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简单而深刻的箴言，与我要说的“同理心”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能站在他人立场设身处地思考问题，那么他就走上了“仁”的道路，而这恰恰是同理心意识的精髓所在。而直到2300多年之后，西方话语体系中才出现了“同理心”一词，西方的认知心理学家和脑科学家才开始了解这种生理和心理现象。

　　与人类历史的以往时刻相比，孔子思想在今天显得更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因为，要解决人类文明目前面临的挑战，迫切需要同理心。

　　我们的工业文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当下，工业生产方式所依赖的化石燃料持续减少，工业活动引发的副作用日益显著，危及人类的生存。在过去4.5亿年间，地球上的生命经历了至少5次物种灭绝事件，而我们正处于第六次物种灭绝事件的边缘。同时，我们正在为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基础。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的“三网融合”，将形成一个超级物联网。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安装的传感器总量将超过100万亿，届时，整个人类社会将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彼此间直接开展合作，一切的能量调配都在这个网上进行，既可以杜绝浪费，也不会给环境制造更大的压力。这将整个地球转变为一个彼此依存度更高的大家庭，对人类同理心意识的要求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同理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帮助人类不断拓展自己的社交范围，组成更大的经济单元——

　　在采集和狩猎时代，人类的同理心意识仅限于具有亲缘关系的部落成员。研究表明，在这类社会中，可以保持凝聚力的最大单元一般不超过 500 人。只有在这个规模内，成员才能保持稳定的联系以及足够的熟悉度和信任感。

　　农耕文明时代，犹太教、佛教、中国的儒家思想等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和思想体系相继形成，将人们的同理心意识从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拓展到了基于宗教信仰和思想认同的共同体。

　　19世纪，新的通信、能源和运输模式使人类的活动范围与合作规模进一步扩大，也催生了“民族国家”这一新事物。个体开始将国家视为一个虚构的大家庭，将其他公民视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

　　到了20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同理心的拓展突破了国家边界的限制，开始在职业、技术能力、文化艺术偏好以及一系列其他属性的基础上产生。

　　人类同理心的作用范围越来越宽，但并不是一种层层替代的关系。原本的作用范围成为嵌套在整个大范围中的一部分，并以不同程度、比例的组合共同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之中。虽然不同社会的演变进度不一，但整体趋势却是毋庸置疑的，同理心拓展到了越来越大的虚构家庭中，使人类能够在更加复杂、相互依存度更高的现代生产模式下进行协作。

　　如今，全球化的经济体使人类和其他物种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物圈，科学家们正在探讨人类和其他生物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这也对同理心的再次拓展提出了要求。孔子的学说可以作为道德和哲学指南。孔子认为人类是一个看不见的整体，或者说宇宙的一部分。他不仅主张将仁爱由亲人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所有人，还主张“畏天命”，即敬畏自然规律，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自然万物。在现代西方社会，哲学思想侧重于“个人权利”，而儒家思想则侧重于在赖以生活的环境中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西方人认为自由是个人自治，不受制于人，不依赖他人；在儒家传统中，自由意味着一种丰富完整的生活，不断优化与社区的关系，成为社区中一个有价值的成员。

　　近2500年前，孔子呼吁人们以仁爱之心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今天，中国也已经为承担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角色奠定了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和零边际成本社会是这条叙事主线的下一个阶段，新的经济范式包括整个生物圈，为人类改善自己与地球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本文为《同理心文明》中文版序言，发表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