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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箕的“本教”思想
2019年04月02日 09: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晨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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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后期,西方“宗教”概念进入中国,引起当时知识界的震荡,“保教”论一时蔚成风潮,也直接牵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命题,即孔教是不是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开始它似乎不构成问题,因为“保教”思潮很大程度上具有维新派“自导自演”的意味。但是,梁启超观念上的转变,客观上放大了“孔教是不是宗教”争议的根本所在,具有标志性的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形成其个人立场的分水岭。事实上,无论立场为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孔教以及宗教的态度更多地带有浓厚的政治化、工具化和实践化色彩。但在当时尊孔的思想前提下,对孔教是为宗教的确认及相对纯粹的历史化和学理化分析是广泛存在的,而解释的路径又纷繁复杂。黄绍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供了较具启发意义的一家之言。

  黄绍箕(1854—1908),是晚近中国转型过程中颇有作为的官员、学者,亦属新派人士,他在历史书写中常被提及的事迹是在戊戌变法失败的时间节点上向康有为提供消息,助其提前出走,从而躲过劫难。黄绍箕在兴办新学、推动教育改革方面尤有建树,所著《中国教育史》一般被认为是本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教育史著作。关于该书作者也有柳诒徵一说,实则柳诒徵所做是辑补工作,该书的体系、条目、基础是由黄绍箕奠定的,而黄绍箕的宗教思想也在该书中得以展现。

  黄绍箕论中国宗教,以“本教”的观念为重心,认为孔子是“本教”的宗主,其实这只是“孔教”或者“儒教”的又一种提法。他还认为在“本教”产生以前,有原始的“神道教”,中国古代的开化、民智的开明来自于神道设教。黄氏分析了以神道为媒介的宗教如何在上古三代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对此,可以从《中国教育史》的论证中提炼出三个议题:其一,君王、天子立宗教,掌最高权力,并托始于天。一方面,古代史策多具神话色彩,渲染君王的神异、非常人之处;另一方面,君王的统治权力获得神祇的辅佐,落实于祀神等级上即位处最高级别。其二,官员作为辅翼,也要深通天人,引导民众信仰,使民“事官如事神”,从而更好地治理民事。黄氏重点梳理巫祝之职在上古三代的演变,强调其职与国家政治有莫大关系,认为如若没有作为媒介的巫觋,所谓“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神杂糅,势要产生动乱;民神不通,方能实现“神道教”的功能,完成秩序的整肃。其三,古代祭祀仪式委曲繁复,不仅从祭祀对象上划分有祭天、祭诸神、祭人鬼等,而且以器色、地位、牲牷、秬鬯、尊彝、冕服等对神明区别对待,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用心所在仍是统治,“震肃人民之心目”,“耸动臣民之耳目”。用今天的话说,即呈现为一种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态。在论证过程中,黄绍箕既大量征引先秦礼制文献,也对近人成果有所吸纳,如说明郊禘包括圜丘之禘、方丘之禘、南郊之禘、北郊之禘和明堂之禘等五个方面,便是参考自清代学者金鹗《求古录礼说》中《禘祭考》一文。

  “本教”凝聚在一个“孝”字上,黄绍箕依据《礼记·祭义》曾子所说“众之本教曰孝”,《吕氏春秋·孝行览》所说“民之本教曰孝”等说法,提出“本教”之说。民智未开之时需“神道教”行开化之功,当民众接受教育以后,“孝”则成为治国之本。那么“孝”如何成为治国之本?《中国教育史》从两个方面展开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第一,“本教”与“神道教”的对立与转化。表面上看,孔子并不笃信鬼神,故而“本教”重在“务其人”,与“神道教”性质不同。黄绍箕也困惑于孔子的一些言论,认为“夫孝之实际,当于事生事存时见之。孔子专以事死事亡为至孝,且以能明此礼此义者即知治国之法,似皆不可解”。他只能猜测这或许是孔子专为宗教仪式而说。但是,“本教”实又导源于“神道教”。孝敬祖辈与父辈,奉于宗庙,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仪式,祭祀周文王以配上帝,便是以敬神道之心而敬祖、父。“神道教”中,天子既为一教所宗,“本教”源于郊禘便与“神道教”相近,则“孝”之事亲与忠君也便合为一谈。子顺其亲,民亲其君,立一教可两得,是为从治国角度言之。

  第二,孝之为本。黄绍箕总结言孝之文大义,一是事亲,一是修身。事亲固不待言,就修身来说,黄氏引用曾子的话:“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再结合《说苑·建本》中的相关说法,从而得出孝为总纲,而仁义、忠信、礼乐、刑政都归结于“孝”的结论。

  综合《中国教育史》中黄绍箕关于“本教”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儒教认识上的通透,既能正视“本教”带来的家族政体、纲常名教所引起的中西方差异,也清楚地点到“本教”不同于“神道教”之处在于,前者可同时施用于教育、政治和其他方面,而遮蔽了其作为宗教的痕迹。

  诚然,黄绍箕所论“本教”是从教育学角度切入,“神道教”与“本教”的概念本身留有商榷余地,毕竟今日习惯性表述如日本神道教、西藏本教等都与黄绍箕对“神道教”“本教”的理解大相径庭,但此非重点。重点在于黄绍箕对“本教”的描述不难触发宗教社会学意义上的思考。例如,在“本教”与“神道教”的对立与转化问题上,他妥善地解释了儒教内部一些看似分裂的问题,如信神与不信神的兼存。杨庆堃在其《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有一段话可视为对此问题的绝佳注脚:“宗教可以被看成一个连续统一体,其一端是近似于终极性、具有强烈情感特质的无神论信仰,其另一端则是具有终极价值、完全由超自然实体的象征和崇拜与组织模式来支撑的有神信仰。”以功能主义看,将孔教定性为宗教是无可厚非的,其内部存在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拉锯,但深层内涵上不脱离实用主义诉求。综之,黄绍箕讨论“本教”所展现的学术沉淀、思致脉络、问题意识均具有一定深度,对于近代孔教相关研究是一处值得留意的材料补充。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李晨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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