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之融汇，魏晋即已发端，但真正“融汇”、“合一”，则在晚明。其间经历千年有余，显示佛教普遍为儒家士大夫接受之难。从学术思想发展之必然之势反思晚明儒道释融汇，才能理解这一思潮及其意义。

　　儒道释融汇影响儒家经学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之主干。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巅峰阶段，出现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双峰并峙。阳明心学与佛道关系极为密切。随着阳明学之流播日广，其后学儒者试图以心学去诠释和注解儒家经典，以使心学获得更大的经典合法性。在儒道释融汇思潮泛滥的晚明，不仅阳明学士人援佛、道以解儒经，而且佛道中人援儒以作解。甚至出现了儒家士人注解佛、道经典，佛教士人注解儒家经典的现象。如焦竑注解《阴符经》，杨起元注解佛道诸多经典的《诸经品节》。佛教的藕益智旭注解《周易》、“四书”。当然还有佛教僧人注解道家经典的例子，如憨山德清之注《庄子》。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儒家经学发生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以往在论述经学史的变迁时，多以汉代经学为标杆来评说其他时代的经学状况。汉代经学重视政治制度之建构，故极为重视阐述礼仪制度的“三礼”，以及被视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春秋》。但在宋元之际程朱理学所崇奉的“四书”确立为经典之后，便开始了一个新的可称之为“‘四书’经学时代”。“四书”经学之特色，依经学家蒙文通所说，即是“轻政治制度，重社会事业”。至晚明时，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经学时代，焦竑一语道及个中关键：“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小人，即普通的庶民百姓，既如此，必有与百姓世俗生活相应的经典。由此，经学进入了“世俗化的经学时代”，普遍为儒者重视的经典除“四书”，就是忝列十三经的《孝经》。而对于佛道来说，此时的经典则是讲说“以孝为戒”的《梵网经》、《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孝经》等。这也同时可以解释，为何阳明学的部分士人如此鄙弃“六经”，但却同时着力于注释和传播《孝经》，比如罗汝芳和其弟子杨起元。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经典”，已非先前时代之所谓“经典”矣。

　　儒道释融汇意味着学术史的新理解

　　儒道释融汇意味着当时学界对于学术史的新思考和梳理，以及对学术发展的新方向的探寻。对正统的程朱理学家来说，言“道”必分“吾儒”与“异端”，则儒、释、道各循其道，不容相混。但晚明时，普遍为儒道释三家所持守的是“道同教异”、“道一教三”之说，以为“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儒家之仲尼、佛教之牟尼、道家之青尼皆是对于伏羲所开辟以来的大道进行阐教。如在觉浪道盛的《三教会同论》、莲池大师的弟子虞淳熙的《全孝图说》、泰州学派杨起元的《三经《〈坛经〉、〈道德经〉、〈孝经〉序》等著作中，均持此看法。显然，这是一种策略、方法，代表了对于一种新的学术发展图景的“筹划”。在晚明儒道释融汇盛行之时，出现了 “学佛而后知儒”、“学儒而后知佛”的思路，故佛教僧人精研儒典，儒家士人出入佛老，为平常之事。

　　儒道释士人普遍持此观点，意味着一种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之势。其原因在于对彼此之思想资源的吸纳，以丰富和发展自身。同时也表明人们对于“道”有了新的认识。道统论为程朱理学的重要理论，几乎与理学的存在相始终，学界前贤已经注意到明末出现了道统论的衰退现象，但未注意到儒道释融汇思潮对道统论的冲击。事实上，道统论的衰退是必然的。既然儒道释融汇已呈水乳交融之势，再固守儒家“道统说”，便是“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因此，在摧毁陈旧的对于“道”的看法之后，继之而来的任务就是寻找和确立新“道”。在当时的情形下，新“道”只能是“儒道释合一”之道，必须在儒道释之经典中去寻找并确立“道”，而非囿于任何一家。

　　晚明学人的博学之风与清代汉学的兴起不无关联，而清人关于“道”之看法与晚明士人亦一脉相承。自唐代韩愈以来，儒者所关注的就是孟子殁后道之传递的问题。尤其是朱熹对于《孟子》末章“由尧舜至于今五百有余岁”一段的解释，认为此章是专论道统，孟子以道统自任之文，后儒承之。但是清人焦循解释此章时则说：“道无所为统，为道统之说者，失孟子之旨。”这一说法正与晚明如管志道等人的观点一致。既然“道”道遍布天下，负载万物，便不可以“道”专属某人、某派，或某家、某教，故曰“道无所为统”。这一观念直到清末以后仍具影响力。

　　在当今中国建设现代文明与价值观之际，必然涉及如何安置中华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问题，深入研究明清易代之际的儒道释融汇思潮，乃至历史上的儒道释关系史，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当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2002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