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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陈澧的佛学观
2019年07月09日 09: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惠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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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澧(1810—1882),字兰浦,世称东塾先生,广东番禺人,是晚清岭南的著名大儒。他入京会试七次不第,后绝意仕途,专心著述讲学,著有《汉儒通义》等。陈澧曾“泛滥群籍”,“中年读诸子书,读诸经注疏、子史,日有课程,尤好读《孟子》”,其学术声誉不仅享誉粤中,而且日益名震岭外。作为一个深受儒学熏沐的典型儒家知识分子,陈澧主张通经、明道、救世的治学归宿,以著述和教学作为“入世”的途径和策略,实现自己儒者的人生理想。但在广泛的学术研究之余,他也曾积极进行佛道思想的探讨,特别是佛学,在与友人书信、序跋及读书札记中时有论及。

  陈澧曾获友人戴望所赠著作《论语疏》,后者曾提及“汉、明诸儒杂于释老,欲辑其粹言为一书”的想法,陈澧就此与之展开儒学与佛道思想互相影响、融渗的探讨。他敏锐地捕捉到儒学与佛学这两股不同思想流脉的合流互渗关系,指出“自唐以后,不独儒者混于佛,佛者亦混于儒”,并以发展流变的眼光来审视佛道思想与学术的离合,“学术未有久而不变者”。在追溯这种“流变”根源时,陈澧认为,“自东汉时,佛法入中国,至唐五百余年,其势不得不变。且唐以前多胡僧,唐以后则皆华僧,当其未出家时,固尝读儒书矣。即不识字,不读书,而所见所闻,皆中同之俗,儒者之教,后虽学佛,不能尽弃”。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后世历代文人无不皓首穷经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但“汉季而后,篡弒相仍,攻战日作,夷狄乱中国,佛老蚀圣敎”。佛教经过南北朝的普及和隋唐的辉煌,到宋代时已完全世俗化,融入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在中国逐渐生根发芽,渗透侵蚀着世俗人心,虽然“经学不衰”,儒学的正统地位无法动摇,但诸多从小受儒家文化熏染的文人在经历了官场的沉浮偃蹇之后,头脑中儒家的入世精神向佛教的出世精神妥协,佛教追求精神自由,摆脱名利权情甚至超越生死束缚的观念,带给尘世劳顿的文人以愉悦轻松的精神松绑,于是儒家文人由外求逐渐转向灵魂层面的内求,儒、佛成了文人思想三驾马车中重要的主次两翼:顺达之时,“干名求位”,穷困时即逃禅避世,于佛禅中“息心遣累”,安顿身心。

  陈澧认为,儒释二者的影响是相互的,不独佛学侵入到儒学精神之中,儒学对佛学也是有所渗透的。他列举粤人大鉴禅师的《坛经》之偈:“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直陈“此与儒者之言无异,殊不似佛偈。其余所说佛理,亦有同于儒理者”。明明是阐扬佛理禅机的佛偈,偏偏读来一副儒者声口,忠孝仁义,谆谆诲人,可见此时的佛禅已是儒化、世俗化了的佛禅,充分实现了儒佛的互补。

  关于“儒释合流”的原因,陈澧论析道,“大约自唐以后,儒者自疑其学之粗浅,而骛于精微。佛者自知其学之偏驳,而依于纯正。譬之西方之人向东行,东方之人向西行,势必相遇于涂。故唐以后,儒佛之说,有混然而不可分别者,所谓弥近理而反乱真”。儒释出于对自我思想体系的理性认知,在对比观照中认识到自身的弊端并发现对方的优长而试图矫正互补,以弥合修正自身不足:儒家太过唯“物”(外物),于意识心灵的探寻方面太过“粗浅”,佛家于心灵世界则趋于精微而太过唯心。二者的弥合打破了各自的“我执”而显得圆满,以至于陈澧感慨“诸儒之说杂于二氏(释老)者不能辨别”。

  陈澧曾追溯中国本土佛学思想的萌芽与源头,认为“《列子》乃中国之佛也”,并以黄庭坚、朱熹类似的观点及类书《子史精华》专列《列子》于“释道部”为佐证,“黄山谷《跋亡弟嗣功列子册》云:《列子》书时有合于释氏,《朱子语类》云佛氏之学亦岀于杨,又云《列子》言语多与佛经相类(卷一百二十六),《子史精华·释道部》采列子、庄子同于宗门者十余条”。陈澧的这一发现缘于著述《东塾读书记》时,对自己最喜爱的《孟子》的阐发和追索,“近著《读书记》,多发明《孟子》,因而考杨墨如何,欲知杨氏之学,故考索于《老子》《列子》”。他很认同黄庭坚所认为的“《列子》有禅学”的观点,指出“中国之佛,乃列御寇,僧惠能也”,“《列子卢重元注》,全说佛敎”,认为《列子》中言“古今无穷,上下四方无穷,天地只一小物,然则一身如微尘,百年如一瞬,其空之易易矣”,与佛家思想并无二致。

  顾欢《夷夏论》中云:“佛是破恶之方,破恶则勇猛为贵”,对此,陈澧极为认同,“圣人之道曰中庸,佛之道曰勇猛”;“吾圣贤之书曰:‘无故不杀,此饮食之道也。’佛虑人之不能然也,于是不肉食焉。人学之而不能至,则虽肉食而不敢滥杀,然而合于饮食之道矣。吾圣贤之书曰:‘乐而不淫’,此男女之道也。佛虑人之不能然也,于是不婚配焉。人学之而不能至,则虽婚配而不敢纵欲,然而合于男女之道矣。吾圣贤之书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此死生之道也。佛虑人之不能然也,于是无故而捐其首,割其肉焉。人学之而不能至,则于其当死而不敢爱死,然而合于死生之道矣”。

  陈澧认为佛家以决绝之心把儒家的食色生死观践行到了“不可学”的极致,故谓之“勇猛”:“夫人之情,甘食悦色,爱生恶死,佛亦岂有异焉?而独矫其情,为人所不能为,绝人所不能绝,故曰猛也。且佛非不知人之不能学也,亦未尝必欲人之学之也。使人人学之,则人类死绝。佛愿物之生,必不愿人之死绝,明矣!以为使人与物各安其生,则我自甘于死绝焉耳,故曰猛也。”因此圣贤人人可学,而佛却“不可学”,仅极少数人能做到。

  要之,身为学海堂学长、“东塾学派”的创立者,一方面,陈澧儒学思想深受阮元提倡的朴学影响,而又能融通汉宋,是晚清岭南学术变迁历程中的“枢纽”和标志性人物。另一方面,他对于“高妙简易”的佛学亦曾深入研索,还特别吸纳了佛学“以郁为达也,以空为纳也,以沈为拔也,以閟为豁也,有触而忽发也,有叩而忽答也”(陈澧《沈伯眉词序》)的相对论和辩证法。可见,他所持有的佛学可看作儒学有力补充的论断,不仅是诸多前贤的思想实际,同样也在他身上得到了践行和验证,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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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惠梅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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