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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早期敦煌文献《一神论》考
2019年03月05日 1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项秉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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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于敦煌石洞,现藏于日本杏雨书屋的《一神论》属于被称为景教的中国古代基督教文献。据《景教碑》载,这部文献形成于阿罗本 (其人于贞观九年至长安传教)时期,是了解中国古代基督教的主要材料之一。《一神论》的书法优美,罗香林称其抄写者为“殆习褚遂良一派书法者”。不但如此,写卷共405行6950字,没有一笔涂抹,没有一句一字修改,外观极为工整精美。然而与此同时,《一神论》不少章节文字脱落、句读困难、文意不通,以致无法阅读,尤其是《世尊布施论第三》。除此之外,《一神论》全卷有三个小品文,但是结构不一,分别有三种标题方式,第一篇“喻第二”,紧接经文,同行题名。第二篇“一天论第一”则在其内容之后,另提一行书写。第三篇“世尊布施论第三”则在其内容之前,独占一行。全卷现在通行的“一神论”标题,则在最后一行。三个部分究竟是什么关系,至今争论不休。《一神论》外观工整精美,内容却错误百出、结构混乱,加之传承不明,故而有人认为,此经是教外人根据一些杂乱的经文,抄录凑合而成,乃是赝品或伪作。

  那么,这样一部内外冲突的敦煌《一神论》写本,具体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这与唐代的抄经活动有关。抄写经书在隋唐一时蔚为风气,从官方到民间都被卷入其中。官方对抄经事业的投入,既有宗教目的,也有政治和商业目的。从南北朝开始,官方抄经就成了经典抄写的主要形式,并且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组织和制度。隋唐时,官方对抄经活动的重视和投入力度加大,抄经制度变得更为完善复杂。属于政府机构的抄写手抄写完经文之后,先由低级的僧侣校对,后由高级僧侣再三详细审阅。此外,还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监督抄经活动。

  隋唐之时,天下之人对供经趋之若鹜,但官方抄经远离民间需求又体量不足,因而形成了巨大的民间抄经市场。民间抄经市场的活跃和无序,一度惊动官府。开元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朝廷下令:“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自今已后,村坊街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尽管官府禁止开铺写经,想要将民众引导到正规的寺庙,由僧侣来负责提供经文,但是民间抄经既然已经成为公开生意,就关系到许多人的生计,难以断绝。作为一门生意的民间抄经活动,既然没有官方抄经所要求的诸多程序,所抄写的成品自然也不如官方写经那么严谨完善。民间抄经人重外观而轻内容,讲求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抄更多的经书,从而赚更多的钱。对此,胡适评价说:“写经重在校勘无误,而敦煌写经所以有无数错误,大概都由于不大识字的学童小和尚的依样涂鸦,或者由于不识字的女施主雇的商业化的写经手的潦草塞责,校勘工作是不会用到这两类的写经上去的。”正如《佛说阿弥陀经》题记所示,善男信女中有许多不认字也不能书写的人,为民间抄经手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但民间抄经活动缺乏校勘、详阅和监督程序,甚至连顾主自身也无法评阅,全凭抄经人自身的职业操守和良心来保证写经的质量。因此,敦煌藏经中有不少写卷错误百出。

  相比佛经来说,景教的抄经更有难度。抄经手对景教经典的熟悉程度不如佛经,抄写的机会也没有佛经那么多。以景教早期的写卷为例,一个不识字的景教徒,如欲供养经文,就得雇民间的写经人抄写。写经人不是景教中人,对景教教理、人物、历史及规制等都不熟悉。因此,他不但无从改正原本的错误,而且还会将原本正确的内容抄错。更重要的是,职业抄经人更重视经济利益,注重以漂亮的外观而不是以正确的经文内容迎合不识字的顾主,也不可能在抄写之后,回头去校勘改正文本。

  可见,宗教文献的保存、流传具有特殊性,难以文化俗常之理考量之。敦煌景教文献内外冲突,自有其出自宗教信仰的特殊原因,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伪作或赝品。

  众所周知,敦煌藏经洞中的写本以佛教文献为主,掺杂以少量的儒道文献和世俗文书,那么,作为异教的景教文献,为何会出现在藏经洞中?这个问题涉及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敦煌藏经洞为何封闭,现在有两种主要观点,一为“避难说”,分避西夏说和避黑韩王朝说;一为“废弃说”。从“避难说”来说,兵锋逼近,自然应收藏宝贵的经典文献。由此而收入藏经洞里的文献,无疑都应为当时之珍藏。从这个角度说,景教的写卷能够收入藏经洞,自然应为当时的珍品,但是,珍品怎能如此结构混乱、内容错误百出?“废弃说”则认为,藏经洞中的文书,都是废弃的文字。中国社会素来有 “敬惜字纸”的传统,所谓“文以载道”,敬惜字纸所以重文,重文所以重道。《燕京旧俗志》中载民间传统甚至认为,“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道教经典为此还有《文昌帝君劝敬字纸文》一文。为避免纸张被污损,废弃的纸张,通常烧毁或者藏埋。敦煌藏经洞,正是当地人收藏废弃纸张的地方,因此当时废弃的一切文卷、文书,包括世俗文书、异教典籍,不管其卷面如何,内容怎样,都被收入藏经洞中。因此,从“废弃说”来看,收入藏经洞的文字,并非什么珍品,而是废弃的文字。既然是废弃的文字,为何却有如此精美的外观呢?这就涉及宗教文献的特殊性。

  隋唐之时,佛教兴盛无比,成为民间社会的主要宗教信仰。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因此不但供养佛、供养僧,也供养法。所谓法宝,即是佛经,《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中说:“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华严经》中乃称: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于是书写、供养经典,在隋唐一时风行,上至皇室,下到民间,皆参与其中。敦煌写卷S.4020《思益经》的题记中,提到开皇八年,隋文帝第三子秦王杨俊的妃子崔氏,为法界众生,“敬造杂阿含等经五百卷,流通供养”。开皇时,朝廷下令营造经像,在京师、相州、洛州等处,由官方主持抄写经书,藏经于佛寺和秘阁,于是上行下效:“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从敦煌文献的题记来看,这些经书用途包括诵读、受持、供养,以求增加宗教功德,祈愿求福、追荐亡灵。本土文化中蔚为风气的经典抄写、供养,也影响到了景教。在《一神论》中,就讨论了如何做功德的问题,但此时的讨论还颇具希腊基督教特色。所谓功德,是要求信徒恭敬礼拜、不犯诫行,主要还是要 “至心礼拜天尊”“唯事一神天尊,礼拜一神,取一神进止”。但是到了后期的《志玄安乐经》中,做宗教功德的方式就向本土宗教风俗靠拢:“若是复有人,于此经文,闻说欢喜亲近、供养、读诵、受持……因兹获佑,故怀愿乐。”“于此经文,闻说欢喜亲近、供养、读诵、受持”是习见的佛经用语,《志玄安乐经》的作者,几乎一字不改地将其抄写在自己的经典文本中。以此可见,本是本土风俗的经典抄写和供养,在唐代景教中,已是正式的宗教行为风俗,《一神论》正是此宗教风俗的产物。

  抄写供养用的经文,不需要考虑文本内容,所以在内容上来说,它是废品,但是供养的经文要做到外观精美,才适合供养,因此,它就成了精美的废品。精美的废品正是敦煌藏经洞中的常态,有大量废弃的经卷,出于敬惜字纸的原因,被收入藏经洞中保存,景教的写卷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进入了藏经洞中。虽然单从文献本身来看,它是精美的废品,但是实际上它有自身的特殊功用,一种不同于世俗文书和文化作品的宗教功能。

  从《一神论》的内容来看,它是不适合诵读、受持的,是典型的宗教供养经。《一神论》写卷的三个部分,内容和风格都不统一,这一现状正与宗教功德行为有关。宗教抄经功德不但催生了抄写和供养经典,而且对抄经还有量的要求。敦煌写本S8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题记中说:“得六品发愿月别许写一卷,得五品月别写经两卷。”此处表明,抄经供养的人发愿,按照最终所获得的品级不同,另外追加抄写不同数量的经卷。这在当时也是普遍状况,即通过增加抄经量来增加功德,或者许愿如果获得某种福佑,则以抄经多少报之。景教早期经典稀缺,并且内容不多,故在教徒许愿多抄经典时,集合几篇抄在一起,以此完成教徒所许愿的抄写卷数。《一神论》的三部分,正是因为此原因而形成现今所见的状况。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作者简介

姓名:项秉光 工作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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