金: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印度古典梵语文艺学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18ZDA286)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佛教史,尤其是早期佛教史的研究,因为考古材料的有限和宗教信仰的关系,通常是利用梵文、巴利文、藏文以及大量的汉文佛经,即基本以教内文献为依据还原当时的历史。但以佛典证佛教史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那就是其中有大量僧人美化与夸张的写作手法,对历史真实遮蔽一些或突显一些,让我们看到他们想让我们看的所谓历史真相。当然,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佛教,学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真正还原那段历史,我们只能通过考古技术和信息技术,尽量靠近历史。笔者尝试从佛教图像学的角度,通过早期佛教遗存来考证或质疑一些佛教史上的问题。本文考察的图像资料,主要以贵霜时期的《本生》与《佛传》图像为主,图像来源于印度马图拉(Mathura)和犍陀罗(Gandhara)地区。之所以选择这些地区的作品,是它们基本被公认为属于早期佛教造像,唯其之早才反映了一些佛教史上的问题。

  二、《本生》

  《本生》或《本生故事》,以佛教化的故事讲述了乔达摩成佛前无数次的前生。故事中,佛在当时是鱼、象、兔子、国王等,宣扬宗教道德和佛教的因果轮回理论,这是佛教艺术的主题之一,是非常早且重要的艺术主题。中国早期佛教艺术,如新疆、敦煌石窟流行的艺术题材有大量本生故事。

  中文“本生”一词,来自梵文Jataka,也译作生、本起等。在佛教语境下,讲述佛无数个前生的故事,所以中国学者接触到的这个词,是通过佛教语境理解和认识的,它对应的是:“佛”的本生故事。由此,就产生了中国佛教艺术史学者对这个词的进一步理解,即本生故事一直是属于佛教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澄清这个词的原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佛教早期历史的情况。

  梵文Jataka原意是什么?它与佛教是俱生关系还是后来进入的?如果是后来进入佛教系统的,它又是因何以及何时进入佛教的?

  Jataka的原意,按德国学者Monier-Willams在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梵英辞典》)中的解释,是“新生儿”“有标记出生的”“圣人的诞生”1等意。Jataka是前佛教时期就广泛流行于印度民间,口耳相传、脍炙人口的“圣人”或“神奇动物”的故事。它们讲述的是印度历史传说中某位圣人的某次转世与牺牲,与佛教原无关系。现在存世的古老Jataka至少有五百到六百个故事,季羡林先生翻译的《五卷书》是一部非常古老的印度民间故事集,虽然,通过这个汉译本,我们能看到其中的故事并不多,但基本的叙述方式和内容大体与佛教借用的Jataka相同2。《吠陀》传统和古老的印度民间文化是佛教建立自己语境的基础,非常古老的、人民喜闻乐见的Jataka,大约在公元前后,与当时流行的口头和文本《佛传》一起进入佛教文本系统,由原来的“泛”指“新生”变成特指乔达摩的无数前世,旨在利用一些古老的、大众熟悉的传说,宣扬佛教善恶果报和业力说,将其中具有牺牲精神的动物认为是佛陀无数个伟大前世之一。现在,印度和欧美学者也将大量的Jataka译成了英文3,为学者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料。但是在研究这些故事之前,必须认清它所具有的前佛教属性,而不是先入为主的认为它们就是佛教的。如前所述,印度民间的Jataka进入佛教的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在公元前后的《佛传》盛行之时,是以图像将历史性佛陀转化为神时借助的手段。那么它又是如何进入佛教解释系统的?

  佛教考古材料证明,所谓的佛教艺术品,以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石柱开始。但事实上石柱上雕刻的仅限于法令铭文,完全没有所谓的艺术表现。通常所说的动物雕刻柱头,也并非佛教艺术的表现,它显然是继承了古代伊朗的一种建筑样式,属于当时国王勒石立柱昭令天下的通用范式,因此严格来说不属于佛教艺术的表现范畴。并且现在已有学者对以往将阿育王的相关铭文解读,尤其是“以佛法治理天下”也提出了质疑,即dharma是指佛法还是婆罗门之“法”存疑。公认最早的佛教艺术,是公元前2世纪的遗存,也就是学者常说的“无佛”佛教艺术。学者们认为这些图像表现了佛的本生和部分(无佛像)“佛传”内容。如桑奇塔上的本生故事以及一些礼拜塔或树的画面。

  假设各种Jataka故事是佛陀时代,智者乔达摩利用或改编了这些古老故事,亲口告诉众人那是自己的前世因缘,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在那个文化基本掌握在婆罗门手中的时代,佛的初期弟子大部分是低种姓,他们几乎没有获得知识的机会,所以大多没有什么文化。佛向弟子和信众说法时,为了将他的理论通俗易懂,会常常利用一些古老且流传深远的寓言故事,深入浅出地解释他的缘起理论。在讲述过程中,佛陀将他创立的哲学思想植入其中,告诉信众谁可以成佛、怎么做可以成佛。佛陀以这些具有牺牲精神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前世,告诉信众自己的成佛,是因为无数前世的善行,如果你这样作也有成佛的可能。在犍陀罗造像中,表现数量最多的一个Jataka故事就是《燃灯佛授记》。这个故事告诉信众,那个儒童菩萨因为一系列善行以及对前佛的尊敬,从而成为今世佛陀。这个故事为乔达摩说服别人,相信他已经成佛,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前缘理由。类似的Jataka就这样自然进入佛教叙述系统,并且在佛教话语中不断被重述,信众和僧人相信那些故事中的圣人或动物就是佛的前世,即佛的一次次“新生”。在这个知识前提下,对于大约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的一些动物故事雕刻的认定,一方面可以考虑它可能属于佛教系统内的佛本生,同时也要考虑它们也可能仅仅是传统寓言故事的表现。

  三、《佛传》

  《佛传》,就是佛的生平。只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才会有传记,因此《佛传》编写的前提是将佛陀理解为一个历史人物,但事实上,《佛传》充满了神话。如果早期那些所谓的本生图像,有可能表现的是佛教流行前便存在于民间的印度古老寓言,那么《佛传》可以说是最早创造的叙事性佛教艺术题材。虽然它充满了神话成分,但这个艺术主题,依然按照一个具体人物从生到死的叙述方式进行。在佛灭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失去导师的焦虑,促成了未来佛以及多佛信仰,于是更加神话的十方诸佛和佛国图像也开始出现。总之,《佛传》是人们为佛陀编写的伟大、传奇生平,最初的目的可能是向信众宣传这个学派领袖的伟大,后来逐渐将之神化。

  《佛传》是如何出现的?什么时候出现的?教内的材料需要如何甄别?对于教内的《佛传》文献,似乎没有太多学者质疑它的生成原因,并且大多数学者往往依据《佛传》来还原佛陀当时的生活和出家情况。这种研究方法等于从经典到经典、以佛经证佛教,其有效性、可靠性显然不高。

  从现有记录判断,佛陀时代是不存在佛传的。佛的弟子们可以天天看见佛陀,随时问讯。对于佛的长相、风度、气质眼见心受,没有书写佛传的需求。佛陀离世不久,众弟子结集而出现了“律”和“经”,仍然没有撰写佛传的需求。随着佛陀离人们远去,更多不属于佛陀时代的信众加入教团和僧团,加之大乘佛教传教的需求,后人们开始产生对佛教领袖,即佛陀本人了解的欲望,于是在不断的问讯与解答中,首先是口头出现了讲述佛陀长相和简单生平的传统。口传的内容在流布中,不断被加入更多神话成分。后来僧人依据口头传统,开始编写相关的《佛传》文本,以满足信众对佛陀伟大人格的向往。当然,这种口头与文本的编写不会一蹴而就,并且多种《佛传》传统可能同时并存。口头传诵到文本,大致是从朴素到华丽的变化过程。那么,系统的《佛传》最早可能产生于何时呢?通过以下几点,尝试确定文本的成立时间。

  《佛传》把佛比喻为“人间狮子”,佛陀说法被称为“狮子吼”。但是从地理和文学尤其是图像表现传统看,印度和东亚的猛兽文化都属于“虎文化”而不是“狮文化”,最伟大的人物往往与猛虎相联,狮子文化属于西亚和中亚传统。佛教中以狮子拟人和图像的使用,可能是西亚和中亚的舶来品。用来对比的另一个动物是象,佛的入胎为“化象”(中国表现为“乘象”)而入,这样的雕刻在犍陀罗地区遗留的非常多。圣人或神“化象”或与象有关联是印度本土传统神话常用的方式,比如湿婆的儿子伽尼沙(Ganesha)因湿婆失误砍去了他的头之后,为了补偿儿子,大天给他换了一颗象头,从此成为象头神。天神因陀罗的坐骑是象、象征丰产的吉祥天,得到两头大象洒下甘露的沐浴,这些图像非常古老,在印度众人皆知。如果我们假定公元前2世纪“无佛像”的艺术品属于佛教艺术,那么那时的佛陀传说中已经出现了化象入胎。而这个“化象”图像显然借用了吠陀传统,而不是佛教自己的创造。同时,也可以认为“化象”是比“狮子”更古老、更本土的比喻。这样说的理由是,如果按照佛教的逻辑,被称为“人间狮子”佛陀,其入胎就应该是“化狮”而不是“化象”。通过这一点,加上对公元前2世纪只有几个简单的纪念性图像化《佛传》的考虑,那时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叙述的“传”。说明佛教僧人自己建立的《佛传》传统,无论是口头还是文本,不会早过公元前2世纪,这是《佛传》出现的上限。

  这些有关佛陀伟大生平的传诵在口口相传中,不断被有想象力的“文人”(或僧人)丰富起来,最后形成了系统的波澜壮阔的故事。文本可能是在众多传统中,选择了某个传统,或多个传统而固定下来的。而且从汉译本看,形成文本后的《佛传》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加工,大约到2世纪,以马鸣为代表的僧人所撰写的《佛所行赞》变得丰满起来(或认为马鸣生活于1世纪)4,但是一些细节在马鸣之后还在进行修补。比如,佛的出家是《佛传》中最神话部分:乔达摩放弃了王子身份和奢华生活后进行苦修之举,一直为佛教信众所乐道。但事实上,乔达摩可能只是某个部落的长子,因为水塘的使用,本族与别的部落发生争执,拒绝动武的乔达摩与家族意见产生矛盾而离家出走5。水塘的使用在印度,从古至今都是争端的主要来源,这种推测有着非常合理的历史背景。另外,悟道后的佛,在后来的传说中说他马上要入涅槃,无意留世,经梵天劝请后才放弃涅槃留世说法。但马鸣在《佛所行赞》中说的是佛自愿传法,并不辞辛苦,从菩提伽耶走到鹿野苑向5个仆从说法,由此建立了最初的僧团,这里完全没有“劝请”的情节。东汉竺大力、康孟详合译的《修行本起经》则更为朴素,故事更具历史性,神化内容非常少(包括西晋本《异出菩萨本起经》6)。这部上下两卷的《佛传》,从燃灯佛授记起,只讲到乔达摩成道、度二商人便结束。之后康孟详又与昙果合作翻译了《中本起经》7,《中本起经》接着康孟详与竺大力合译的《修行本起经》8结尾“佛陀度二商人”之后的事件叙述。这个版本非常详细的说到成道后的乔达摩在思考首先向什么人传法,他先是想到两个拜访过的修梵行之人,结果二人已死,又想到另一个拜访过的仙人,结果也刚刚去世。最后乔达摩想,佛法要面向大千世界所有人宣说,于是想到原来跟随他的五个仆从也可以受法9。在中国主要集中于两晋时(4世纪前后)译出的各类《涅槃经》则更强调乔达摩成佛后,各路魔鬼非常害怕,于是“魔王请佛涅槃”,而佛许诺魔王,在四众具足后(就是先传法)就入涅槃。以笔者的经历和考古发现来看,从菩提伽耶走到鹿野苑至少要10天以上,悟道后的乔达摩非常急于传播他的新理论,就像那个时代所有导师作的那样,广收学生,完全没有想要涅槃的厌世情绪。到了隋代阇那崛多翻译的60卷《佛本行集经》10时,情节已丰富到无以复加。

  为什么《佛传》会盛行?并以图像的形式在1世纪后大力宣传?原因有两个:佛灭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佛陀之教不断被淡化。淡化的原因:一是婆罗门教正开始复兴,为了应对挑战,小众的佛教必须改变。二是精致的哲学思辨,不利于向文盲大众传法。要想吸引更多下层思想简单的信众,首先要树立教主的伟大形象。在这种情势下,相关的教理思想和戒律开始松动,这就是所谓的大乘思想。在大乘思想中,最显著的一个现象就是释迦牟尼结束了作为历史人物的特色,开始不断被神化。从汉译佛教文献保存的几个早期版本的《佛传》来看,这个时期正是贵霜王迦腻色迦执政时代,《佛传》文本非常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开明的、扶持各种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帝王时代。并且,出产地就是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而不会是南或中印度。

  传记本身,是对人的生平记录。但是,为了突出作为历史人物的佛陀的与众不同,僧人不断加入一些奇思异想,当然,这种手法也有印度文学格式化套路的影响。《佛传》流行后,越往后内容越多,杜撰成分和神话成分也明显增多。大乘佛教兴起后,作为历史人物的佛陀也就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后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等诸佛出世,代替释迦牟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神”。佛教开始仪式化,走向佛陀建立学说之初的反面。而仪式需要有偶像,象征性的足印、座等和简单的纪念性场面已无法满足信仰者的内心需要。“右肋诞生”“三十二种大人相”的观念促成了佛陀从一个真实人物变成宗教偶像。所以在造像中,佛的形像相对高大,以表明传说赋予佛陀的刹帝利种姓。犍陀罗和马图拉式象征佛陀苦行的大发髻,也逐渐变成符号性的神奇肉髻(us˙n˙īs˙a)。这种源于“神圣婆罗门”样式(婆罗门一般被表现为身着白衣,头上有发髻)的发型,意在说明佛陀的高贵神格。其他更多的标志性“大人相”也得到详细的佛教化阐释与图像标准化。这些表达反过来又促成《佛传》文本的再加工。

  四、分析并结语

  (一)Jataka有多少图像属于佛教?

  原本是前佛教时代就流行的圣人转世寓言故事,与乔达摩和佛教无关。所谓的佛本生,是借用古老的寓言宣讲佛法而已。许多中国信众选择相信这些故事,认定它们就是佛的前世,这是一种信仰精神的体现,不是历史的态度。这些本生图像出现的非常早,但要判断它是以佛教话语表述的,还是仅仅表现了一种图像传统,需要仔细甄别。这正是笔者对所谓公元前2世纪一些被认为属于早期佛教图像性质质疑的理由,因为,它们也有可能只是表现了流行于民间的、富有启发意义的人生寓言。

  (二)通过图像,考虑《佛传》与佛教史中存在的一些疑惑。

  思考人生或宇宙这样终极的哲学问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

  1.关于菩提树崇拜。

  佛传之“黎明前菩提树下觉悟”是一个文学写作手法,而不是事实。对菩提伽耶菩提树的崇拜,显然是僧人传教的手段。圣树崇拜在印度起源非常早,菩提树原本与古老的大神湿婆信仰有关。佛教集团使用这个古老的树崇拜,意在超越传统的湿婆信仰。并且,从现存造像看,表现乔达摩成道的树,往往并不总是我们今天认识的菩提树11。由此,须重新审视“无佛”佛教艺术的性质。因为,无论塔崇拜、树崇拜还是脚印崇拜都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习惯与传统,并非佛教的创造。它们是否属于佛教艺术,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文献依据进行证明。

  2.关于鹿野苑初转法轮事件。

  佛教内材料关于这个情节有两种说法:一是佛悟道后,无法可说,想要涅槃,经梵天劝请,才留住人间(三国吴译本2卷《太子瑞应本起经》12)。另一种说法出自马鸣本和康孟详合译本,说觉悟后的佛,马上要将佛法传与世人,且劳神费心的想要传给几个人,最后选择了5仆从。然后自己从菩提伽耶来到百里之外的鹿野苑,寻找曾追随他的5个仆人,完成了里程碑意义的初转法轮。三国本,显然是为突出佛教特征,即为“法不可说”而编撰的神秘情节。所以马鸣所写及康孟详译本,应该更接近真实。印度古代的圣人或老师,创立了自己理论体系之后,需要有追随者。这也正是佛陀悟道后,马上寻找授法者,并不远百里来到鹿野苑,完成“初转法轮”并建立自己团体的原因。向5人传法后,佛陀返回原地,没有选择留居这里,因为恒河周边的地区此时已成为婆罗门教重镇。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思潮和宗教改革派,佛陀之教在这里非常不利于传播,于是佛陀带领5个弟子又回到成道地,并在那个区域弘法一生。作为一个仪式性图像,鹿野苑转法轮在犍陀罗佛教遗存中非常丰富,僧团委托工匠大力表现这个场面,意在宣布一个新教派的正式诞生。所以,通过这个宣扬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被隐藏起来的事实,即佛教初创时,信奉的人非常少,几乎真的是“无法可传”。乔达摩原打算宣讲的对象,是有影响力的婆罗门,但是按经典所记他们都在佛成道前“神奇”的死了,于是乔达摩转而寻求下层仆人作为传法对象。

  (三)《佛传》的视觉化,一直是佛教艺术盛行不衰的主题,固定的图像语言和固定的图像数量(只表现佛传中几个固定的时刻),只给学者留出研究不同地区风格的空间。

  意大利考古学家菲利齐真对犍陀罗大量叙事性佛传雕刻研究的总结是:造型与图像元素的分析、佛像起源、题材识读等13。在这篇重要的文章里,作者将一些重要问题非常遗憾的忽略了,比如:为什么人格化的佛陀形象突然在公元前后的犍陀罗和马图拉出现、出现的动力是什么?以《佛传》材料来说,图像重要还是文本更重要?所以,在研究早期图像时,便涉及到一个思路与研究方法问题,那就是不能单纯依赖经典,像日本学者惯常使用的“图典还原”方法。图典还原显然不适合对犍陀罗、马图拉,以及更早的巴尔胡特、阿马拉瓦提等图像的研究。需知,那时还没有系统的《佛传》和经典可据。通过笔者的观察,甚至可以说,《佛传》文本的最终完成可能某种程度上受到工匠创造的图像的启发。合理解释文本与图像问题,可以补充说明佛教发展史的若干问题,而非仅限于艺术史。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经典属于文献学的范畴,图像属于传播学的范畴。工匠在制造图像、信众在观看图像时,经典并非是必定的依据,经典与图像所要传达的内容和对象完全不同。

  注释

  1 Monier-Williams: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Oxp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18.

  2 季羡林译:《五卷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五卷书》收集了部分原本在印度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在“译本序”中,季先生提到:“按照印度传统说法,《五卷书》是《统治论》的一种,它的目的是通过一些故事,把统治人民的法术传授给太子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皇帝们就让人把人民大众创造出来的寓言和童话加以改造,加以增删编纂起来,教给太子们读。”(季羡林译:《五卷书》,第1页)

  3 参见E.B.Cowell Ed,“The Jataka or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Translated by H.T.FRANCIS,M.A.New Delhi.1990.Reprinted 2002,2008,2015.此版本的本生故事共有6卷,是收集相对多的本子。另外在印度还出版有各种版本的Jataka.当然,现在编辑的角度也是在假设Jataka就是佛陀本生的前提下编辑出版的。

  4 见[古印度]马鸣著,[北凉]昙无谶译:《佛所行赞》,《大正藏》第4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

  5 感谢印度尼赫鲁大学佛教艺术史教授Y.S.Alone向笔者讲述了他的研究心得。

  6 见[西晋]聂道真译:《异出菩萨本起经》,《大正藏》第3册。

  7 见[东汉]昙果、康孟详合译:《中本起经》,《大正藏》第4册。

  8 见[东汉]竺大力、康孟详合译:《修行本起经》,《大正藏》第3册。

  9 《中本起经》“转法轮品第一”原文如下:“世尊念曰:‘吾本发心,誓为群生梵释请法,甘露当开,谁应先闻?昔吾出家,路由梵志阿兰、迦兰,待吾有礼,二人应先。’念已欲行,天承圣旨,空中白言:‘彼二人者,亡来七日。’佛言:‘苦哉!阿兰、迦兰,甘露当开,汝何不闻?’佛复惟曰:‘甘露当开,谁应次闻?郁头蓝弗,次应得闻。’方起欲行,天复白言:‘此人者,昨暮命终。’佛言:‘彼人长衰,甘露当开,不得受闻,生死往来,何缘得息?五道轮转,痛矣奈何!’佛复惟曰:‘甘露法鼓,闻于三千大千世界,谁应得闻?父王昔遣五人:一名拘怜、二名頞陛、三名拔提、四名十力迦叶、五名摩南拘利。供给麻米,执侍劳苦,功报应叙。’ 时五人者皆在波罗奈国(今之瓦拉那西——笔者注)。于时如来始起树下,相好严仪,明耀于世,威神震动,见者喜悦,径诣波罗奈国。”(见《大正藏》第4册第147页下。)

  10 见[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大正藏》第3册。

  11 笔者仔细观察了这些有关佛成道事件前后的植物艺术表现,目前只发现一件明确表现的是我们所认识的桃形叶片的菩提树,而更多的是类似无花果树或别的阔叶树。这里笔者排除雕刻技术上的表现问题,因为以当时的工匠技术,写实的表现一种树的形态完全不存在问题。造像中表现的这些不同种类的树,在佛教的表述中都被称为“菩提树”或“树王”,但其中有一些树具有非常古老的崇拜传统,并非佛教所独有。在鉴别无佛像的造像时,就要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非佛教作品的艺术存在。

  12 见[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大正藏》第3册第483页上。

  13 [意]卡列宁、菲利真齐、奥里威利编著,魏正中、王倩编译:《犍陀罗艺术探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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