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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石刻文献看陇南历史上的道教与民间宗教
2020年09月21日 15:18 来源:《宗教学研究》 作者:赵逵夫 字号
2020年09月21日 15:18
来源:《宗教学研究》 作者:赵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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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陇南的道教和民间宗教碑碣文献中,有不少值得重视的材料,不仅在道教史方面有一定意义,有的在地方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艺术史以至神话传说和民俗史的研究方面都具有一定价值。本文结合陇南石刻文献,对陇南有的道教神灵作了梳理与探究,也附带论及今天看来不在道教神灵系列之中的民间宗教神灵。认为道观同礼仪性、纪念性祠堂,应有明确区分。道教应该结合宗教改革完善道教教义、教规,以期在社会和谐发展和文化建设中起到良好的作用。

  主题词:陇南石刻;道教;神灵;民间宗教

  陇南在周、秦、汉、唐等历史上时间久或具有重大影响的朝代中靠近政治文化中心,《汉书·地理志》中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又说:“武都地杂氐羌,……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吴札观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旧乎。’”1以其虽然地近氐羌,同时又为京师经济、人材方面的后备之地。又其南与巴蜀沟通,诸葛亮六出祁山、杜甫入川皆由此,南宋时吴玠、吴璘与吴挺抗金卫蜀也在此;丝绸之路上的丝绸相当一部分也是由这里的阴平蜀道运至秦州再至长安等地的。蜀中的道士也来此传道。所以这一带不同时期的道教和民间宗教碑碣对研究古代道教、民间宗教和古代文化有关方面,都很有参考价值。

  一

  我国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相关仪式,是产生很早的。《尚书·尧典》中说:“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2这是说的舜继尧为部落首领之后的祭祀活动。“肆”同于“遂”。“类”“禋”“望”皆祭祀之名,“六宗”,马融言是指“天地四时”。看来在远古之时,不同类型的神灵祭祀仪式也不同,所祭也主要是同人与世间万物生存有关的大自然的象征。我们的祖先在生活与信仰方面首先考虑的是人和所有生物同天地万物自然变化的关系。屈原的《天问》开头便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维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3实际上到现在自然界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但我们祖先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便是“道”。道教之所以叫做“道教”,因为它有漫长的前史,它是根植于自上古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后来它以《老子》为主要经典,也体现出这一点。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说:“道者,涵乾括坤。”又说:“俗人不能识其太初之本。……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除诱慕,收之以正。……道存乎此,无俟于彼也。”4仍强调通于天、地、人的“道”。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道教是由古代巫术和战国秦汉间方仙道发展而来,便掩盖了以上的事实。正因为如此,道教发展至成熟阶段,其最高神是“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三清中居第一位之元始天尊,即人们常说的“盘古”“盘古真人”,又称“元始天王”。据托名葛洪的《枕中书》(又名《元始上真众仙记》)中言“昔二仪未分,溟滓鸿蒙,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之时,已有盘古真人,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唐末五代时期杜光庭《历代神仙通鉴》言先天之气“化为开辟世界之人即为盘古;化为主持天界之祖,即为元始”。5则元始天尊为道教中最高、最尊之神。

  三清信仰,在陇南较为普遍。在各县较大的道观中,一般都有三清宫,大体形成一个区域的道教中心。较小的道观、专神的道观(如泰山庙、龙王庙、真武观、文昌宫等)和地方性民间宗教庙宇中都没有三清宫。

  两当县元中统五年(也即至元元年,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的《重修三清阁碑》,碑文中先说道教源流与“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修行及重建三清阁的过程。言张果老为大唐时人,“或寓恒州之条山,或在赵州之石桥,或隐徽州之鸑鷟山,山有洞曰‘登真’,居此岁月甚多”。6其中也讲了一些传说,说到“武后闻之,遣使促召,伪死不赴。后玄宗以礼来聘,肩舆入宫”。其次说后来登真洞之修行者,言北宋宣和年间,黄冠孙洞达在此修行,“每以诗篇自适,不求闻达,施药济人”。“两蒙宣召,赐号观妙大师”。金朝明昌六年(1195),女直(即女真)人凝阳董先生,自言遇正阳(即钟离权,为五代十国的南汉或北汉时人,故后人或称之为汉钟离)、纯阳(吕洞宾)二真人和刘海蟾(赐号“凝阳”)。在先对几位登真洞修行高真的事迹作了介绍之后,方说到辛卯(南宋绍定五年,1231)蒙古军南征,入凤翔,破凤州,败金兵,直入宋境之际,“此洞屡经兵火,堂殿廊庑焚荡一空,田野荒凉三十余年,人烟绝迹,豺虎纵横”。甲辰年(淳祐四年,1244),秦亭陈侯父子钦承王命,创立徽州,规划街坊,重修宫观。至辛酉年(景定二年,1261)有党、侯二先生(道教对有一定学识或接受法位之道士的称谓)访陈侯,言其师卢公真人临飞升嘱其到徽州境鸑鷟山“复开此山”,并嘱陈公父子“必能为汝等办此”。因卢公真人生前也曾向陈侯言及重建此山三清阁之事,故陈侯爽然答应。“未几,重建三清宝阁,彩绘诸真,像仪一切复新”。则两当的三清宫建于北宋以前,南宋重建;登真洞非仅为张果老修真之处,而且是今存陇南较早的三清宫之祀宫。

  礼县元至正十一年(1351)的《礼店东山长生观碑记》,署名为“三洞讲经虚玄妙道知闲真人牟守中撰”,文中说:

  郡之震方,有州曰“天嘉”。四顾则秀入画图,六仪则合乎地理。岂让梁园之美,优增洪澳之猗。本朝甲辰年间,偶有高士姚大成,本贯西蜀,云游至此。其人业于儒道,兼治术医,博览诸经,尤精二宅。见景留心,罄其所积,买到周卜花地土一区,化其工费,锐意缮修。……于是建正殿,塑三清,立行廊,修请位,匾其观曰“长生”,题其殿曰“三清”。6

  则此观主神为三清。尽心修此观者倾其所有,又得功德之人的大力支持,在建成后,倏然而辞世。元至正十一年以前的甲辰年即大德八年(1304)。蜀高士姚大成业于儒道,博览群书,又以医术救人,可见是一位修养很深的高道。他在礼县东北方向的西汉水边上修三清宫殿,是很有眼光的,因为这里正是秦人早期活动的中心,距大堡子山秦先公先王陵墓群不远。碑文中说他“尤精二宅”(住宅基地、墓地风水),见景留心,在选址方面很有经验。

  西和县光绪六年的《重修朝阳观碑记》中说:“昔我西邑城东,旧有此观也,正尊真武祖师殿,殿后有三清宫。”“由宋及今,多历年所。神威赫濯,庙貌辉煌,洵足壮一邑之大观,而为万世之胜境。”6玄武大帝为道教护法神,故居于进庙宇之第一殿。西和宋代时曾为州,治今长道镇,其他与礼县东北永兴乡相连。碑中言“由宋及今”,则西和的三清宫也始建于宋代。

  关于三清的神殿见于很多道观,但以“三清”为主的碑刻较少。

  道教早期的神灵有“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也同样反映着我国先民对大自然和生存环境的关注和重视。武都有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阶州创建三官殿功成碑记》,清道光三年(1823)的《三官殿补修碑记》。后一碑言“阶郡之建三官殿,为春祈秋报而设也。创自大明万历初年,据碑记”6云云。文县有清代《玉虚山三元宫新筑水藏记》碑文(“三官”也称“三元”)。

  三清、三官下来为玉皇大帝和后土(也称“后土娘娘”或“后土皇地祇”)。《诗经》中也有“帝”“上帝”,但当时说的“皇矣上帝”(《大雅·皇矣》)、“有皇上帝”(《小雅·正月》)似乎人世不能理解的一切都是他所设定,同后来元始天尊相近,不完全等同于像人间帝王一样统管天堂神界的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之碑,如宕昌县西南两河以北石阏子南面寨子村明万历四十年(1612)的《重修玉皇庙碑记》,言其庙“盖不知其创自何代”6,则应年代久远。

  西和县清雍正九年(1731)的《凤凰山碑记》中说:“不分军民人等,在于凤凰山与上帝祝诞,敛众造碑。”6又有清雍正十一年的《上帝圣诞庙会碑》、雍正十三年的《恭祝上帝华诞碑记》。而明代崇祯八年的《凤凰仙山补修圣母地师金像碑记》中说:

  创造伊始,相传起自西汉;德威昭彰,宏恩丕显陇南。代远年延,重建之功累兴;风销日铄,补葺之举频仍。6

  其所以补修圣母地师之像,是因万历四十八年(1620)地震损坏。山上围绕玉皇大帝宝殿,还有同玉帝相关神殿多座,并有织女祠,也是其后所补建。西和城东朝阳观民国八年朱绣梓撰《创建凌霄阁碑记》中说:“清光绪三十有三年丁未春正月,邑人举办上九会,在此山之庙院内擎棚结彩,暂作庆祝之所,而建阁之念初萌。”6阁在朝阳山顶之朝阳观,其处为城郊名胜之一。碑文中说:

  登其阁,则满城炊烟悉在眼底,好风时来,卷市声隐隐从炊烟中出。更于雨余雪后开眼远眺,见全境山川一览无余。

  下面设想“位帝天于此阁,而上九庆祝,历久弗替”。西和朝阳山的朝阳观有三清宫和凌霄阁,距县城也近,成为全县人气最旺的道教宫观和名胜之地。

  徽县清代铁碑《铁山铸钟记》中说,铁山双峰卓起,峰间旧有玉皇阁、祖师殿,创自宋淳化时。淳化为宋太宗年号,当公元976—983年。碑文这样说,应有更早的碑刻或旧志的依据。

  关于后土的碑文有西和县南宋绍定二年(1229)的《移建后土祠碑记》,其中说:

  督统何公领印之三日,遍谒诸神祠。及至下城,土墙三方,土阶数尺,土台一所,乃后土祠也。盖西和旧治自开禧丙寅以来,屡遭兵火,官寺民居,非焚即毁,殆无复存。祠宇故有未建者。督统乃于中台新立是祠。6

  此所谓“中台”,即城西之上城下面的地方,俗称“二台子”,原后土祠所在地。后来由于连年战乱,时时毁坏,变为颓墙烂瓦。“开禧”为宋宁宗年号(1205—1207)。则此后土祠之初建至迟在宋光宗(1190—1194)以前。二台子近几百年已变为田地,但路边、田中瓦砾甚多。寺院庙宇中碑碣在今天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帮助我们认识过去的历史。

  二

  三清和玉皇大帝、后土娘娘下来是玄武大帝等“四御”、东岳大帝等“五岳大帝”。陇南玄武大帝(真武大帝、北极大帝)7的庙比较多。二十八宿中的玄武七星,其中的牛星、女星,是由牵牛星、织女星转化而来,与牵牛、织女的传说有关联(二十八宿中最早有牵牛星、织女星,后因其距离黄道较远,故另确定二星以代替之,即牛星、女星。可以说它们是牵牛星、织女星的替身)。礼县南宋乾道八年(1172)的《盐官镇重修真武殿记》记盐官镇真武殿之灵验事,并言及太守王光祖于乾道元年到任,捍御金人,“而井邑已皆焚荡,而于灰烬中瞻见真君容像,巍然而坐”。可见北宋以前庙宇全毁,于是有重修之事。碑文中述及数年前之事:“敌人叛盟,意欲长驱而下蜀,至此而为官兵所败。”6反映了抗金战役的艰巨。又嘉靖《陕西通志》云:“宋《真武观碑》,在西和县北八十里,庆元中建。字剥落。”庆元为南宋宁宗年号(1195—1200)。真武观遗址今归礼县,碑文不存。

  西和县的凤凰山、云华山上也有真武殿,旧有天孙殿,塑织女星君之像。因地震、火灾毁坏,后均重建。

  《史记·秦本纪》中说:“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8大业即秦人第一位男性祖先。女修的事迹,除生大业之外便是一个字:“织”。故秦人迁至汉水9上游之后,将天上东北向西南走向的星带称作“汉”(也叫云汉、天汉、星汉、河汉),而将天汉边上最亮的一颗星(零等星)命名为“织女星”,以纪念其始祖。周人则发祥于陇东庆阳一带10。《山海经·海内经》中说:“后稷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大荒西经》中也载此,《大荒北经》又载“叔均乃为田祖。”11周人将天汉东侧最亮的一颗星(一等星)命名为牵牛星。周秦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牛郎(牵牛)织女”的传说,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特征;传说中因织女为天帝之女、牵牛为农民而被天帝、王母分在天河两岸,1年只能见1次的情节,又反映出几千年封建社会中门阀制度对男女婚姻的制约和家长干预子女婚姻的大量婚姻悲剧。陇南天水一带浓厚的乞巧风俗是秦文化的遗存12。

  陇南其他各县也都有玄武殿(真武殿、北极宫),有的县不止一座。武都有大约南宋淳熙六年(1179)的《先阳山玄帝庙碑》;又有明代《肇建玄帝观碑》;清代两通“五峰山”碑记,其中《五峰山运水碑记》中说:“盖以五峰,皆都之名境也,山形嶙峋,玄帝宫踞其颠。”6

  成县元至元十二年(1275)的《重修北极宫记》言“大宋乾道壬辰,龟蛇见于胜境”。则此北极宫亦初修成于宋代以前。其中说到一谢姓出家者:

  以济生渡死为念,行符设药,治病救人,无不效者。见大兵经过处,横尸遍路,在在暴骨,动怵惕恻隐之心。自陇西临洮诸州,遍巡道隰原野,自负畚插,掩骼埋骸,十有余年,不知几千人矣。6

  读之对宋元之间陇南长期战乱的历史会有更真切的感受。谢道人死后,其徒众广为募化,“补废支倾,修建玉皇殿、北极宫祠”等,“栋宇翼飞,楼阁壮丽,迥出烟霞之表,显昭先灵之古迹,真西康之胜境也”。碑文中又说:“尔来有游山荐香者,于崖壁间时闻钟磬之声。此地与仇池不远,无乃亦通于小有洞天者乎?”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第十四首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这都反映了当地的传说。

  文县有明嘉靖年的《创建玄帝观碑》、万历四十年的《玄帝金像新铸记》、崇祯四年的《重建玉虚山玄帝庙记》、清康熙二十七年的《玉虚山长灯碑记》、雍正七年的《重修北山碑记》,嘉庆元年的《玄帝庙重修碑记》。康熙年的《玉虚山长灯碑记》中说:“玉虚山峰峦迭翠,峻出云霄,上建玄帝宫殿。”6两当县有明天启元年立的《创修玄帝庙记》,另有两方也说上有玄武帝宫殿。

  玄武信仰虽同明成祖一朝的鼓吹有关,但陇南玄武观在宋以前即有,而且如此之多,应有地域文化方面的原因:我以为是牛星、女星都属北方玄武七星之故。

  陇南的泰山庙(东岳庙)也比较多,各县都有,有的县不止一座。所以有关泰山庙(东岳庙)的碑文也比较多。礼县有元至元五年(1339)的《大元崖石镇东岳庙之记》,由江南诸道行御史台都事周夔撰文,从《尚书·虞书》说起,并对东岳大帝受封情况加以述说,唐为“东岳天齐王”,宋加“天齐仁圣帝”,元加“大生天齐仁圣帝”。以下讲崖石镇的历史,言为“古岷之巨镇”。其地在礼县之北。徽县有明嘉靖十七年的《大明万世重修东岳神祠碑记》。西和县有嘉庆十四年前后的《重修东岳庙碑记》,为县令张秩所撰,其中说:“北关有斯庙,不知昉于何年。相传大殿在今之二门地。乾隆丁丑岁前令更诸爽垲为今殿。癸丑,踵增两廓,草草无笔记。”乾隆丁丑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特别应注意的是其中说:

  若夫神号东岳,《博物志》谓“为天帝孙”,主召人魂魄,古所称神符是也。至于“东岳注生籍,南岳注死籍”,此因世俗所传,漫无可考者。6

  我以为《博物志》之说应是传说有自。因为秦人自史前至商周之际由今山东迁至今甘谷朱圉山,居山之阳(山南)13。后下山至礼县北部。关于这个问题,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祝中熹和天水师院雍际春、西北师大陶兴华都发表过一系列论文,并有专著论此,可以参看14。我以为“东岳大帝”乃由大业而来。他是秦人的第一位男性祖先。大业为女修所生,而女修为帝颛顼之苗裔孙,传说中演变为织女。《史记·天官书》在“北宫玄武”之后说:“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15大业为女修所生,故也可以说是“天帝孙”(“孙”可含重孙、玄孙等远孙)。陇南东岳庙多,应与此有关。

  道教和道教的神灵系统虽然形成迟,但其神灵不全是凭空编造的。有些反映了古人对世界、宇宙与人生的理解(如元始天尊);有些则同远古、上古历史与传说有关(如言黄帝问道于崆峒山,后乘龙升天,也因自古甘肃清水、平凉,陕西宝鸡、黄陵这一带有不少关于炎帝、黄帝的遗迹与传说16;以老子为道德天尊,因道教尊崇《老子》一书的思想)。大业为秦人之始祖,本生于山东中部偏东之地,故奉为东岳大帝,它曲折地反映了远古的传说。后来其原型在群体记忆中慢慢淡忘,民俗和道教传播中又敷衍出另外一些说法。这是远古传说对道教神灵形成产生影响的一个典型事例。

  三

  道教碑中有一些在研究道教史上很有价值的材料。首先,道教神灵中有一类是历史上西北、西南某氏族所祀,后来成了全国所共祀之神,比如二郎神。二郎神,也称“杨二郎”,三只眼。李思纯先生《灌口氐神考》一文论证二郎神是氐族的祖先神。17白马氐在陇南一带活动的地带为多。在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建了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的氐人较久。民间都说:“马王爷,三只眼。”因马王爷同二郎神一样是氐族的祖先神。二郎庙在陇南各县中都有,还有些相关的地名,如西和、礼县、成县、文县、岷县(今归定西市)都有二郎坝、二郎山等地名。西和除二郎坝的“二爷(杨二郎)庙”,还有岷郡山萨祖殿的杨四爷殿和城西冯家庄的“四爷(杨四爷)庙”。杨四爷也是三只眼。康县六台山也有杨四将军,“有像辉煌,殿宇巍峨”。我以为这都是唐代以前氐人的神祇融入汉族民俗神之中。武都今存乾隆二十四年的《重建二郎庙碑记》,言“方宿马公勒有成碑。而二郎之庙宇荒废已久,遗址犹在”6。这类碑文对研究历史上氐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及迁徙、定居历史有一定的意义。古代蜀中的二郎神庙也不少,灌口的二郎神庙最有名。因氐人后来由阴平道南迁,其李氏一族(本在陇山以西,故承陇西李氏之姓)在成都建成汉(304—347)。后一部分迁至西康一带(笔者20多年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神话与氐族渊源”,查阅有关资料,见到清代驻藏大臣入藏日记中写到当地的氐人),故那里也有高大的二郎山。今四川平武的白马藏族和甘肃文县的白马藏族,都很有古代白马人的一些特征(笔者1989年曾到平武作学术考察,2012年到文县参加首届白马人学术研讨会并到铁楼乡、石鸡坝乡作学术考察)。对于古代有些少数民族神灵融入道教神灵系统这一点更是深信不疑。还有天上的四大元帅中,只有马元帅是三只眼。明刻《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灵官马元帅”条言其“面露三眼,因讳三眼灵光”。又言“以其功德齐天地,而敕元帅于玄帝部下,宠以西方,领以答下民妻、财、子、禄之祝”18。指出同西方有关。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三宝太监西洋记》第十三回也写到马元帅身“白如雪”,“目生三眼照天堂”。则同白马氐的关系均隐微可见。还有些其他的联系,文繁不能尽说。总之氐人的祖先神是融入于汉族的神灵与传说系统的。当然,这同氐人大部分融入汉族有关。实际上汉族中融入了很多少数民族。所以说,道教不纯粹是汉族的宗教,也融入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神灵与观念。

  其次,其中有些关于古代很有影响的高道的碑文,对弄清历史上一些著名道士的生平与传教活动有一定价值。

  两当县南宋高宗绍兴元年的《宋故崔公墓志铭》,记环州方渠人崔熙为邑吏时,惜宋哲宗元祐六年前后秦凤路刑狱游师雄在鸑鷟山所建张果老祠无额,率众乞于徽宗皇帝,朝廷即以圣旨题其洞曰“登真”,封其祠名“集休观”。数岁以后,地方官员又上书朝廷乞封张果先生之神灵,得封为冲妙真人。此北宋末年事。南宋初年,当地老百姓为崔熙立碑。此是有关张果与登真洞之重要史料。再如西和县嘉庆十二年的《建修吕祖庙碑记》,嘉庆十四年的《吕祖入祀典碑》,即为祀吕洞宾而修庙立碑。吕洞宾姓吕名嵒(岩)。原为唐宗室,姓李,因武则天杀唐室子孙,遂改姓吕。因常居岩洞之下,遂名“嵒”,字“洞宾”。唐宗室李氏祖籍天水,故吕洞宾与张果老都可以说是陇右高道。其迁延于陇右之地为多,陇右亦多有其祠庙。

  西和县岷郡山乾隆十九年的《萨真人墓表》,对确定北宋末年著名道士和道教学者萨守坚的籍贯提供了重要证据。礼县康熙六十一年的《复建殿卷牌坊碑记》中说:

  昔大明万历壬子岁,有随魁发心,上建萨祖、关圣、灵官殿。……奈年远日久,连遭地震兵燹,风雨颓捐。于大明庚子岁有□月□,不忍荒圮,率领众善,约立灯会,各输微资,复建楼阁三间,牌坊一座,以备全胜。6

  万历壬子即万历四十年(1612)。明代在万历四十年之后再无庚子年,此“庚子”当是庚午(崇祯十二年)之误。因为至康熙末年才立碑,也不会更早。西和县还有《岷郡山萨祖殿司存凤凰堡地租储支庙费以公济公碑记》和《龙兴寺碑》。后一碑文中言大唐德宗元年(780)创建大雄殿,后“萨祖来住寺,修身一纪多。募化十万境,添修焕然新”。龙兴寺建在唐代,萨真人(萨祖)是北宋末年人,是萨真人暂住于佛寺,还是至北宋末已改为道观,不得而知。西和县岷郡山有萨祖庙。西和县、礼县一带之有萨祖殿建于明代以前;西和县之《萨真人墓表》,应是有所承袭的。19

  宋末元初浮云山道士赵道一著《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4载:“萨真人,名守坚,南华人也,一云西河人,自称汾阳萨客。”20盖所谓“南华人”,应指华阳(山之南为阳),西和其地古属华阳。再一点就是萨守坚心奉南华真人(庄周),以南华自称,犹言“汾阳萨客”,也是来于《庄子》之《逍遥游》中说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21文中“汾水之阳”本是代指尧(因尧建都于汾水之阳)。后之学者读之以为指仙人所居。而有的浅学者竟以“汾阳”为萨守坚籍贯所在。故元秦子晋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明刊《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道藏》本《搜神记》都作“蜀西河人”。蜀地并无名“西河”之地,而西县之大部分南宋改名“西和”,因“西河”为人所熟知而“西和”为新地名,故以音而误作“西河”。《萨真人墓表》等四方碑之碑文为我们澄清这个极混乱的问题提供了可靠证据。

  成县元大德五年(1301)的《感应金莲洞》,言:“金莲之名,道教天乐李真人所命也。鼎新此洞、庄严圣像、恢弘道境者,重阳万寿宫洞观普济圆明高明真人之门人刘道通、罗道隐也。”6所说的李真人,为重阳宫掌教。此碑之碑阴也有文字,述建庙之事及其规模甚详,刻于大德六年。

  上面第一部分提到的两当县有关张果、孙洞达的碑文,《礼店东山长生观碑记》载西蜀高道姚大成的碑文等均属此类,不烦述。

  四

  陇南道教碑中,还有些关于地方神灵及其祠庙者,当时在地方上有很大影响,有的还是官祀,甚至朝廷敕赐庙名庙额。这类碑也多是记述修建、补修庙宇及神灵灵验等情节,有的也记述主神成神的过程及灵异事例,多带有地方民间传说的色彩,也往往有倡议、组织修建者事迹,反映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等方面的愿望。这是研究古代民间信仰、民间传说和民众自治情形的资料。这类碑文内容较繁杂,下面举一二时间较早、有较高认识价值的加以介绍。

  成县宋宣和六年(1124)晁说之作《成州龙池利泽庙碑》碑文,其中推求龙池利泽庙之始曰:“揆观其远,方赢秦时,池名曰‘湫’,礼币行焉,悉投文以诅楚。于时大湫之灵,实与秦共为无道也。今斯我名‘池’而不名‘湫’,则丑彼功首之国,而不为灵也。”6不用秦之暴政,则神亦灵。“其庙额锡于崇宁二年,新庙之役,则政和五年。”崇宁二年为1102年,政和五年为1115年,皆宋徽宗时。文中未言敕赐庙额之名。晁说之于同年撰《发兴阁记》中说:“有万丈潭,敕利泽庙。”此以湫潭为神。宋徽宗赵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虽然曾建了培养高级道士的道教学院,但其荒淫奢侈,大兴土木,朝廷奸党擅权,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全同道教宗旨相背。虽然在道教的普及上起了大的作用,但在道教信仰和教义的提升上,并没有产生好的效果。当时给不少民间祠庙敕赐庙额,显得十分随意,不是强化了人们的道教信仰和突显了道教的神灵谱系,提升了道教神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而是在观念上退回到史前阶段的泛神灵阶段。后来之很多皇帝也是不重视道教基本经典中顺天尊道、重生亲民的宗旨,心无顾忌,为所欲为,以为造一些神灵就可以保护他。不断地制造神灵而又无所持守,不在整顿吏治、控制赋税、减少徭役方面用心,造反的义旗一起,哪一个神灵也不会帮他。这也正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抒情长诗《离骚》中所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6(皇天并没有什么私心和偏好,人民爱戴谁就给谁以辅助)。这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道”,道教的哲理就是要说明这一点。

  文县南宋绍定三年(1230)的《重修慈霈庙记》也是关于带有地方色彩的雨神庙的碑记。神为女性,“以孝行感格”。同各处为龙王的情形不同,背后的故事很值得深究。武都南宋乾道四年(1168)的《重修赤沙祥渊庙记》、淳熙十年(1183)的《祥渊庙敕碑》、庆元四年(1198)的《渊祥庙泽昭应侯加封之碑》、元代《祥渊庙碑》等同属此类。礼县刻于元代的《建西江庙记》碑文中说:

  当陇蜀之冲,有水名“西汉”,亦源嶓冢而出,至天水郡曰“西江”,大神居之。其峻极之势,南骛西折,英灵磅礴,蕃厚不泄,环山为壑,大江回潆,潜入于丙穴。有鱼神四,游泳其中,时出于江之浔,莫敢忤视。里不称鱼,曰“河神”。6

  以下联系王仁裕梦神剖其肠胃倒西江水以浇之的传说,及赵世延作梦事,言清朝廷加封此河神为“灵济惠应文泽王”。这类碑文反映出人民群众在生活、生产方面的良好愿望和在社会伦理方面倡导向善行为的做法,尽管是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当时情况下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教育激励人们敬老爱幼、互相支持、和谐友爱,是有一定意义的。

  由于长期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不是真正以道教为信仰,完全忘记了《道德经》《南华经》等经典中对借礼法以杀人、荒淫无道、残酷剥削压榨的揭露抨击。《道德经》中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75章)“朝甚除(按:言朝廷打扫得干净),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53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77章)。22道教、道学自然奉的是“天之道”,而封建统治阶级奉的是“人之道”,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口上所说和心上所想完全是两回事,19世纪以前几千年中教育的普及程度十分缓慢,老百姓中有文化的很少,很多道观、庙宇中的住持、道人、作法的师公等对道教经典也知之甚少。加上宋代以后朝廷随意“封神”,有的地方祭的神灵中,常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如礼县1921年《重修雷王庙碑记》,碑的上部两边为神位,中间为宗谱。其“捐棚左班神”下列“黄马小马爷、红马晃将军、红马姬将军、白马唐喇嘛、红马张将军”5位,其“圣氏宗谱”列:“圣四子灵圣威感雄烈宣齐王、圣三子惠明寜顺文昌通义王、圣次子嗣德善助翼济惠灵王、圣长子显圣昭利嘉应首泽王、圣妹仁威信武齐显佑元君、圣弟金子山文薹庙显齐王、圣弟天水县天灵庙辅泽王、圣母安福启佑济惠庆夫人、圣母开联叔显慈惠宝光太后、圣父开皇应昊镇国广顺天王、雷公昭圣显惠广德威灵王、圣弟西汉普济庙溥泽王、圣弟岳平灵潭庙广济王、余子资善显福惠楽孚应王、余子灵威宣烈辅国通卫王、余子济义广助协灵崇祐王、圣侄大兴殿普德大天帝、昭圣威武英烈显齐王、常顺宣灵广佑敷泽王、仁文圣武灵济溥泽王、圣兄干德庙太皇万福之殿”6共21位。其“捐棚右班神”下列:“红马鲁将军、红马王督司、红马薛将军、红马何将军、黑马小张爷”65位。总共31位,不但在一般道教书中找不见,民间传劝善书《玉历至宝钞》中的“秦广王”等十殿阎王名称中也没有。关于这主神雷王,碑文中说“雷王,秦州成纪人也,自晋元帝太兴元年五月十一日诞生”,“元兴三年三月八日,功成上升”,从公元318年至404年,95岁,已属可疑;又言“唐明王时,宫中有疾,召至长安”云云,更属荒唐。下面又说到宋咸淳四年助江陵“讨叛蛮”,敕封“齐天显圣崇灵广福乾元宣烈盖国大帝”6几同于神怪小说。清方嘉发《礼县志略》中又说此雷王“姓雷名牛,炼丹山上,神效莫测”。反映了古代民间人们根据传说和自己的知识认定和解说神灵的情况。

  以上抄出一大串神的名称,就是为了说明在长期专制的封建社会中,最高统治阶级是把道教作为一种为自己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真正作为一种信仰,所以在道教的发展中造成了一些混乱,民间宗教中也显出极端的随意性和功利性。民间碑文中一些神灵信仰,只能看作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受教育的权利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如果从民俗学、民间节庆等方面来看,也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明代陇南先贤、徽县郭从道先生(字省亭)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所编《徽郡志》算是今存陇南方志中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其《志例》中说:“境内淫祠不书。崇正教、严风化也。”我所编《陇南金石校录》中则金石文献皆收之,似有悖于省亭先生之教。我是考虑到今天大部分人的文化水平都已提高,有分辨能力,有些东西反倒可以从多方面来认识。从这个角度说,它们同样是我们认识近代以前陇南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五

  由于历史上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密切关系,以及三教合一在社会上的影响,一些礼仪性庙宇如文王庙、文庙(孔庙)、亚圣祠(孟子庙)和纪念性祠堂如武侯祠、岳飞祠也被看作与道教宫观一样的庙宇。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决定废除的神祠庙宇中,如关帝、岳飞、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三官、天师、吕祖、五岳、四御、龙王、城隍、文昌、送子娘娘等多非道教神灵。但这个决定并未能彻底实行。现在看来当时在方法上有些简单化,打击面太宽,与人们的观念差距太大,反而难以推行。当时应分类处理,对于纪念性祠堂,可采取“转型”的方式,作为纪念地与名胜而保留。郭从道主纂的《徽郡志》卷3《祀典志》中,首为文庙,其后附言“启圣祠在文庙左”,“名宦祠在泮池右”,各记其修建时间及所祠。如名宦祠下言:“祠宋开府吴公玠,宣抚吴公璘,国朝知州刘公济、侯公禋。知州孟公鹏年重建。”则可知名宦祠为纪念历史上建立了功勋、为后世所纪念的历史人物的。其末为:“李公祠为分巡佥事李公璋建。参政张潜记。”其次是《坛壝》,记了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郡厉坛之位置等。再次为《庙宇》,记城隍庙、宣灵王庙等道教庙宇。第四是《寺观记》,记佛教寺院16所。这里已将宗教庙宇与祀典纪念性祠堂大体分开。清乾隆三十九年修《重修西和县志》于卷1则《祀典(民间私祀祈报附)》和《古迹寺庙》分列,分得很清。《祀典》小引中说:“泽佑生民,报功崇德,如日星河岳之昭垂天壤。固凡郡邑,庙祀不替,无或稍阙也。唯夫一邑之内,以劳着迹,以死勤事,幸者载之史册,附列学宫,庙食不朽。而其次亦或未及上闻,仅民间流传,立为私祀。”其下列:文庙、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忠孝祠、关帝庙、吕裕公祠、南坛、北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祠、社稷坛、八蜡庙、文昌祠、奎星阁、旌忠祠、节烈祠、董公祠、厉坛。此外还有龙王庙、马王庙、土地祠也作为民俗宗教附列其中。《寺观》部分列文昌宫、东岳庙、三官殿、朝阳观、萨真人庙等道观16座,凝禧寺、兴国寺、法镜寺、青阳寺、龙门寺等佛寺25座。另外有武侯祠,本为纪念祠堂,但未列为地方祠典中,故列入“寺观”。这种分别,除个别地方欠妥之外,基本上将纪念祠堂、宗教、民间宗教分开。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志实不多。这在240多年后之今日,对于道教寺院的整顿与建设,对于张扬诚信、和睦、公平、正义和为国为民多做贡献的精神,对于地方文化建设,都具有启发、借鉴意义。道教的提升必须先去除民俗“淫祀”,其他应结合在高道引导下的改革和完善教义、仪范,明确神灵谱系,逐步提高道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和在世界宗教中的地位。

  陇南有很多城隍庙(有关地方安全)、文昌宫(有关教育与科举)、龙王庙(水神庙,同农业收成关系最大)、药王庙(同治病及陇南很多地方的药材生产销售有关)等同老百姓的生活生产、经济收入、城镇安全、科举关系密切的神庙。关公也因其诚信(秉烛达旦以避嫌、封金挂印去寻刘备)被奉为财神(当然也同晋商的推动有关),说明古人认为经商首先要诚信。陇南各县都有关帝庙(财神庙)。一些属于礼仪性、纪念性庙宇祠堂中的石刻文字,有的我已在《从石刻文献看陇南历史上的名宦英杰》23中谈到,还有些将放到《石刻中的历史遗迹与名胜》中去谈。道教宫观、礼仪性庙宇和纪念性祠堂中的碑文,有不少是诗碑,这些已在《古代陇南金石中的诗作》24中作了介绍。

  道教宫观的修建同佛寺的修建一样,有些是官府出面,县令主办,如文县康熙三十七年的《邑侯邹公建阁碑记》所反映,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这是说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来维护其统治。但从广大人民的方面说,它具有增强道德修养,养成社会伦理观念和培养理解关心他人、真心向善、平衡心理的作用。另外,古代没有心理咨询的机构(至今也很少见),老百姓受到各种无缘无故的打击是常事。要化解心上的疙瘩而不走自暴自弃之路,主要靠宗教信仰。所以,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在科学知识高度普及、阶级社会消灭以前,恐怕宗教不会消失,只有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不断完善与发展的问题。在人民内部,事实上也分两部分。绝大部分宗教信士都是遵守教义、真心向善的,但如我在《陇南佛教、伊斯兰教碑碣》一文所列武都宋代《新修广严院记》所说,有的僧人、道士藉以聚财享乐等事也是有的(明清小说中写到这些的很多)。所以对一些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要真正维护宗教的宗旨,使它在教育人民勤劳向善、相互沟通、维护社会安定方面发挥作用。

  总之,陇南的道教和民间宗教碑文中,有不少值得重视的材料,不仅在道教史的方面有一定意义,有的在军事史、建筑史、艺术史以至神话、民俗史的研究方面都具有一定价值。

  注释

  1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4页、第1646页。

  2 [汉]孔安国撰,[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页。

  3 袁行霈主编,赵逵夫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楚辞》,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143页。

  4 王明著:《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5页。

  5 [清]徐道撰,程毓奇续:《历代神仙通鉴》,辽宁: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潘玉廷:《道藏书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1页有转引。然其在第62页论《元始上真众仙记》所描写天宫现象时说:“凡分三宫,上宫为盘古真人,元始天王,太玄圣母。”标点误。书中所写三宫,每宫主神二位,上宫第一位为“盘古真人元始天王”,如此方同书中“盘古真人自号元始天王”之说一致,不当分之为二。

  6(11)(12)(13)(14)(16)(22)(23)(24)(25)(31)(33)(37)(38)(39)(40)(42)(43)(44) 赵逵夫主编:《陇南金石校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878-879、502-503、793、1465、1560、722、699、836-837、674、465、1438、1050、1702、750、1455、548、1052、992、113、488、589、590、591页。

  7(15) 玄武,宋真宗时为避其祖赵玄朗之讳而改称“真武”。

  8(17) [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73页。

  9(18) 联系《尚书·禹贡》等先秦文献与《汉书·地理志》等来看,西汉以前西汉水、东汉水为一条水,大约在两汉之际由于地震的原因其上流部分至略阳之后遇淤塞故折而南流入嘉陵江,作为主要支流的沔水成为独立的河流,为东汉水。故今之西汉水上游,即西汉以前之汉水上游。

  10(19) 参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下编第3篇第1章之《寻找先周文化》,文中在谈了碾子坡遗址以后说:“以此为标尺,有可能找到比它更古老的先周文化,然应扩大到甘肃马莲河流域庆阳地区去寻找。” (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5页)

  11(20) 袁珂著:《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69、392-393页。

  12(21) 赵逵夫:《再论“牛郎织女”传说的孕育、形成与早期分化》,《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第159-165页;《由秦简〈日书〉看牛女传说在先秦时代的面貌》,《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81-88页。

  13(26)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3章“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圄(朱圉)”。注:“地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41、142页)

  14(27) 祝中熹著:《早期秦史》,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祝中熹著:《秦史求知录》(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27、28-43页;雍际春著:《秦早期历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34-137、145-146、147-158页;陶兴华著:《秦早期文明追踪》,甘肃: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57页。

  15(28) [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311页。

  16(29) 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1-44页;李清凌著:《华夏文明的曙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4-39页。

  17(30) 李思纯著:《灌口氐神考》,《江村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3-74页;赵逵夫:《三目神与氐族渊源》,《文史知识》1997年第6期。

  18(32) [清]佚名:《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0、221页。

  19(34) 赵逵夫:《萨真人墓与萨守坚》,《中国道教》2006年第4期,第33-35页。

  20(35) [元]赵道一撰:《仙鉴》,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下册第1997页。

  21(36) [清]王先谦著:《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5页。

  22(41)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4、141-142、186页。

  23(45) 赵逵夫:《从石刻文献看陇南历史上的名宦英杰》,《档案》2017年第10期,第42-45页。

  24(46) 赵逵夫:《古代陇南金石中的诗作》,《甘肃高师学报》2017年第8期,第1-6页;第10期,第1-6页。

作者简介

姓名:赵逵夫 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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