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他的《伟大的滴定法：东方和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公元2-15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比欧洲更高的发展水平，但在15世纪以后，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近代科学首先诞生？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的“李约瑟难题”，该问题涉及中西科学史的核心，因此自它被提出以来，就引起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关注。

　　在当代，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变得更加重要。迄今为此，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技术进步有目共睹，我国的专利申请和科研论文的数量也仅次于美国，但至今我国目前科技的原创性还比较低，对世界科技的贡献还比较小。

　　近日，四川大学教授何平在其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和西欧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比较研究”中对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进行了再探讨，他的成果——《李约瑟难题的再求解---文化、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及其相互影响》也将于近期出版。何平在他长期的研究中，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并依据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事实，做出了新的解读。

　　中国自然哲学缺少具象主义认识论倾向是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约瑟曾把中国不能自主产生近代科学归之于“中国和西方对待纯粹的和应用性自然科学的态度，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哲学，宗教，法律，语言，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等方面存在显着的差异”。加拿大学者席文（N. Sivin）认为，中国科技在近代初期停滞不前在于：“几个世纪的灾难性的财政及其他行政举措，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社会长期稳定，居于霸权地位的正统文化意识形态没有受到挑战，其中的创造性被窒息”。

　　牛津大学教授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清代发展迟缓是由于中国陷入了“高均衡陷阱”。“晚期传统中国社会陷入人口剧增，自然资源短缺的陷阱，因此，没有必要投入以现代科学和工业为基础的技术和资本以打破传统技术在农业和水路运输上的水平。”

　　何平教授表示，这些分析也许可以解释中国古代（近代）科学停滞不前的原因，但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科研成果还不能涌现的原因。他认为，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的研究和解释可以归为以下几类：外因论、内因论、综合分析论以及人类学的解释观点。在他长期的研究中，访问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牛津大学自然科学图书馆，巴黎大学、佛罗伦萨伽利略自然科学博物馆、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伽利略图书馆等，并和剑桥大学科学与哲学系主任李普特教授，牛津大学伊懋可教授等交流看法，讨论这个“难题”。在何平教授看来，中国自然哲学缺少具象主义认识论倾向是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基本未得到深入探究。

　　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英国的经验论哲学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至关重要

　　在解释当代中国为什么仍然缺少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时，何平教授认为，李政道、杨振宁、爱因斯坦、克罗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的观点极具启发意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强调艺术的影响，认为“近代初期科学的许多分支(包括数学、力学、解剖学、医学和化学)与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都在极其紧密的联系中发展着”。前些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也关注中国古代科技停滞不前的问题，他归之于《易经》和“阴阳五行”所代表的思维形态的影响。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认为近代自然科学源自于英国经验论哲学，它通过研究的客观性保证自然科学中的“经验”事实能为任何科学家所重复，这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基本方法。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发展依据的是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希腊人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见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二是(文艺复兴时期)通过系统试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惊奇中国的圣贤没有采用这些步骤，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欧洲人）竟然完成了这类发现。”

　　在研究的过程中，何平教授注意到，中世纪的阿拉伯和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度极为发达，对很多自然现象原因的了解极为深入，他们的技术发明曾影响了欧洲，但他们终究未能发展出伽利略和牛顿所代表的那种科学知识形态。这种科学知识形态依据经验和观察，尤其是系统的试验所得出的证据和资料，归纳抽象出解释自然现象的理论和原理；而且极为重要的是，这种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推论之间具有极高的逻辑清晰性（公理化），并且几何学化或数学化（具有数学的严密性或以复杂的数学公式来表示）。

　　在何平教授看来，这种科学知识形态的某些基本特征在古希腊哲学中已见端倪，柏拉图提出抽象观念比现象更为基本；亚里斯多德进一步提出一系列关于自然（物理）现象的范畴和概念，并讨论从源自观察或其他来源的范畴和概念推演解释原理（结论）的逻辑学。13——14世纪的牛津大学学派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科学范式。他们不盲信权威，强调从感觉经验和实验资料中抽象科学解释原理，试图创立新科学。导致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萌芽。何平教授把他的解释称之为“内因论”，认为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实践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至关重要。

　　更深入探究李约瑟难题所涉及的问题十分重要

　　20世纪初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如任鸿隽、梁启超、冯友兰、钱宝琮等都在不同时期对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进行探究。

　　何平教授的《李约瑟难题的再求解》对制约中国古代科技进步的诸多原因，如与欧洲大学相对应的中国书院教学体制、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绘画艺术以及外部社会经济和其他文化环境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明末清初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口。当时，蕴含欧洲科学范式的重要典籍已悉数翻译，徐光启和方一智等杰出学者认识到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科学知识形态的内核，并试图革新中国的科学，但明朝的覆灭和清廷的文化专制主义使得昙花一现的科学进步趋势很快夭折。

　　“中国科学正处于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时期，推动中国科学创新的诸多外部条件已经具备，所差的只是临门一脚。对李约瑟难题的再求解，或者对李约瑟难题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更深入广泛的探究十分重要。”何平教授说。

　　何平教授解释说，迄今学者们已经发表了数以百万计的“科研论文”，但真正对推动科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仅是少数学者和少量论著。这些论著构成我们现今的科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杰出的科学家大都具有实证和批判创新精神，对自然世界的广博兴趣和知识、形而上学理论抽象和建构能力，以及深厚的文化审美修养。李政道、杨振宁和钱学森等人的素质和相关谈论就是证明。如何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培养这些品质，尤其是批判和实证精神，以及依据资料和数据建构“形而上学”科学理论的能力值得深思。(本网记者 薛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