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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与基督教
2019年06月21日 11:30 来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陶飞亚 字号
关键词:天主教/新教/清政府/国民党/共产党

内容摘要:

关键词:天主教/新教/清政府/国民党/共产党

作者简介: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and Christianity

  作 者:陶飞亚

  作者简介:陶飞亚,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4

  原发信息:《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0185期

  内容提要: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及东亚基督教史的视野中,讨论了基督宗教是如何被植入中国社会并在其中逐步生长的。基督教经历了三次输入中国的失败后,在具有西方基督教背景的列强对华殖民扩张时代再度传入晚清中国,且在不平等条约支持下使得传教信教合法化,开启了基督教与中国政治力量互动及其自身成长的进程。基督教得以传入并嵌入中国社会的原因在于,从外部社会环境看,从晚清到民国在不断变化的政教关系中,除了短暂间隙,基督教一直具有维持其存在的“合法”的地位;从内部动力看,基督教自身一直因应中国社会处境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改良、革命与反对外来侵略,特别是反对非基督教背景的日本侵华,谋求基督教传播和发展。基督教在近现代东亚中日韩三国中的际遇有共性也有差别。在近现代中国,基督教的传入对中国宗教传统有其补缺性。而在当下,基督教的中国化则是中国基督教存续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天主教/新教/清政府/国民党/共产党

 

  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与基督教的关系中,基督教与中国的相遇算得上源远流长。第一次是景教在唐贞观九年(635),波斯人阿罗本(Alopen)沿着丝绸之路跋涉5000多千米到达长安传教,一度得到唐代皇帝的支持,曾经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但在唐会昌五年(845),因唐武宗下令查禁佛教及其他宗教,景教跟着销声匿迹。第二次是在元代,马可·波罗1275年来中国以后曾发现一些蒙古部族有景教团体存在。1289年罗马教廷派遣的方济各会神父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来中国,1294年到达北京,逐渐建立起3万多人的天主教教团。1368年明朝建立,天主教随蒙古人退出明帝国。到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第三次来华时,已经是借着大航海时代的技术从海路络绎不绝地进入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3年到广东,1599年进入北京,获得朝廷永驻北京传教的许可。在利玛窦于1610年去世时,中国大约有2500名天主教徒。1644年清廷进入北京取代明朝之际,全国天主教徒大约有10万人。这一次天主教并没有随着明朝一起灭亡。聪明的耶稣会士因为历法、医学、火炮和其他科学知识获得清朝皇帝的欣赏,使得天主教继续发展。但最终因“礼仪之争”(17—18世纪),导致从康熙帝晚年起长达100多年的禁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再次中断。直到西方帝国主义向远东殖民扩张的时代,在宗教运动与基督教背景和非基督教背景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交织和断裂中,基督教开始在中国以与日本、韩国不同的道路逐渐生长起来。

  一、晚清基督教之传入与立足

  传教士再度“合法”进入中国是和宗教上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纠结在一起的。美国学者赖德烈认为1840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虽然没有明确把在华外国人和中国人信教问题列入条款之中,但实际上已间接包含这些内容①。此后,1844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正式出现美国人可以在中国五口买地建立教堂的条款②。1844年10月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准许法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自由传教③。道光帝在1846年2月颁布弛禁上谕,承认天主教“劝人为善”的性质,对民人信仰天主教“准免查禁”④,新教由此得到“一体保护”。1851年9月两江总督陆建瀛拟定的《内地民人习教章程》规定:“内地民人习教为善,其设立天主,供奉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免其查禁。”但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仍是非法的⑤。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体系中,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获得三个有利条件:一是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建堂传教,二是中国民人可以公开信仰基督教,三是往日被清政府没收的“教产”得以发还⑥。参与谈判的法国传教士还通过不诚实的手段,在条约的中文版本中加入了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买地建堂的文字,为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取得了拥有产权的立足点⑦。著名的西方中国基督教史学者狄德满说:“条约规定向外国人开放更多的港口,其中包括中国腹地长江沿岸的几个港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条约,尤其是法国条约,既规定外国势力可以保护传教士和教徒,也给宗教带来了更大的自由。换句话说,传教士更紧密地、更具侵略性地与帝国主义融为一体,渗透进中华帝国。”⑧近代中国外交家顾维钧认为,这些条约表明了“中国始完全承认耶稣教士有传道及劝人信教之自由矣”⑨。民国时期的研究者伍朝光曾评论说:“不能否认宽容条款在改变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身份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自此中国就被剥夺了不实行宗教宽容的主权。”⑩因此,最初“自由”传信基督教的权利是列强通过武力强加给中国政府的。这最初受到传教士们欢呼的“条约权利”后来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原罪”,也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反教的永远的理由。

  这个时代的传教运动时多时少地伴随各类教案冲突的发生。翻检清政府总理衙门的档案可以发现,其中民教相争的民事案件占据了大多数,它们一般都在列强施压和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干预下,经由外交与司法因素的综合考量得到解决,影响较小。但也有起源于民事争端变为刑事冲突的教案,如1898年原本因双方争夺庙产的河北冠县梨园屯教案则为义和拳组织兴起的源头。刑事案件视其发生的地点与时机有时有巨大的影响,如1870年6月21日因谣言失控导致19名外国人和数十名中国人丧命的天津教案演变为中外冲突的严重危机,1897年11月1日的山东巨野张庄教堂杀毙两名德国传教士一案更被德国作为强占青岛的借口。在民族危机、经济危机和清廷内部政治危机叠加情况下,原本星星点点的山东内地民教争端也演变为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这些冲突对清政府和基督教会都是不利的。从清政府的立场看,国家治理基督教应该以控制冲突、维护自身统治为目标;从基督教会的利益出发,是要使得在中国传教和民人信教能得到官府的保护。晚清官方经历许多挫折才摆脱此前禁教传统的惯性,认识到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传播所产生的多种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也看到了基督教及其现代性事业对中国的助益。而基督教也为了自身利益逐步适应中国“政主教辅”的传统,约束传教士和教徒行为,向官方喊话并与官员保持接触,使其对西教从怀疑不安转向习以为常。官方最终以务实的态度,把教会作为治理议程中的一个参与者而尽量减少列强插手,在保护正常信仰的同时建立规范民教关系的治理制度方面,达成某种妥协与合作,基本上缓解了长期困扰晚清政治的基督教问题。晚清最后10年,基督教引起的教案,已不再是清廷政治议程中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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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陶飞亚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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