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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我意识的神话起源和现代性问题 ——对西方文化中普罗米修斯盗火和亚当堕落的分析
2020年05月15日 14:15 来源:《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陈春莲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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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一种文化中的人类自我形象往往是由该文化的宗教和神话界定其对人类本性和人类状况的本质和核心意义的理解的。西方文化中, 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神话和亚当、夏娃堕落的宗教故事, 都围绕着神人关系和人对智慧的获得展开。人类以僭越的方式从神那里获取智慧, 既获得了自我意识和形塑了自我形象, 又是人类不幸和恶的根源。由于获得了智慧, 人类产生了理性的骄傲和自我意识的膨胀。在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故事中, 便隐含了现代性的两个核心内容:人代替神成为自然的主人与使人类的自由成为可能。

  关键词:自我意识;普罗米修斯;亚当;现代性

  作者简介: 陈春莲,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一、自我意识和神话的关系

  自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思想家那里, 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和侧重点。杰罗德·西格尔 (Jerrold Seigel) 把西方文化中讨论自我问题的基础分为三个维度:“自我的身体的或者物质的维度、关系的维度和反思的维度。第一个涉及到个体的、物质的、肉体的存在……在此层面上, 包括无论我们对它们有什么样的意识, 我们的自我寓居于我们的身体中, 并被身体的需要所塑造。第二个维度, 关系的维度, 来自于社会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给予我们集体的身份和共享的取向与价值的共同关联和牵涉……在此视角上, 我们的自我就是我们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所塑造和允许我们所是的样子。第三个维度, 即反思的维度……来自于人类使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存在成为我们主动思考的对象的能力。”[1]尽管重点和角度各有不同, 但是这三个维度是相互关联的。西格尔又指出:“很少有思想家忽视自我整体的任何一个维度;重要的是处在它们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系。”[2]

  自我必须处在关系中才能被理解和认识, 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说就是, “自我仅仅存在于我所称的‘对话网络’内”[3]。这个对话网络不仅是指自我与他人的对话, 还包括一种文化中现实和历史的对话, 即时间中的流变。此外, 人对自己与神关系的理解和思考, 也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一种文化中的人神关系是在其起源神话中被基本确定的, 之后的历史发展和流变中, 对这一关系无论是肯定、继承, 还是否定、颠覆, 都会在这一基本的关系中进行和展开。如所周知, 西方文化受到古希腊和希伯来《旧约圣经》的决定性影响, 其中人类自我形象的理解和这两种文化中的人类起源神话/宗教有密切的关系, 这两个神话/宗教故事即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和《旧约》中的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

  二、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中的智慧问题

  赫西俄德分别在《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中把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叙述了两遍, 前者是从人类的视角, 中间略去了宙斯和普罗米修斯之间矛盾的发生和发展, 直接告诉读者人类的不幸、苦难和邪恶来自于宙斯因为受到普罗米修斯的欺骗而对人类实施的惩罚。叙事从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走了火种开始, 重点围绕着宙斯因此而设计惩罚, 也就是人类要为获得火种付出的代价展开, 详细描写了在宙斯的授意下潘多拉如何被创造、并带着装满不幸和邪恶的罐子被送到人间的过程。在《工作与时日》中, 人类是否应该和能够得到火种成为矛盾的焦点。火种意味着智慧, 宙斯对于普罗米修斯把火种偷给人类这一行为的恼怒和惩罚, 具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对普罗米修斯欺骗行为的愤怒;一是对人类得到了不该拥有的东西的愤怒。这一叙述中, 前者是一个直接的诱因, 后者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开始讲述这个故事之前就已经提及了这两个原因, 即首先诸神不让人类知道生活之法, 轻易获得生活资料, 其次就是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愤怒。但是, 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直接的诱因在这一版本的叙述中被轻描淡写一带而过, 那么焦点就落在了人类是否应该得到火种这一问题上。这意味着, 它所探讨的是人类和诸神的关系中人类本身应该处于什么地位以及人类的本性问题。

  在《工作与时日》中, 诸神和人类虽然具有同样的起源, 但是人类的五个种族在更替过程中不断堕落。与之相反, 《神谱》中的神族却是一个从混沌到有序、从以暴力为工具到以智慧为工具的神权政治确立的过程。赫西俄德从始至终反复强调人类和诸神之父宙斯的正义, 同时认为人类应该倾听正义, 顺从宙斯的意志。在这一人神关系和奥林匹斯神主宰的宇宙秩序中, 人处在低级的、顺从者的位置, 决定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在于人类对火种的拥有权。而火种是智慧的象征, 也就是说, 在人和神的关系中, 决定其尊卑秩序的是对智慧的拥有。从宙斯对人类的惩罚来看, 他认为智慧是不该给予人类的。当人类因为普罗米修斯的偷窃而拥有了智慧之后, 宙斯要让人类同时也遭受不幸和苦难, 这是在尽可能地抵消智慧将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克雷 (Jenny Strauss Clay) 认为:“因为《工作与时日》描绘了人类的演化, 并不是偶然的事件, 而是诸神为了特定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在诸神的眼中, 一个没有人类的宇宙莫名显得不完整。如果仅有诸神存在, 就不会有生物尊敬他们或向他们献祭。简言之, 没有人类, 诸神将会缺少优越感。”[4]

  而在《神谱》中, 普罗米修斯故事的叙述则是围绕宙斯和普罗米修斯之间的欺骗与反欺骗展开, 其背景是神灵和凡人在墨科涅发生争执, 普罗米修斯不知何故在分配食物时故意欺骗宙斯, 把好的一份分给人类, 宙斯上当, 这是第一轮的较量。第二轮是偷盗火种和反偷盗。在这两轮中, 宙斯都失败了。最后决定性的较量是宙斯赠送邪恶少女到人间, 普罗米修斯失败。把《工作与时日》和《神谱》的两次叙述结合起来, 宙斯和普罗米修斯在对待人类的态度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前者禁止把好的东西给予人类, 而后者想法设法突破禁忌给人类带来利益, 当宙斯使用狡计把邪恶少女潘多拉送给人类时, 普罗米修斯又努力阻止。韦尔南把赫西俄德对于普罗米修斯叙事的逻辑概括如下, 即宙斯和普罗米修斯的“给予/不给予”, 可以被分解为同一个行为———隐藏———的两个不同形式:

  (1) 不给予=隐藏一个好的东西, 所以它只能通过包裹着它的邪恶来获得;

  (2) 给予=隐藏一个邪恶在某个吸引人的东西的迷人外表下。

  故事的逻辑反映了人类状况的暧昧性质, 在这种人类状况中, 作为诸神采取的隐藏行为的结果, 好的东西和邪恶, 无论给予还是不给予, 结果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同时这个故事规定了人的状态, 在野兽和诸神之间的状态:它以献祭为特征, 火既为了烹调也为了技术操作, 女人既被看作妻子也被看做兽欲, 还有谷物和农业劳作[5]。

  宙斯和普罗米修斯的争斗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类状态的确立, 在整个宇宙的等级关系中, 人类低于神, 从属于神, 并负责向神献祭, 人类也拥有了智慧, 但是人类的智慧带有与生俱来的邪恶本性。在神人关系中, 争夺和分配的焦点是智慧。《神谱》中, 宙斯和普罗米修斯争斗的焦点也是智慧。赫西俄德叙述这次争斗之前就明确交代:“那是由于普罗米修斯竟与他这位克洛诺斯的万能之子比赛智慧而产生的愤怒。”[6]为什么普罗米修斯要和宙斯比赛智慧呢?从《神谱》所述来看, 从混沌到第一代神王乌兰诺斯, 再到第二代神王克洛诺斯以及最终确立起永久统治地位的宙斯, 三代统治地位的更迭所依靠的都是暴力。但是宙斯依靠的不仅是暴力, 同时还有智慧。在三代神王之中, 《神谱》对乌兰诺斯和克洛诺斯只描写了他们的暴虐和专横, 但是宙斯不仅有暴力, 更有智慧, 赫西俄德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宙斯的智慧。正是因为在暴力之外依靠智慧, 宙斯才能调兵遣将、运筹帷幄, 最终取代克洛诺斯, 成为奥林匹斯山的最高统治者。宙斯的第一个妻子是墨提斯, 是神灵和凡人中最聪明的。宙斯因为害怕墨提斯生下绝顶聪明的孩子取代他的位置, 把墨提斯吞下肚里, 让她在他肚中为他出谋划策。当宙斯取得众神之王的地位后, 他还进行了合理的分配, 使众神臣服于他。克雷认为分配权属于宙斯, 当神和人出现争执的时候, 普罗米修斯分配祭品的行为表明他是在挑战宙斯的地位, “通过接管分配的职责, 普罗米修斯暴露了他对最高的神和篡夺宙斯的权力和地位的野心”[7]。

  从《神谱》的叙述来看, 伊阿佩托斯的四个孩子和宙斯不和, 墨诺提俄斯因为傲慢和放肆被宙斯抛入厄瑞玻斯 (黑暗) , 阿特拉斯被安排了永远不能休息地支撑天宇, 普罗米修斯足智多谋, 试图挑战宙斯的地位, 厄庇米修斯心不在焉、较为迟钝, 娶了潘多拉, 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在整个神和人的秩序确立过程中, 伊阿佩托斯家族中的孩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普罗米修斯挑战宙斯的方式是和宙斯比赛智慧, 在推翻了乌兰诺斯和克洛诺斯的统治之后, 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秩序是通过宙斯的智慧根据诸神的能力分配权力、确立各自地位的。从宙斯开始, 神界从无序和暴力进入有序和和平, 其所依赖的就是智慧, 即统治的技艺。普罗米修斯挑战的失败意味着宙斯仍然是智慧即统治的技艺的绝对拥有者。在两首诗的叙事中, 牵涉到的核心角色是宙斯、普罗米修斯和人类。普罗米修斯和人类为一方, 宙斯为另一方, 最终的结果是宙斯的胜利。但是他的胜利不是绝对的, 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之前的宇宙秩序和神人关系, 这种改变主要发生在人类身上, 对于神界的秩序而言没有根本的影响。

  根据赫西俄德两首诗的叙述, 人类的状况带有如下特征:从人类的起源上来说, 《工作与时日》中人类虽然出自神的有目的的创造, 但是每一个种族都有自身的先天缺陷, 不仅不够完美, 而且是呈现一代不如一代的堕落状态。在《神谱》中, 根据克雷的分析, 人类产生于克洛诺斯推翻父亲乌兰诺斯的暴力事件, 是“一个暴力的宇宙戏剧性事件的偶然产物”[8], 因而, “人类的暴力似乎是由于他诞生时的情境”[9]。所以, 尽管赫西俄德声称人类和诸神有同一起源, 人类还是在诞生时就具有无法和诸神比拟的先天缺陷。从最终确立神人关系的宙斯和普罗米修斯的争斗结果上看, 墨科涅最后的共餐为神人共在的终点, 同时也是神人分离的起点, 人类成为必须向诸神献祭的从属者和依附者。虽然如此, 人类最终还是获得了火种即智慧, 智慧在本质上既是属神的, 又因偷窃而得, 所以对于人类而言, 它本身就是好坏与善恶混杂的。在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争斗中出现的重要角色还有另外两个地位颇高的天神, 赫淮斯托斯和雅典娜, 两位司掌创造和智慧, 具体地说, 赫淮斯托斯是技艺之神, 掌创造职能, 雅典娜是从宙斯的头脑里生出来的, 其母即是墨提斯, 雅典娜的力量和智慧都与宙斯相等。这两位天神共同创造和装扮了潘多拉。所有这些信息暗示人类获得的智慧不仅是好坏善恶的混合物, 还是不全面的。人类得到了某些智慧即生存的技艺, 但是很可能没有得到如何幸福地生存的技艺, 即政治的技艺。潘多拉以及普罗米修斯的受罚便暗示了这一点。如果说《神谱》中这一点表达得还较为隐晦的话, 那么我们在后来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中能够看到对这一神话的主旨明确而清晰的重述 (Protagoras, 320d-322d) [10]。神人分离后, 神和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修复, 即“诸神和人之间重建的亲密关系。这种新的亲密关系由英雄的产生而出现”[11]。重建亲密关系是通过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对普罗米修斯的解救和死后成神实现的。

  至此可以看到, 赫西俄德在两首诗中从神和人两个不同的视角叙述了整个宇宙秩序的建立和神人关系的形成。人类的命运和状况与属神的智慧紧密相关。古希腊的宗教是多神教, 这使得整个起源神话和建立秩序的神话都比较错综复杂。相较而言, 同样讲述人类起源和状况的希伯来《旧约》中的宗教故事则清晰明了得多。

  三、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与自我意识

  在《圣经》中, 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 确立了宇宙和世界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 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主, 人类虽然和鸟兽虫鱼、树木花草同样作为受造物, 却被上帝赋予了对它们的命名权。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 因而从本性上来说, 基督教观念中的人是具有神性的一面的。在偷吃知识树上的果子以前, 人性不能说是恶的, 而是无所谓善恶, 因为那时候的亚当和夏娃还没有善恶观念。但是蛇的引诱使人类始祖的状况发生了改变。上帝命令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作为上帝对人的第一个诫命, 它意味着知善恶是上帝的能力, 整全的善和知属于上帝, 人类如果企图掌握这种能力, 就是对上帝已经建立的神和人的关系乃至世界秩序的破坏, 更何况人所追求的是受造物的善即好吃而悦人眼目的果子, 当人类吃下这个果子, 就意味着人类把自己的意志转向了受造物的世界而不是上帝, 也就是转向了对于世界的欲望。佐科夫斯基 (Theodore Ziolkowski) 认为:“亚当-夏娃的罪, 简言之, 就是对于知识的欲望。”[12]

  在这一人类对于神的背叛和分离的故事中, 某些与古希腊相同的而且是主要的元素也同样出现了, 除了神和人的关系, 还有导致其关系改变的知识 (对应于普罗米修斯神话中的智慧) 。和普罗米修斯把火种 (智慧) 偷给人类导致神人分离一样, 蛇诱惑人类吃了知善恶的果子之后, 也导致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这里所谓的知识并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等知识, 同时, 它也不是仅仅局限在道德意义上的善和恶的知识。亚当和夏娃此前赤身裸体, 并无羞耻之感, 但是在受了蛇的引诱之后, 才意识到自己裸体并要穿衣掩盖。这是羞耻感的产生, 也是意识的产生, “此时值得强调‘善和恶的’这个修饰短语, 完全不是把树所传达的知识限定在道德和良心的问题上, 而是有意暗示人类知识的全部范围, 一般所说的意识”[13]。

  这种意识既是对世界的意识, 也是对自我的意识。当上帝发出不可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一诫命时, 他所禁止的是亚当对世界的欲望和好奇心, 这也使亚当对自我的意识及其羞耻心处在沉睡状态。然而人有自由意志, 上帝把知识树置于亚当和夏娃之前, 让他们自己作出选择, 蛇的引诱之所以能够成功, 因为夏娃内心深处有对于悦人眼目的果子的好奇和对智慧的欲望, 对智慧的欲望等同于渴望像神一样知善恶, 正如蛇在引诱时所说的。这种强烈的内在动机蕴含着企图对上帝确立的神人关系的破坏, 也是对上帝旨意的违背, 它所导致的堕落“不再是命运、偶然或者对无意义的禁忌的违反引起了全人类从原初的极乐状态的堕落, 更具体地说是知识的获得使人类与统一的创造地位疏离了, 使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分离了。因此, 第一次, 在人类的意识中, 知识就是原罪”[14]。罪随着知识而产生, 并把恶带到了人间。如《圣经》所言:“各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雅各书1:15)

  人类的自我意识在这一堕落行动中产生了。亚当和夏娃因此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认识世界以及自我, 与此同时, 这也是背离上帝意志的开始。当知识的禁忌被打破之后, 生命树才随之成为另外一个禁忌, 人类不能在获得知识的同时获得不死的生命, 罪使人成为时间性的存在。

  在《圣经》人类始祖的堕落神话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行为的两个重要内容:第一, 作为人, 亚当和夏娃要自己睁眼看世界, 这是向上帝争取自己的自由;其次, 认识的对象是自然。吉莱斯皮 (Michael Allen Gillespie) 在《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一书中把现代性的目标归纳为两个:“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 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15]从中可以看出, 现代性的内核就孕育在始祖堕落的神话中。按照《圣经》的观点, 现代性就是纯粹的堕落。从夏娃和亚当开始, 人就走上了一条不断地背离上帝的、越来越堕落的道路, 如果说夏娃和亚当的堕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开始, 那么到了现代性目标的形成, 人类已经从对神的背离变为僭越。这种绝对的堕落状态产生了更为巨大的人和神之间的张力关系。

  在《圣经》中, 人既是神的肖像, 又因为背离上帝而产生罪, 并因此成为恶的。但是《新约》中显示了上帝的仁慈, 神子耶稣为拯救人类而受难。在整个《圣经》叙事中, 人类是无法通过自己获得拯救的, 知识除了显示人类对于世界的欲望和好奇, 还意味着对上帝意志的背离和人类自我的骄傲, 只有信仰能够为人类带来救赎。这一主题在此后的基督教文学中反复出现。弥尔顿的撒旦顽强地反抗上帝以获得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上帝被表现为压抑个体的力量, 这是在继续背离上帝的路上推进。歌德的浮士德在现世的种种追求, 无论是对于知识还是异教理想, 爱情还是权力, 都无法使其得到满足, 这整个对于尘世欲望的追求也就是与魔鬼为伴的过程, 最终的拯救仍然来自于上帝的慈爱。这是对《圣经》宗旨的或明显或隐晦的重复和变奏。

  四、结语

  在古希腊戏剧中, 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从埃斯库罗斯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三联剧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 再到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悲剧中, 人对自身智慧的信心和对神的傲慢, 都是这一主题的不同方式的显现, 这一主题的核心冲突就在于人的智慧是否可以认识真理。埃斯库罗斯表达了一种和解的态度, 但是无论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还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 回答都是否定的。如果说人对自己的理性认识能力在智者运动中达到了一个高峰, 那么对它的批判也最为尖锐, 这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人对于神的日益疏远和否定中, 伴随着人的理性一起发展的还有逐渐膨胀的骄傲和越发被放纵的欲望。也正因此, 启蒙运动以来, 既有对理性的高扬, 也有对它的批判, 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人类的理性无法拯救人类在欲望支配下的沉沦。

  参考文献

  [1][2]Seigel, Jerrold:The Idea of the Self, Thought and Experience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5-6, p11.

  [3]Taylor, Charles: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6.

  [4][7][8][9][11]Clay, Jenny Strauss:Hesiod’s Cosmo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94、108、98、98、116.

  [5]Vernant, Jean-Pierre:Myth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New York:Zone Books, 1990, p192.

  [6]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 张竹明、蒋平译, 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第42页。

  [10]Plato, Complete Work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ohn M.Cooper, Associate Editor D.S.Hutchinson, 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p756-758.

  [12][13][14]Ziolkowski, Theodore:The Sin of Knowledge:Ancient Themes and Modern Vari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8、18、23.

  [15]Gillespie, Michael Allen: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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