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摹画天地万物之变，它的符号系统至简，但取义至深，《易》的意义的获得，全靠读《易》者以其知识底蕴对《易》进行解释，解释的路向不同，所得的结果也有异。这就给释《易》者留下了无限广阔的解释空间。《易》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易》的意义的实现，是作《易》者与解《易》视域交汇的产物。《系辞》就说：“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1]认为天下众多、繁赜的事物及其运动变化可归约于卦爻象的变化中，观卦知其理，学《易》者能即卦象卦爻辞之变化而知制《易》者之意，事物的运动变化也可因观象玩辞推论而知。《周易》是一套需要通过解释而获得意义的符号系统。它不会直白地告诉占问者所求之事如何应对，而是告知已经发生的同类事物，要人通过类推而知应对之道。或告诉一些象征性的事物，由占问者通过解释获得正确的义理。解释者有以感性之悟得者，有以理性思考得者，还可由种种象征、比喻、暗示等种种非理性经验而得。所以《系辞》说：“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2]

　　一、程颐朱熹的义理学解释传统

　　《周易》的解释学传统至汉代而一大变。就解经说，汉代对《易》的解释最重要的学派有三：一是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象数之学，一是以费直为代表的义理学派，一是以严遵为首的黄老学派。孟喜、京房之易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周易》经传文，同时讲卦气说，并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利用《周易》讲灾变。费直易学解经多取道德教训之意，用《彖》、《象》、《文言》中所讲的道理发挥《周易》经传文。严遵著《道德经指归》，以《周易》之义解释《老子》。这三家最重要的是孟、京一派的易学。此派易学最重要的是卦气说和纳甲说，将《周易》的卦与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物候相配，和干支、五行相配，将《易》坐实为一个定型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装进不同的内容，框架的各个部分也可以由其规则推论而知，削弱了《周易》通过比喻、暗示、象征等进行范围广阔的意义诠释的有效性。汉易的象数传统对后世易学影响极大。

　　魏晋时代的王弼易学则转一方向，尽扫汉易象数学中滋蔓出来的各种学说，恢复义理学传统。他在解释《周易》经文中引入老庄哲学和东汉古文经学的传统，在解易体例上主取义说、一爻为主说、爻变说、适时说等。这在他介绍注易体例的《周易略例》中有详细说明。王弼非常重视《周易》的解释学传统，如他在《明象》中提出“得意忘象”说，主张通过卦象获取卦义，而获取卦义后就可忘掉卦象。这一说法的核心在通过解释学即象以见义，而一义能表现为不同的物象，故象不可拘泥执定。他说：

　　夫象，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惑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蔓，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义，义斯见矣。[3]

　　这里的“象”，可以就卦说指卦爻象，也可以就天地万物说指物象。就易学语言说，这段话是说通过卦象可以获知卦义，通过卦爻辞可以获知卦象，而一卦最重要的是得到其卦义，并由此得到卦义所象征的事物。故得到卦义就可忘掉卦象，得到卦象就可忘掉卦爻辞。既然意义相同的一类事物可以用一种征象来表示，那么要表示健的意义，就不一定非用马(《说卦传》：“乾为马”，“坤为牛”)来代表，要表示顺的意义，就不一定非用牛来代表。而汉易的取象说定马于乾，即乾一定要马来代表，遇到有马无乾的卦爻辞，就用别法穿凿说通，这样好多不正确的说法就产生出来了，如互体、卦变、五行等。这都是由于存象忘意而招致的恶果，故须“得意忘象”。王弼的这段话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解释学的前提：一个意义是可以通过多种物象来表示的，不同的物象可以获得同一个意义。而由象到义的获得要通过解释，义与象不是直接等同的，它需要认识者意识的飞跃、灵感的突现来实现意义的类比贯通。解释活动也不是注释、解说、训诂等知识性活动，而是需要调动诸多思想手段来共同完成。解释者在这一活动中不是被动的、呆板的，而是能动的、活泼的、充满了艺术意味的。王弼这一原则的提出，对象数学的框定、演算、坐实等思想方法是一次重创。魏晋玄学思辨的、空灵的、玄想的思想方法和老庄的富于艺术意味的特征结合起来，使中国的经学、史学、文学等经受了一次大的变革，展开为一个新的形态。就易学来说，王弼的解释学一直影响到二程和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