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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理性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
2020年07月27日 14:15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 作者:陈卓 马志琼 刘广林 华森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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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信仰与世俗化科学之间的对立统一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许多传统宗教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在当前的宗教心理学实证研究中,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关系也日渐成为科学研究感兴趣的话题。同时在学科内部,宗教和科学关系的研究由于总是单向度的进行着,阻碍了对这一话题的深入探析。本文在相关宗教与理性关系的实证研究基础上,以美国基督徒、伊朗穆斯林、印度教徒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宗教开放性假设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和探讨。同时采用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Surround Model,ISM)研究范式中的对话方式对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鼓励跨文化的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对话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希望在理论上能够对国内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宗教开放;意识形态模型;信仰与理性;科学态度

  作者简介: 陈卓,美国克莱姆森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四川轻化工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教授;马志琼,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硕士;刘广林,四川轻化工大学心理学系讲师;华森柏(Paul J.Watson),美国田纳西大学心理学系荣休教授。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充斥着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之间的对话。当对话比较顺利,便会产生促进社会的效果,例如清教徒与美国经济的发展;当对话产生问题时,便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甚至是暴力冲突。事实上,宗教信仰因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教义及思想观念,长久以来与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有所龃龉。相应的,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个体在认知层面也有可能排斥基于理性思维和科学的研究成果。那么在现代社会大众的观念中,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是否仍然与其历史叙事中所描述的一般水火不容?同时处于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对待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是否又有所不同?

  古尔巴尼(Ghorbani)和华森柏(Watson)等针对伊朗穆斯林的研究对以上问题做了部分的解答。研究的初衷是了解伊朗穆斯林自我控制(self-control)和正念(mindfulness) 的表达方式,1却意外的发现如果用科学的方法对有神论群体或者个体进行研究,调查之外会产生双向的对话交流。这种对话的产生不仅仅意味着研究方式的创新,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碰撞。

  基于以上观察,本文作者联合伊朗(德黑兰大学教授Nima Ghorbani)、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Ziasma Khan教授)、印度(卡纳塔克大学Kamble Shanmukh教授)等多国研究者,在过去25年里做了一系列跨文化、跨宗教的实证研究,旨在探索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下的个体或群体是否对科学理性具有开放性的潜能;同时试图用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Surround Model, ISM)来解释不同文化、宗教之间开放性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鼓励跨文化、宗教的对话以及促进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本文则是基于此团队的研究成果,从跨文化心理学角度对宗教和科学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行实证化的探讨,希望在研究方法及理论上能够对国内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意识形态模型 (ISM)

  ISM作为一个理论范式,并没有绝对的定义,更像是一种理论框架。它提倡用对话的方式在本土文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对理性进行传播和发展。ISM将理性划分为三个层面: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同时针对每种理性都提出了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对话”(dialogue)是作为研究社会理性的根本方法,强调理性的定义是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2因此在ISM中,社会理性是一种在对话中不断流动的状态,它所追求的“真理性”和“客观性”也是相对的,是基于跨意识形态对话下的意义,而非固定不变的。

  但是在现实研究中,有神论和科学之间的互相抵制一直在妨碍着对话的产生,仿佛在大众的意识中有神论本身就是封闭的。我们通过大量跨文化、跨宗教的实证研究发现,有神论也具有开放性的潜能,同时也发现有神论和科学之间的对话在生活和研究中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事实上,只有当对话产生,才能够证明一个研究是名副其实“客观”的。

  二、宗教开放性假设的验证

  在以往的研究中,宗教往往被认为是封闭的,一神教尤其以自身所具有的排他性而闻名。在这样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理论所推行的对话仿佛是不可能开展的任务。因此,如果要在宗教心理学研究中推行ISM,首先要确定宗教是否具有开放性。

  (一)信仰与求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迥异关系

  宗教开放性假设起源于对信仰与求知思索量表3的修订过程中。该量表原本是针对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穆斯林设计的,研究者在试图将其改良并运用到美国基督徒过程中发现这个量表缺少了两个关于基督徒宗教反思的重要维度——信仰变量和求知变量。加入这两个变量后,调查结果显示信仰和求知变量之间所呈现的负相关以及二者与其他宗教性变量之间的关系都证明了宗教保守主义会导致认知封闭的结论。尽管这项调查证明了宗教保守主义不具有开放性的假设,但是通过一个单一的样本就得出结论未免过于草率。

  首先,该研究的样本范围只有美国人,这些样本自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就决定了他们在认知上是开放还是封闭。4一项针对原教旨主义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和圣经基础主义 (biblical foundationalism) 的研究显示,信仰和求知变量只有在原教旨主义环境中才呈现出负相关;而在圣经基础主义者中,信仰与求知变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整体研究结果清晰的表明美国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要比现实中表现出来的更加开放。5

  其次,当研究者在非西方文化环境下对信仰和求知变量进行测量时,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加明显的凸显出来。在对伊朗6、马来西亚7 和巴基斯坦8 的穆斯林中进行调查时发现,信仰和求知变量在这些样本中均呈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在印度的印度教徒中,也呈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9甚至在伊朗的东正教基督徒中也呈现出了正相关。以上这些样本环境下,调查均显示出与美国新教基督徒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宗教信仰不同所以结果不同的假设也是无法成立的。这一系列跨文化的意识形态研究结果表明,在非西方国家,宗教保守主义有开放性的潜能。

  最后,学界一直对ISM范式的有效性有争议,认为这种跨文化对话是在西方世俗主义的鼓励下推行的,然而世俗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却有可能影响西方文化背景下宗教的开放性。对这一观点,研究者用反世俗主义量表10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世俗主义在原教旨主义者和圣经基础主义者中都呈现出正相关,但在原教旨主义者中更为显著。这说明,之所以美国基督徒中信仰与求知变量之间会呈现出负相关,是因为在西方世界,世俗化被视为是信仰的一大威胁。保守基督徒为了保护其宗教不受世俗化影响,在保护宗教思想的同时封闭了自身意识形态的开放度;而在西方之外的世界,宗教保守主义却呈现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开放性,因为世俗化对当地文化意识形态并未产生威胁。

  (二)西方之外的原教旨主义更具有开放性

  意识形态影响宗教开放性的另一证据出现在对西方以外的各种原教旨主义宗教的研究中。调查选用了原教旨主义量表11,修正后用于伊朗的后批判主义量表12,信仰范式量表中的教义文本真理变量和喜外主义变量13以及文本原教旨主义量表14。

  虽然西方之外的原教旨主义者的确具有更加开放的潜能,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在心理功能方面更加健康。针对伊朗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后批判主义量表中的宗教至上和象征主义两个维度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同时发现在这一群体中宗教至上维度预测了更高的宗教承诺,象征主义维度则预测了更低的宗教承诺。因此与象征主义变量相比,宗教至上变量不仅更加开放且呈现出了更高的心理健康度。例如宗教至上预测出更高的正念和更低的抑郁,而象征主义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向结果。事实上,研究者会直接用高宗教至上和低象征主义来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承诺度进行认定。例如从认知需求、经验开放性、复杂性归因及自我认知整合等方面来对心理开放度进行测量。因此,宗教至上维度可以被视为一个衡量伊朗穆斯林开放性和心理健康度的实证化的操作定义。

  在对伊朗的后续研究中,研究者加入了一些新的方法对后批判主义量表的数据进行了分析。15首先,无论在伊朗神学院学生还是在普通大学生中,信仰和求知变量依然呈现出强的正相关,这表明穆斯林信仰和对外部知识的求索是相容的。其次,在上述两个样本中,宗教至上与信仰和求知两个变量均呈现为正相关,象征主义与二者呈现出负相关。通过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伊朗人中,原教旨主义者的宗教至上程度越高,个体开放程度越高;象征主义程度越高则表明个体越封闭。当然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发生,例如在普通大学生中,宗教至上能够明显增强个体的反思;但对神学院学生来说,却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另一项针对伊朗穆斯林的调查研究中,研究者将后批判主义量表和原教旨主义量表结合起来,进一步发现了保守派穆斯林在心理健康上的相对优势。结果显示,原教旨主义和宗教至上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与象征主义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同时发现,宗教至上高或象征主义低的个体,通常会表现出更好的适应性自恋和自我控制,以及更低的不适应性自恋,个体呈现出较高的精神健康;象征主义高的个体,则表现出较低的自我控制、自我整合和正念,和较高的不适应性自恋,个体呈现出较低的心理健康。通过对以上数据的梳理可以发现伊朗保守派穆斯林具有较强的可开放度及较高的心理健康。

  有关教义与真理变量的数据也表明了保守主义宗教具有开放性的潜能。在信仰范式量表(Religious Schema Scale)中,原教旨主义与喜外主义(Xenosophia)的结果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一些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教义真理与喜外主义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这进一步佐证了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保守主义者在思想层面更加封闭。而在西方之外的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的穆斯林、印度的印度教徒以及伊朗的基督徒中,教义真理与喜外主义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为了让数据分析更加准确,研究者在分析中加入了宗教反思量表。结果仍然显示教义真理和喜外主义与信仰和求知变量呈现出强的正相关。这些数据再次表明在一些世俗化不严重的意识形态中,保守主义宗教具有开放性的潜能。

  之后一项针对印度教徒的调研结果不仅重现了教义真理和喜外主义之间的正相关,同时还展现出原教旨主义和文本原教旨主义也具有内部开放的潜能。尽管这些复杂的测量结果显示西方的量表并不直接适用于印度教徒中,但结果同时也显示原教旨主义量表在伊朗的样本中具有很高的信度,可见这个问题并不能涵盖所有的非西方文化。喜外主义与教义真理两大变量与经过本土化的文本原教旨主义量表、原教旨主义量表之间的分析结果再次表明,西方之外的宗教保守主义确实具有开放性的潜能。

  (三)基督教中的宗教喜外主义

  关于基督教是否开放,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于《圣经》:“你们应该喜爱你们的邻居” (马克福音12:31;利未记 19:18),这个爱来源于对上帝的爱。撒玛利亚人将邻居的寓意衍生到了周围的任何人 (路加福音10:23-37)。总之,对上帝的爱是终极的爱,对邻居的爱是对上帝的爱的衍生。普利彻(Placher)指出早期基督徒的开放性态度表现为在《新约》中,好客的意思是“philoxenia”,表达了对陌生人的喜爱,而“xenophobia”则完全相反,代表了对陌生的恐惧。但是开放性态度的研究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基督教徒的日常社交中。

  一项在美国基督徒中进行的调查对上述讨论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该研究主要使用了宗教喜外主义量表16。结果显示,开放性的爱和赐予呈现出正相关,并与宗教保守主义的一些变量(原教旨主义、文本原教旨主义以及教义真理)都呈现出了一定相关性。同时,爱和赐予两个变量与可以预测仇外主义的社会支配导向,并与侵略性的精神疾病等变量都呈现出了负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喜外主义和外部文化宗教导向量表17中的所有四个变量都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而开放性的爱与正义、和平之间的正相关恰恰是基督教保守主义具有开放性的重要证据之一。

  对意识形态进行数据上的测量与控制,有效地记录了原教旨主义一些心理上存在的问题。当研究者在统计上对圣经原教旨主义进行部分的控制时,宗教原教旨主义便与开放性的爱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与开放性赐予无明显关联。与教义真理部分的正相关也只能证明原教旨主义是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探路者。 在喜外主义与公平、正义呈现出正相关,社会支配导向及精神障碍呈现出负相关时,圣经原教旨主义者呈现出了更高的开放性和心理适应性。

  事实上这项研究的初始假设为,原教旨主义者中喜外主义的开放程度较低,圣经基础主义者中喜外主义的开放度较高。但遗憾的是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验证,因为研究结果表明宗教保守主义往往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心理适应性。例如爱的变量在原教旨主义和圣经基础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中与教义真理、开放性态度、和平、公正都呈现出了正相关,与专制和精神障碍呈现出负相关;同时赐予变量也预测了更高的教义真理得分和更低的专制及精神障碍。

  (四)反思

  通过对相关不同宗教派别开放性的实证研究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上述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但是宗教保守主义的确是具有内部开放潜能的。依照ISM范式对“真理性”与“客观性”的要求,本文有必要对宗教开放性假设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探讨:

  首先,文化意识形态从更深的层面影响着宗教保守主义者的开放度。例如对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来说,“不仅要畏惧陌生人,同时也要爱陌生人”是他们的基本宗教义务之一,这种阐述从根本上决定了基督教徒在迎接其他文化时具有一定矛盾性。但是上述实证主义研究却证明美国新教保守主义也具有开放性。因此在研究中,不能简单的用刻板印象来定义这个群体或仅仅只关注该群体的某一项特征,而是应该对其社会性问题进行更加客观和全面的分析以便得出一个具有“客观性”的结论,而这正是ISM一直强调的。事实上,跨宗教学和心理学的实证性研究应该包含了对“真理性”和“客观性”的检验,从而使得该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运用在基督教中,也可以运用在其他宗教文化中。

  其次,喜外主义量表中关于爱这一变量的数据传达了更多的信息。当对原教旨主义进行控制时,圣经基础主义与爱呈正相关;在圣经基础主义意识形态的环境下,爱预测了教义真理具有更好的社交开放性和更好的心理适应度。这些数据有效证明保守主义基督徒的宗教承诺和排外主义之间没有相关性。因此,从意识形态方面,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将原教旨主义的封闭特质从宗教承诺中剥离出来,从而更好的解释西方保守宗教观点中的开放性潜能。

  三、ISM视角下宗教保守主义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宗教不具有开放性”这个观点是设立宗教开放性假设的根本原因,然而如果对这个观点追根溯源,会发现“宗教不具有开放性”这个观点本身建立在一个毫无根据的印象之上。近现代历史中,充斥着保守主义宗教与暴力并肩的身影,这一当前仍然在发生的现象逐渐将保守主义宗教和暴力重合起来,造成宗教导致保守,保守带来暴力的负面印象。ISM以其“客观性”和“真理性”出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首先,近期社会科学指出相关性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因此保守主义宗教和暴力一起出现并不能简单的证明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如果查阅史书就会发现,政治在宗教中造成的暴力要远远大于宗教造成的政治性暴力。

  其次,研究证明政治环境本身就会对宗教保守主义者的开放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这项研究在美国基督徒中进行,主要使用抵御世俗化量表。结果表明保守主义宗教具有开放性的潜能,但这一潜能很可能因为政治的影响而逐渐变得封闭。一个伊朗穆斯林的陈述与宗教原教旨主义量表中的一个条目产生了有趣的对比,这种对比恰好体现了为什么文化背景会对宗教保守主义的开放性产生影响。18原教旨主义量表中关于此项的条目为“撒旦一直是造成邪恶的原因,直到现在它仍然经常煽动人类来开展凶残的斗争用以反对上帝”。在西方,撒旦的存在几乎是一个共识,历代文化战争的由来往往是因为人们觉得自己必须为上帝抵抗撒旦而战斗。但是伊朗的穆斯林群体却对撒旦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这里的穆斯林认为“当人们互相争斗时,撒旦是最快乐的”。在伊朗文化中,参加对外战争往往需要比“帮助上帝对抗撒旦”更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因为战争与上帝无关,只会让撒旦更加快乐。

  四、结语:“客观性”的必要性

  对话作为ISM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上述一系列跨文化、跨宗教的研究并非只是科学对宗教的单向研究,而是科学研究与宗教研究之间互相影响的过程。事实上,这些基于对话且立场客观的宗教学及心理学的实证取向研究,对ISM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上的补充。这些不同意识文化形态下展现的不同社会形态用客观事实证明了任何一个建立在特定标准上的解释性框架只有在当地是有效的。如果没有一个跨文化的标准作为终极的判断标准,就不能简单的认为这样基于单一样本的认知论是完全不合理的。因此单一性的认识论在实证研究中具有不可否认的影响力,宗教学和心理学研究范式中对“客观性”的追求和这些理论在心理学和宗教学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都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但是单一性的认识论也很容易因为其视角过于集中而忽略了跨文化的复杂性。一个成熟社会的标志是其思想和行为与其对终极标准的需求和感知是相一致的。而单一视角往往看不到其他意识形态中生活所具有的意义,因为他们有自己对“真理”的理解,这个理解往往会导致他们对外部世界存在一定的误解或偏见,从而产生与那些跨文化的通用且灵活的观察不一致的现象。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极端化的言论不仅有违个体对“真理”的追求,更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必要的纷争。

  因此,对话是解决不可通约性和单一性问题的有效方案之一。在一个基于“客观性”的研究中,信仰者应该践行他们的传统并记录那些隐藏在传统背后的意义系统,同时在经验主义指导下将所持有的方法论与宗教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进行对话,以便在社会理性和公共认知上更加成熟。这样的交流将在很长时间内对推动宗教传统的社会化和理性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有信仰者的对话合作也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宗教,能够有效增强宗教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种对话经常难以开展的原因很可能是在于某些传统社会形态对社会科学的“真理性”和“客观性”产生了一定的威胁。这个矛盾集中体现在对单一性理论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因为这些意识形态的确可靠且有效的证明了其对当地宗教和心理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同时那些在非西方文化中得到的数据也证明了在与宗教和心理有关的研究中,意识形态在当地可以被视作具有“真理性”。事实上,虽然这些单一性理论并不能广泛的应用于研究中,但是这些在某一种特殊意识形态下具有“真理性”和“客观性”的理论并不能对社会科学本身的“真理性”和“客观性”产生任何威胁。

  更通俗的说,ISM旨在以一种“客观性”的方式打开当前社会对心理和宗教理解的桥梁。通过对美国、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实证研究证明这些文化背景下的宗教本身是具有开放性的,这使对话的产生成为了可能。因此研究者应该与那些不同文化的追随者开展对话,通过宗教和心理两个方面的合作来帮助这些地区的社会理性在“真理性”上的逐渐成熟。同时,这些对话也能帮助研究者不断的开拓思维和意识的宽度,有效扩展跨文化研究中的公共研究空间,让实证主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

  注释

  1Ghorbani, N. Watson, P. J. & Amirbeigi, M., & Chen, Z. 2016.“ Religious schema within a Muslim ideological surround: Religiou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Iran”. Archive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38(3): 253-277.

  2P.J. Watson.1993. “ Apologetics and Ethnocentrism: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Within an Ideological Surround”.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3(1):1-20.

  3信仰与求知思索量表 (Faith Reflection and Intellect Reflection, Watson, Chen, & Hood, 2011): 该量表主要测量了基于信仰的思索和基于求知的思索两种思考维度:信仰思索是指对信仰本身的反思,由七个条目组成,例如“对基督/安拉/印度主神的信仰是我追求知识的灵感来源” 等;求知思索是指对信仰外部知识的反思,由五个条目组成,例如“作为人类,我们应该用大脑去探索从科学到形而上学的所有思想领域”等。这一对变量分别测量了宗教信仰和开放性态度。

  4Watson, P. J., Chen, Z., & Hood, R. W. 2011. “Biblical foundationalism and religious reflection: Polarization of faith and intellect oriented epistemologies within a Christian ideological surround”.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39(2): 111-121.

  5Watson, P. J., Chen, Z., & Morris R. J. 2014. “Varieties of quest and the religious openness hypothesis within religious fundamentalist and biblical foundationalist ideological surrounds”. Religions 5(1): 1-20.

  6Ghorbani, N., Watson, P. J., Chen, Z., & Dover, H. 2013. “Varieties of openness in Tehran and Qom: Psychological and religious parallels of faith and intellect oriented Islamic religious reflection”. Mental Health, Religion, & Culture 16(2): 123-137.

  7Tekke, M., Watson, P. J., Hisham İsmail, N. A., & Chen, Z. 2015. “Muslim religious openness and Ilm: Relationships with Islamic religious reflection, religious schema, and religious commitments in Malaysia”. Archive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37(3): 295-320.

  8Kamble, S. V., & Watson, P. J., & Duggi, D. B., & Chen, Z. 2018. Fundamentalism within an Indian ideological surround: Commitment to religious tradition predicts Hindu openness.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9: 329-351.

  9Kamble, S. V., Watson, P. J., Marigoudar, S., & Chen, Z. 2014. “Varieties of openness and religious commitment in India: Relationships of attitudes toward Hinduism, Hindu religious reflection, and religious schema”. Archive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36(2): 172-198.

  10反世俗主义量表 (Defense against Secularism, Watson, Chen, Morris, & Stephensen, 2015): 共蕴含17个条目,描述了当前西方保守主义基督徒中盛行的对世俗化的防御态度,这种心理往往将世俗化看作腐坏传统文化和信仰的毒瘤。相关条目含“理性是文化用于攻击信仰的武器”以及“世俗化信仰者基于在社会中推行理性和开放性,而他们的真正动机其实是摧毁我们的宗教信仰”等。反世俗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宗教保守主义和认知封闭之间的关系。

  11原教旨主义量表(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Scale, Altemeyer and Hunsberger, 2004):这一经典量表统摄了基督教保守派原教旨主义,表达了某一团体的信仰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的一种排他性观点。

  12后批判主义量表(Post-Critical Beliefs Scale,Duriez, Soenens, & Hutsebaut, 2005):该量表含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较为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至上维度,一个是较为开放的象征主义维度。

  13信仰范式量表(Religious Schema Scale, Streib, Hood, & Klein, 2010):该量表有两个主要分量表,分别用五个条目描述了信仰中的两个极端状况。教义真理 (Truth of Texts and Teaching) 代表了一种本教至上的原教旨主义,例如“我所信仰的宗教所讲的经典和故事都是绝对正确且不可以更改的”。而喜外主义(Xenosophia)则描述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态度,例“对他人宗教文化的理解是了解他人的第一步”等。这一组变量从另一个方面测量了宗教信仰及开放性态度。

  14文本原教旨主义量表(Intratextual Fundamentalism Scale, Williamson et al. 2010):这一原教旨主义量表去除了Altemeyer和Hunsberger(2004)量表的暴力排他性,而强调基于神圣经典的纯粹信仰。

  15Ghorbani, N., Watson, P. J., Sarmast, Z., & Chen, Z. 2018. “Post-critical beliefs and religious reflection: Religious openness hypothesis in Iranian university and Islamic seminary students”. Journal of Empirical Theology 31(1): 49-70.

  16宗教喜外主义量表 (Religious Xenophilia Scale, Watson, Reagan, Chen, & Morris, 2019): 该量表包含了爱和赐予两个维度。爱的表述中有一些普遍的条目,例如“我的宗教信仰让我去爱所有的人”或者“不论怎样的人,都值得上帝的爱”,另一些则更加关注对群体外人员的爱,例如对犯罪者、精神疾病患者、HIV感染者的爱或者对一些其他政治、宗教、阶层的人的爱等。赐予有六个反向指标,例如“我的宗教传统告诉我,只能爱那些有道德的人”“经常犯罪的人不值得被爱”或“为了保持信仰的纯净,我拒绝那些与我政见不同的人做朋友”等。这组变量测量了宗教的开放性态度。

  17外部文化宗教导向量表 (Extrinsic Cultural Religious Orientation Scale, Watson, Chen, & Ghorbani, 2014):量表中涵盖了用宗教来提升一些广义上的善的因素,例如和平、正义等。

  18Kamble, S. V., & Watson, P. J., & Duggi, D. B., & Chen, Z. 2018. Fundamentalism within an Indian ideological surround: Commitment to religious tradition predicts Hindu openness.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9: 32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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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卓 马志琼 刘广林 华森柏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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