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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神”到“武神”:宋元时期徽州的汪王信仰
2020年01月08日 10:05 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章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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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对各类文集、方志、金石碑刻, 尤其是元代新史料《新安忠烈庙神纪实》的解读可以发现, 徽州著名的汪王信仰肇兴于北宋时期, 在南宋朝廷的不断敕封之下, 汪王神才经历了从新安“土神”到忠义“武神”的正统化演变。进入元代, 汪王信仰进一步呈现出明显的“行祠化”特征, 并在元末出现了“宗祠化”趋势。宋元时期徽州汪王信仰的形成与发展, 根源于神主本身所具有的浓厚地方性, 但也是不同历史时期地方社会与中央王朝之间交错复杂的政治关系的体现, 并见证了地方精英群体的发育过程及其内在的文化诉求。

  关键词:徽州;汪王信仰;汪华;宗祠;徽学

  作者简介:章毅,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

  基  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新藏徽州文书与明清商业宗族研究” (15ZS008)。

 

  敕封地方神祇历来是中央王朝管治地方社会的重要手段。自唐宋以降, 随着南方区域的不断开发, 南方各地具有强烈地域性的神祇能否列入王朝的“祀典”, 不仅关系到地域神的合法性, 也成为地方社会能否融入王朝秩序的明显标志。从另一个侧面来说, 围绕地方神祇所产生的民间信仰, 也并不仅仅与基层民众的宗教诉求有关, 它同时也是地方精英群体能否在朝廷和乡邦之间成功扮演双重角色的重要指标。对长期以来深受学界关注的徽州区域社会历史而言, 情况亦是如此。

  徽州虽然在明清两代以活跃的商帮著称于世, 但已有的资料显示, 直到唐代后期, 该地的开发程度仍然不高, 户口登记长期寥落。北宋时期, 地方官仍有“黟歙难治”、“汤镬最沸”的观感。南宋建都临安, 才使徽州地缘政治的重要性陡增, 并由此进入全面开发的时期。徽州到临安的水陆行程, 分别缩短为到汴梁的五分之一和七分之一, 成为位置重要的“辅郡”和“内郡”。行政管治明显改善, 出现一批知名的守令, 各项公共事业由此得到有力的支持。伴随着科举体系的展开, 当地还产生了数量可观且影响力广泛的士人群体。以至于到南宋后期, 已经出现了“黟歙股肱郡, 新安文物都”的说法。

  汪王神是徽州最具影响力的地方神祇之一, 其神主为隋唐之际著名的地方豪强汪华, 以其为中心所产生的汪王信仰, 逐步成熟于宋代以来徽州地域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 它一方面受到了地缘政治变迁的强烈影响, 另一方面也与当地新兴的科举士大夫密切相关 (1) 。

  一、《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及其文本

  唐代以降, 涉及徽州汪王信仰的史料数量众多, 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 截至元代, 比较重要的史籍大约有40种, 有正史、地志、类书, 更有文集和碑刻。其中绝大多数产生于宋元两代, 宋代约16种, 元代约19种。除了这些传统文献, 近年来一些珍稀史料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为研究视野的开拓提供了新的可能, 《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即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新安忠烈庙神纪实》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馆藏著录信息称其由元人郑弘祖辑, 明人汪仪凤刻。版本有二, 分别为成化三年翻刻天顺四年刊本以及明正德重修本, 均为十五卷, 分为乾、坤两集。成化本仅存乾集 (四卷) 一册、坤集 (十一卷) 五篇 (属第四卷上) ;正德本则为全帙, 共四册十五卷。《新安忠烈庙神纪实》 (后文简称《忠烈纪实》) 所收文章篇目有110余篇, 其中一半以上是与宋元时期的汪王信仰有关的敕诰、祭文、碑记等, 该书无疑是研究宋元时期汪王信仰的一个重要资源。

  关于《新安忠烈庙神纪实》, 日本学者宫纪子立足于元代史料学, 对其中与元代社会经济相关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译注。元史学者刘晓曾利用该文献讨论过元朝怯薛轮值制度, 徽学研究者丁希勤则利用该史料讨论了唐宋时期汪华神话故事的流传状况 (1) 。笔者也曾对该史料进行过比较全面的文献学研究, 认为该书在宋元时期经历了三次编纂, 分别完成于南宋乾道五年、咸淳七年和元代泰定时期, 主要的编纂人分别为南宋徽州知州郏升卿、徽州学录胡立忠和元代紫阳书院山长张炳。元代的汪王庙僧和其他地方精英如“郑弘祖”对文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2) 。大体而言, 该史料虽然未见录于明清时期的书目, 但确信产生于宋元时代且渊源有自。

  近期我们所发现的异文材料, 更为以上认识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忠烈纪实》卷四载有至元十八年 (1281) 徽州士人汪梦斗《忠烈庙显灵记》 (简称《显灵记》) 一文, 该文亦见载于明代中期程敏政所编徽州文献集成《新安文献志》, 但题名为《歙乌聊山忠烈庙享神辞》 (简称《享神辞》) 。二者相较, 除了篇名不同之外, 还存在着多处明显的文字出入 (见表1) 。

  表1《忠烈庙显灵记》与《歙乌聊山忠烈庙享神辞》异文比较

  说明: (1) 资料来源: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4上, 第20a~22b页; (明) 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卷49 (点校本, 合肥:黄山书社, 2004年) , 第1039~1041页。 (2) 《显灵记》画线文句为《享神辞》中所无。

  如果仔细分析, 不难看出, 两者最主要的区别, 在于前者保留了不少元朝文献的特点, 如元代的官称, 对元朝国家的崇敬之词等等, 而后者则完全将这些文字删去了。这显然也提示《忠烈庙显灵记》的产生时间更早, 更原始, 也更具有元代的特点。当然也间接印证了《新安忠烈庙神纪实》确为讨论宋元徽州史事的可靠文献。

  二、宋代汪王信仰的正统化

  汪王信仰的神主汪华, 是崛起于隋唐之间的徽州土著豪强。其事迹见于几种主要的唐代史料, 包括《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 以及宋代的两部大型地志《太平寰宇记》和《舆地纪胜》。而对于现代史家来说, 汪华这类土著豪强, 虽然最终都被唐帝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所消融, 但他们的根源却在于南朝地方性的酋豪势力 (1) 。而正是这类历史人物身上所带有的浓厚地方性, 才使得他们在兴起之地“殁后为神”, 广受崇拜。

  汪华逝后即成为徽州 (歙州) 当地能够保境安民的“土神”。无论是其官治之所乌聊山、葬地云郎山, 还是其祖居地登源, 均建有汪王庙, 遇有水旱疾疫, 即成为重要的祷祀场所。早在五代时期, 当地的汪王信仰已显端倪, “赤地三年, 群祀咸举。歙有汪王, 实食其土” (2) 。延及后代, 民众中崇奉汪王的活动一直相当活跃, 不仅举办灯会, “迎神三献曲, 遗爱一炉香” (3) , 而且演戏酬神, “鼓钟镗鞳, 吹笙间簧, 紫髯扬扬, 红袍玉带, 为子为孙, 为侯为将” (4) , 最终演变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民俗, “清晨闻钟鼓, 民俗祀汪王” (5) 。

  在唐宋史志当中, 汪王故事的核心环节, 除了“保境”之外, 还有“受封”。如果说前者充分体现了汪王神的地方性, 那么后者则体现了他在王朝秩序中的位置。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1009) , 汪华受封为“灵惠公”, 这是汪王神正式进入王朝祀典的开始。虽然在此之前半个世纪, 歙州文人汪台符就撰写了《歙州重建汪王庙记》 (962) , 但从该记的文字来看, 州城乌聊山汪王庙的出现, 不会早于五代时期。该记中一些含混的文字甚至还透露出, 汪王信仰在唐代有可能尚在“淫祀”之列 (6)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三月的《追封灵惠公敕》见载于《忠烈纪实》, 文字非常简略, 仅称“歙州越国公汪王神, 奉敕宜特追封灵惠公” (7) 。只有比较同年二月歙州知州方演的《奏乞追封表》, 才能了解事情的脉络:

  今伏睹封禅大赦节文, 忠臣烈士皆令精洁致祭。又赦书有未尽者, 许分析奏闻。其越国公汪王神, 伏乞皇帝陛下圣造, 特赐圣泽, 别赐追赠, 所贵劝天下忠义之士, 慰一郡系赖之心。臣生为歙人, 幼睹其异, 幸因东封大礼, 辄敢闻天。 (8)

  由此可知, 这是歙州知州方演借着宋真宗泰山封禅的时机, 吁请将汪王神列入祀典, 而方演本人也正是歙州当地新兴的科举士大夫的最初代表。不过, 从敕告的简略文词可以看出, 当时的朝廷态度实际上颇为平淡。而“灵惠公”本身也只是一个颇为普通的封号。这种情形显示出, 直到北宋中期, 汪王神还远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 与此同时, 新兴的歙州科举士大夫的影响力也颇为有限。正如王安石所称:“歙之为州, 在山岭涧谷崎岖之中。自去五代之乱百年, 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 然不能多也。” (1)

  经历了百余年的沉寂之后, 直至北宋行将结束的徽宗时代, 对汪王神的加封才又重新开始, 而其中主要的因素则与王朝对“方腊之乱”的平定有关。《三封王告》记载:

  因睦寇方腊至境, 王云中以刃麾贼, 事平, 都帅以闻, 加封“灵显”二字。敕:朕以庆赏之权, 驭封爵之柄, 奖于忠顺, 罔间幽明。徽州忠显庙英济王, 武烈之功, 久严方祀。威灵之德, 能警群迷。比昭风马之祥, 卒弭干戈之悖。云雷顺序, 山川廓清, 迺即旧封, 肆加显号。……可特封显灵英济王。 (2)

  北宋宣和四年 (1122) 汪王神被加封为“显灵英济王”, 是因为在“睦寇方腊至境”之时, 汪王神能够在云中“以刃麾贼”, 有功于王朝的平定“寇乱”。宣和时期对“方腊之乱”的平定, 是徽州这一地名出现的缘起, 同时也意味着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管治的进一步深入。因此, 汪王神转变为“显灵英济王”, 实际上正可以看成是徽州逐步脱离边陲状态的标志。

  真正关键性的变化发生于南宋时代的中期。乾道四年 (1168) 三月十五日, 徽州知州郏升卿代表祁门县士庶, 递出了加封汪王神的申请, 理由是在“疾疫大作”时, 汪王神能护佑一邑的平安:

  伏见本邑忠显庙信顺显灵英济王, 忠义之节显著, 于唐御灾捍患, 有功于民, 不可概举。庙额封爵, 累锡于本朝。凡邑之水旱疾疫, 有祷必应。又如绍兴二十三年、乾道二年, 邻邑疾疫大作, 罹其灾害者, 不可胜数。邑人相与祈安于王, 遂荷其阴相, 疾疫不作, 民无夭折。其福惠于民, 彰著如此。乞备申敷奏加封。 (3)

  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朝廷批准。汪王神由此获封为“信顺显灵英济广惠王” (4) , 也即后代常说的“八字王”, 在封号的文字形式上已达到最高等级。

  而就在当年夏天, 知州郏升卿又向转运司呈报了汪王诸子在抗旱致雨方面的灵异功能, 并由此动议对汪王诸子和夫人进行敕封:

  本州管下, 自五月下旬以来, 阙少雨泽, 虑伤禾稼。升卿等躬率官僚, 自六月十一日, 遍诣寺观神庙祈祷, 未获感应。升卿等职在牧民, 不遑安处, 遍询民情。本州城北七里, 地名云岚桥, 有英济汪王墓, 并城南龙井山, 有忠助庙八郎君, 乃英济汪王之子。每遇雨旸愆期, 民有疾疫, 虔诚祈祷, 必获感应。遂于本月十五日早, 躬亲出门外, 迎请两处神像于城内忠显庙致祭。未至庙所, 甘雨随至。早晚诣庙拈香, 并皆得雨。 (5)

  相关的申请最终使汪王夫人和诸子 (八子) 先后在乾道五年 (1169) 和八年 (1172) 分别获得封号 (6) , 从而使得汪王神出现了一个家族的谱系。

  除了汪王神封号不断升级和敕封范围不断扩大, 在南宋的中期, 汪王神本身还面临“正名”问题。在崇尚道统的氛围中, 唐史中汪华故事的“反叛”色彩, 使徽州新兴的科举士大夫始终无法释怀。因此罗愿在其《汪王庙考实》中专列“纳款”一节, 讨论隋唐之际汪华归唐的种种历史细节。罗愿最终认为:

  王庙食此邦逾五百年, 而民爱敬之久而愈新者, 不惟能出云雨、御灾厉, 亦由其起不失正道, 始终出于靖民。故天下方乱, 则以身蔽六州之人, 及其粗定, 闻真王而遂归之。事合天心, 为天所相, 是以生享其祚, 而没食其土, 以能悠久。然则不斗一民, 不烦一旅, 间关自托于唐者, 乃王之大

  节本意, 不可以不白也。 (1)

  汪王神的名节是否符合“正道”, 不仅是罗愿的关注重点, 也始终是此后深受理学影响的徽州士人的关切目标。虽然理学原则与真实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不容易完全消除, 但到了南宋中期, 汪王神的“忠义”形象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 南宋后期才出现了对汪王神的更高规格的敕封, 并使其最终成为“国祀”的“正神”。宋理宗宝祐六年 (1258) , 朝廷第十次加封汪王神, 封号为“昭忠广仁显圣英烈王”:

  徽州乌聊山忠显庙神, 昭应广佑显圣英烈王, 生也沉毅, 没而昭明。慕化识机, 名位已都于前代;御灾捍患, 灵祠遂显于皇朝。郡久恃以为安, 人有呼而辄应。霸国之山川如旧, 乌聊之影响常新。兹观多士之忱辞, 欲广一家之典。礼由义起, 人欲天从。肆命有司, 恩徽已洽于四世;顾瞻正庙, 宠荣可后于一身。其因故称, 易畀二美。朕惟忠者臣之节, 历万古而长存;仁者心之德, 溥六合以流行。翳尔之休, 于斯为称。 (2)

  据敕告所述, 此次敕封是因为“多士之忱辞”, 即多位大臣的推荐。南宋后期的徽州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科举社会, 不仅进士人数众多, 而且在嘉定 (1208—1224) 之后颇多显宦, 其中程元凤更在宝祐三年 (1255) 入居相位, 进入宋廷的权力中枢 (3) 。有“多士”来推动汪王庙的敕封, 并不令人意外。其中比较值得留意的是汪王封号的拟定。与之前的封号相比, 新封号“昭忠广仁显圣英烈王”以“昭忠”代替了“昭应”, 以“广仁”代替了“广佑”。这意味着朝廷褒奖的重心, 从“灵应”转移到了“忠义”, 从“护佑”转移到了“仁德”。正如敕告所说, “忠者臣之节, 历万古而长存;仁者心之德, 溥六合以流行”。这一转换, 大幅度减弱了汪王的“地方性”色彩, 从而凸显了其“正统化”的面向。在此时的宋廷心目中, 汪王神已然是王朝的“正神”。

  这一趋势在南宋末期的最后二十年并未减缓。德祐元年 (1275) 四月, 因为避宋恭帝赵之讳, 汪王庙的庙额由“忠显庙”更改为“忠烈庙” (4) , 成为此后六个多世纪中汪王庙的定名。同时, 汪王神也得到第十一次敕封, 也是宋王朝内最后一次敕封, 封号为“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敕告称:

  徽州忠烈庙神, 昭忠广仁显圣英烈王, 生而烈士, 殁则正神。明德在民, 宜得通百世而祀。阴功及物, 何止活千人之封属。边尘之未清, 致内寇之俶扰。浸迫近境, 实繁有徒。灵若降于云中, 厉遂驱于山左。允矣英威之孔灼, 见于士庶之所陈。方人心危疑之秋, 倚神为重;则国家褒崇之典, 于礼亦宜。 (5)

  此时的南宋王朝早已风雨飘摇, 元兵已攻陷了半个江南, 临安城危在旦夕, 的确是“人心危疑之秋”。在这封敕告中, 汪王神不仅是“正神”, 甚至成了宋廷急需倚赖的“武神”, 需要他祛除“山厉”, 彰显“英威”。南宋的命运当然无法挽回, 但汪王神在此期间积累的敕封却足以使其成为真正的“国祀”, 显赫的“正统之神” (表2) 。

  表2 汪王神在宋代的敕封

  表2 (续)

  资料来源: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首, 第6a~13b页。

  三、元代的行祠化和宗祠化

  汪王信仰的正统化过程, 在宋代已经完成。进入元代, 这一事实得到相当程度的承认。在纳入蒙元统治大约三十年后, 徽州社会逐步安定, 至大二年 (1309) , 当地士大夫汪承直通过徽州路总管府报江浙行省, 提请元廷重新考虑汪王神在新朝的封号问题:

  徽州路总管府至大二年二月, 准池州路总管府判官汪承直牒呈。窃见徽州路土神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汪氏, 讳华, 生有神灵, 长而骁勇。属季隋之世, 群雄并兴, 抚六州之民, 安堵如故。在唐纳土而职迁留守。入宋封王, 而血食新安。雨旸响应于须臾, 疫疠潜消于萌蘖。庙名忠烈, 人仰英风。前朝之诰命犹存, 圣代之褒崇尚缺。愿追旧典, 嘉锡新封。 (1)

  从《忠烈纪实》中汇集的史料来看, 至大二年的这一申请得到回应的速度并不快, 直到泰定二年 (1325) 四月元廷召开的御前会议才讨论到此事, 泰定三年 (1326) 七月才作出批复:

  徽州路申汪王神……宋封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太常礼仪院议得, 陟宋以来, 屡加封号, 八字王爵, 已极尊崇。今江浙行省请改锡嘉名, 若准所请, 改封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右箚付徽州路总管府。准此。 (2) 不过, 因为还有查勘取证的过程没有完成,

  这一批复也并没有成为即时颁发的敕命。元统二年 (1334) , 徽州路耆老汪宗宝为此再次发起申请, 请求将此事落实。

  徽州路元统二年, 据耆老汪宗宝等状告……泰定三年八月二十日申奉到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箚付, 该准中书省咨, 奏奉圣旨, 改封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切照江东道信州路自鸣山神、广德路张真君, 俱奉圣朝嘉封, 赐以圣旨。今本路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 如蒙一体, 颁降宣命, 庶彰神灵, 下慰民望。 (3)

  该请求经过徽州路达鲁花赤郄释鉴的“保结关请”, “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徽广等处分司佥事朵儿只班、中议书吏伯也忽台”的查勘, 最终在至正元年 (1342) 得到了元顺帝的圣旨:

  上天眷命, 皇帝圣旨。……徽州路忠烈庙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 生而先几之知, 没而及物之仁。有感遂通, 无远弗届。箕风毕雨, 阴阳听其翕张;黟水歙山, 春秋安其耕凿。盖聪明正直而一者, 故水旱疾疫必祷焉。爰易显称, 庸光休烈。尚其体兹, 敬共明神之意, 庶无忘夫阴骘下民之功。式克顾歆, 以承茂渥。可改封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至正元年闰五月日。 (4)

  该条敕封的信息, 也见载于《元史》的《顺帝本纪》 (1) 。

  从提出申请到敕命下达, 汪王神在新朝的重新认定虽然经过了漫长的三十年, 但从至正敕命的内容以及“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的封号来看, 蒙元王朝显然接受了前朝的传统。元封相比宋封, 汪王神封号中的“武神”降为“武烈”, “英圣”改回“灵显”, 褒奖的程度略有降低, 但“昭忠”“广仁”称号的保留, 则意味着汪王神的“正统性”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与这一现象相匹配, 在元代的徽州, 郡城乌聊山上的汪王庙仍然是地方守宰祷雨禳旱的重要祭祀场所。延祐时期的徽州路达鲁花赤大都, “有惠政……尝岁旱祷黄山及汪王祠而雨” (2) 。后至元时期的本路判官马桢, “佐治新安……乃延见父老, 询民水旱疾疫所以致祷祀者。众谓忠烈王自唐至今, 以功劳血食, 祷应如响, 侯识不忘。明年春, 霪雨害麦, 民且忧饥年。侯白僚长, 率厥官属诣祠下, 斋戒以请。翌日, 天体霁然。麦遂倍收” (3) 。当地士人观览乌聊山汪王庙, 也往往会产生强烈的自豪感:“昔日六州曾卷土, 此邦千载尚尊王。高陵夜雨鸣弓剑, 原庙春风洁豆觞。灯火万家元夕夜, 谁悲狐兔满连昌。” (4) 民间的赛祀活动也颇为活跃, “郡城乌聊山, 香火特盛。每以岁正月十八日, 赛祀逾旬” (5) 。

  与此同时, 元代徽州的汪王信仰也出现了“行祠化”的特征。“行祠”可以看成是“本庙”的分支, 但又未必有上下统属的关系, 而毋宁只是反映了不同区域人们各自的崇拜需求。正如元代名儒陈栎所说, “乌聊之外, 行祠相望, 苦竹丛祠, 威灵孔彰” (6) 。在徽州郡城的乌聊山汪王庙之外, 各地“汪王行祠”的出现, 无疑体现了元代徽州汪王信仰的流行趋势。

  元代徽州的汪王行祠数量颇多, 比较重要者分布于歙县的茆田、槐塘, 休宁的万安、临溪, 黟县的横冈, 以及婺源的大畈。歙县茆 (茅) 田的汪王行祠见载于元初方回的《茅田汪王庙》诗:“殿阁犹如许, 兵戈岂不无;终然香火在, 直与子孙俱。” (7) 该庙曾在元末的壬辰 (至正十二年, 1352) 之乱中毁于兵燹, 但在四年之后的丙申年 (至正十六年, 1356) 很快就由当地士民重建。元末儒者唐桂芳 (1308—1381) 《重建茆田灵显庙碑记》记载:“茆田距城三十里, 遗庙壬辰毁于兵燹, 丙申, 同里闵义善、程文, 募檀者家, 寖复旧规。” (8) 歙县槐塘的汪王行祠有“汪王庆生楼”的别称, 至少在至治 (1321—1323) 初年就已经存立 (9) 。且直到明初, 仍是当地士人引以为荣的景观。唐桂芳之子唐文凤 (子仪) 在永乐二年 (1404) 即曾为该庙撰写过《槐塘行祠图说》, 认为汪王神“生能为国之柱, 殁为神, 郡民有祷皆然, 所求即应, 真乃天地间公正之神” (10) 。

  休宁万安山, 古名万岁山, 在隋唐曾为“歙州治所”, 因此又被称为“古城下”。这里的汪王庙比较古老, 南宋中期即已设立, “故城以王所依凭, 道人吴智诚始斥 (资) , 大而新其祠。经始于乾道壬辰, 鸠工于淳熙己亥” (11) 。该庙在元代仍是休宁县内重要的汪王行祠。元代显宦汪泽民 (1273—1355) 有《题古城石头壁》诗, 该诗副标题即为“上有汪王庙”, 诗云“至今万岁山头庙, 犹有居民说古城” (12) 。休宁临溪的汪王行祠不仅是祭拜之地, 也是人们过往休憩之所。元末朱升记载道:“至元后戊寅……六月庚午, 里友人朱升与程可大、詹伯璋行憩于临溪里汪王行祠之门。” (1)

  黟县横冈的汪王庙也颇为有名。元末名儒汪克宽曾为其撰写庙碑:

  黟县横冈故有庙, 岁久圯。至正四年甲申春二月, 里人程仪凤兄弟捐赀改作, 秋七月落成, 堂寝门庑, 为屋一十六楹。栋宇宏丽, 丹漆辉耀, 肖像尊严, 轩牖疏达。复构四楹于庙之西偏, 命祝史某居之, 以职熏修之役。仪凤割田十亩, 俾某世食其入, 而缮葺其庙宇焉。十年庚寅夏四月, 仪凤请予文勒诸丽牲之碑, 乃叙其岁月而系以迎飨送神之诗、厥田疆亩, 列之碑阴。 (2)

  由此可知, 横冈的汪王庙建立于至正四年 (1344) , 有屋十六间, 规模宏大, 且有专门的庙产和庙祝, 而由该庙的庙貌也不难推知各地汪王行祠的具体情形。

  综观这些汪王行祠所在地, 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它们实际上并非处于偏僻之地, 而是分布于交通要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歙县的茆田和休宁的万安。茆田在徽州府城以西三十里, 后代又被称为茆田铺, 徽州府城南向通往闽浙赣三省的陆路官道正是在茆田开始一分为三。西线官道经由休宁县城、祁门县城进入江西, 经饶州府可达江西省城;中线官道经由休宁县五城、婺源县大畈, 过江西玉山县, 经福建崇安县可至闽北的建宁府;东线官道经由休宁县临溪, 过马金岭进入浙江的开化县, 经常山县可至浙西的衢州府 (3) 。可以推想, 如果从这三个不同的方向进入徽州, 茆田正是到达徽州府城之前, 最重要的交汇点。

  万安在休宁县城以东十里, 在明代以万安街而著名。与茆田相比, 万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水、陆两条交通线的交汇处。明代徽州商人黄汴纂有地理书《一统路程图记》, 该书卷七《江南水路》记载:

  江西由休宁县至浙江水路。南昌府。三十里, 黄家渡。四十里, 赵家围。……祁门县。陆路。……十里, 渔亭。下水。廿里, 齐云岩。三十里, 休宁县。十里, 万安街。三十五里, 屯溪。……五十里, 街口。巡司。八十里, 淳安县。……九十里, 富阳县。九十里, 江头。十里, 杭州府。 (4)

  可见休宁万安正处于从南昌到杭州的水路交通线上。而在另一位明代徽商程春宇编纂的商业地理书《士商类要》中, 我们还可以发现, 休宁万安到歙县茆田之间的路程, 还是徽州腹地通向浙江杭州的陆路交通线的一部分。

  杭州府。……四十五里至余杭县。起旱。……二里, 北岸。二里, 大佛。七里, 蔡坞口。三里, 章祁。十里, 稠木岭。三里, 七里头。七里, 徽州府。二十里, 岩镇铺。十里, 茆田铺。二十里, 万安街。十里, 休宁县。 (5)

  从上述引证可以看出, 无论是歙县茆田还是休宁万安, 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均颇为明显。实际上, 本文之前所提及的诸多汪王庙的所在地也大都具有类似特征。在这些地点出现颇具规模的汪王行祠, 应当是体现了在元代的新形势之下, 逐渐扩大的士人和商人群体, 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实际需求。

  在诸多的行祠之中,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婺源大畈 (亦称大阪) 的汪王庙。婺源大畈地处徽州府南向通往江西上饶和福建崇安的交通主线之上, 地理位置颇为重要, 这一点与其他汪王行祠的所在地并无不同。但比较特别的是, 根据元末儒者赵汸《知本堂记》的记载, 这个庙宇与后代的“宗祠”颇为相近:

  郡汪侯仲玉……乃即星源大畈田中创重屋, 为楹间者五, 其上通三间以为室, 奉始得姓之祖, 神主中居, 及初渡江者, 及始来居大畈者, 而昭穆序列左右者十有□世。又为庙于屋南, 像其祖之有封爵在祀典者, 配以其子孙之有功德者四人。重屋之下, 有堂、有斋舍, 延师其中, 聚族人子弟而教之。庙有庑、有门, 时享月荐, 买田以给凡费者若干亩。合而名曰知本堂。以族人之属尊而年长者主祀事焉。……有封爵而在祀典者唐越国公, 国朝封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 (1)

  汪同 (仲玉) 是元末徽州著名的乡军领袖, 他所建造的知本堂, 不仅包含可以敬拜祖先和教育子弟的奉先之所, 而且也包含祭拜汪华的汪王庙, 并由族内长老主持“祀事”。如果仔细分疏这些称谓复杂的神主, 还可以发现, 它们之间已经呈现出一种谱系性的联系。总之, 这是个“宗祠化”色彩颇为浓重的汪王行祠。

  对这种地方信仰宗族化的倾向, 我们之前的研究主要从大畈汪氏的历史, 以及元代后期徽州社会理学化趋势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2) 。而《忠烈纪实》中的新材料, 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解途径。从表3可以看出, 南宋王朝通过对十四组“人物”在不同时期的多次敕封, 到南宋末期, 已经制造了一个复杂的汪王神自身的宗族系谱。而其中的不少“人物”, 尤其是所谓的汪王八子, 在元明时期的各类汪氏谱牒中往往都居于“族源”的重要位置。如果说, 在元明之际, 徽州汪王信仰已经表现出一种“宗祠化”的倾向, 那么, 除了元代后期理学的影响之外, 南宋王朝的敕封可能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

  表3 宋代汪王神家族谱系的形成

  资料来源: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首, 第6a~13b页。

  四、结语

  作为中古时期南方山地的土著豪强, 汪华崛起于隋唐之际的徽州, 最终降顺于唐朝的大一统。在其殁后, 当地民众尊为汪王神, 并由此形成历史悠久的汪王信仰。在唐、五代时期, 汪王信仰仍被看成一种不入祀典的“淫祀”, 与之相对应的, 则是当时徽州区域的边陲状态。

  北宋中期, 在崭露头角的地方士大夫的推动下, 汪王神首次受到王朝的敕封, 成为合法的神祇。但封号规格的低下、敕封频率的寥落, 都显示出汪王神此时在王朝的万神殿中并不居于显要位置。南宋是重要的转折期。随着徽州成为王朝的“近服”地区, 当地行政管治水平大为提高, 士大夫群体迅速壮大, 新兴的科举精英频繁发起敕封的申请, 迫切希望在王朝敕命的过程中, 实现对汪王信仰的“正统化”。在他们看来, 汪王神不应被看成是一个动乱时代的反叛首领, 而应是大一统时代的“忠义”之臣。偏安的政治格局、紧张的对外形势, 也使南宋王朝急需汪王这样的“武神”来协助抗敌御侮。上下呼应的结果, 造成了南宋王朝对汪王神的十一次敕封, 也使汪王神最终具有了“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的显赫声名。

  南宋时期汪王信仰的“正统化”成果, 在元朝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可。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及地方精英群体的扩大, 元代徽州的汪王信仰出现“行祠化”的新趋势。除了郡城汪王祖庙依然“香火特盛”之外, 郡内不少水陆要冲都兴建了汪王行祠, 满足了各地士绅和商旅的旺盛需求。其中的一些汪王庙还与祭祀祖先的祠堂建在了一起, 汪王神与祖先神的谱系也能相互贯通, 呈现出一种“宗祠化”的倾向。这一趋势反映了元代后期士大夫的宗法意识和理学观念的发展, 但不可忽略的是, 它也继承了来自南宋的文化遗产———对汪王神屡次敕封所自然形成的家族谱系。

  如同东南地区近世众多的民间信仰一样, 宋元时期徽州的汪王信仰, 其根源在于神主本身所具有的浓厚的地方性, 但该信仰的流行与发展, 却也印证了不同历史时期地方社会与中央王朝之间交错复杂的政治关系, 以及地方精英群体的发育程度和文化诉求。

  注释

  1 关于宋元时期徽州汪王信仰的形成与发展, 已有的研究文献包括:冻国栋《唐宋间黟、歙一带汪华信仰的形成及其意义》,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5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年) ;汪柏树《新安之神、靖民之神---罗愿〈新安志〉关于汪华的研究》, 《黄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董乾坤《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与历史人物形象重塑---以罗愿〈新安志〉汪华记载为中心的考察》, 《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2 宮紀子:《徽州文書新探:〈新安忠烈廟神紀實〉より》, 《東方學報》, 77 (2005年) ;刘晓:《元代怯薛轮值新论》, 《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丁希勤:《唐宋汪华的神话故事与徽州社会变迁---以〈新安忠烈庙神纪实〉为中心》, 《安徽史学》2013年第3期。

  3 章毅:《明刊宋元史籍〈新安忠烈庙神纪实〉研究》, 《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

  4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年, 第180~181页;毛汉光:《五朝军权转移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见氏著《中古政治史论》,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 第318~322页。

  5 (宋) 沈辽:《云巢编》卷6《西峰和尚赞》,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87年, 第25a页。

  6 (元) 唐元:《筠轩诗稿》卷5《十五夜溪上观社公灯后二夜观汪王灯会》, 见唐元等《唐氏三先生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十三年刻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年, 第497页。

  7 (明) 唐桂芳:《白云集》卷6《重建茆田灵显庙碑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29b页。

  8 (元) 李昱:《草阁诗集》卷3《宿新安驿》,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5a页。

  9 (五代) 汪台符:《歙州重建汪王庙记》, 见 (宋) 李昉《文苑英华》卷815,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66年, 第5~6页。

  10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上《追封灵惠公敕》, 第3a~3b页。

  11 (宋) 方演:《奏乞追封表》,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上, 第3a页。

  12 (宋)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89《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刊本,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9年, 第3a页。

  13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上《三封王告》, 第4b页。

  14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上《四封王告》, 第6b页。

  15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上《五封王告》, 第7b页。

  16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下《本州申转运司状》, 第1a~1b页。

  17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下《初封夫人告》, 第3b页;卷3下《初封王子告》, 第13a页。

  18 (宋) 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卷1《祠庙》,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29b页。

  19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上《十封王告》, 第13a页。

  20 (元) 脱脱:《宋史》卷418《程元凤传》, 点校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 第12522页。

  21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上《改赐庙额敕》, 第12b~13a页。

  22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上《十一封王告》, 第13b页。

  23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上《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照详泰定三年八月回奉箚付全文》, 第14b~15a页。

  24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上《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照详泰定三年八月回奉箚付全文》, 第17b~18a页。

  25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上《申请》, 第18a~18b页。

  26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3上《申请》, 第19a~21b页。

  27 (明) 宋濂:《元史》卷40《顺帝本纪》, 点校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 第861页。

  28 (元) 仇自坚:《记先祖嘉议公遗事》, 见 (明) 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卷54,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28a页。

  29 (元) 郑玉:《师山集》卷4《重修忠烈陵庙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13a页。

  30 (元) 胡炳文:《云峰集》卷8《题富山汪王庙》,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6a页。

  31 (元) 方回:《瀛奎律髓》卷28“陵庙类”,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19b~20a页。

  32 (元) 陈栎:《定宇集》卷14《祭越国汪公文》,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8b页。

  33 (元) 方回:《桐江续集》卷3《茅田汪王庙》,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7a页。

  34 (元) 唐桂芳:《白云集》卷6《重建茆田灵显庙碑记》, 第29a页。

  35 (元) 唐元:《筠轩文稿》卷10《西南隅新建土地祠记》, 见唐元等《唐氏三先生集》, 第551页。

  36 (明) 唐子仪:《槐塘行祠图说》, (元)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首, 第30b页。

  37 (宋) 邹补之:《古城汪王庙记》, (清) 赵绍祖:《安徽金石略》卷2《徽州府》, 《石刻史料新编》影印“聚学轩丛书”本,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1977年, 第16b页。

  38 (元) 汪泽民:《题古城石壁》, 见 (明) 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卷57,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13b~14a页。

  39 (明) 朱升:《朱枫林集》卷8《汪师善哀辞》,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歙邑朱氏刻本, 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7年, 第11a页。

  40 (元) 汪克宽:《环谷集》卷8《黟县横冈忠烈庙碑》,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1b~2a页。

  41 (明) 程春宇辑:《士商类要》卷1,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 (增订本) 》附录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 第312~314页。

  42 (明) 黄汴纂:《一统路程图记》卷7,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 (增订本) 》附录二, 第273页。引文中的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下引《士商类要》同。

  43 (明) 程春宇辑:《士商类要》卷1,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 (增订本) 》附录三, 第315页。

  44 (元) 赵汸:《东山存稿》卷4《知本堂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16a~17b页。

  45 章毅:《元明之际徽州地方信仰的宗族转向:以婺源知本堂为例》,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7期 (200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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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章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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