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人称白沙先生，1428——1500）殁后，门弟子撰文述其生平，表彰其业绩，曾引发过一些有趣的争论。张诩（字廷实，号东所，1455——1514）在《白沙先生行状》中，明言自己是继承衣钵之人；强调白沙思想的超悟高远，四无傍依；又多言神迹，将白沙一生描绘的鬼气拂拂。[1]这引起了其他弟子的不满。林光（字缉熙，号南川，1439——1519）致书张诩，对《行状》及《墓表》做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墓表》云：“继孔氏绝学，开万世道学之传。”则自孟子以下诸贤，皆不免见遗矣。……

《行状》中“右脸有七黑子如北斗”。此朱子相也，若云白沙亦有，何吾辈之未见也？……又云：“卓卓乎孔氏道脉之正传，而伊洛之学盖不足道也。”呜呼！斯言之过甚矣。……阁下以为伊洛之学盖不足道，仆恐白沙先生地下亦未以为然也。此启争端，添谈柄之大者，不可不思也。（《南川冰蘖全集》卷五）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1466——1560）后来也说：

常恨石翁分明知廷实之学是禅，不早与之斩截，至遗后患。翁卒后作《墓表》，全是以己学说翁……，全是禅意，奈何奈何！（《甘泉先生文集》卷四）

究竟谁人传了白沙之衣钵？后人有不同的看法。[2]这段公案至少说明，在白沙殁后，其弟子对师说的理解和言诠已阵角大乱。因白沙“绝意著述”，尝言“他年傥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所以身后留下有系统的文字不多，这就给后人的辨识造成极大困难。又，万首诗作，白沙自认寄寓无限深意，能见其心迹，但“诗无达诂”，那幽渺无定的境地又岂是常人能窥测的！所以，对白沙思想的理解，除了读他本人的著作之外，多留意那个时代的学术环境，于生平交游当中寻找蛛丝马迹，将是十分重要的。

一、倡言“自得”

明初，朱子学被定于一尊地位，随着三部《大全》的纂修和颁布，当时学子无不偃伏其旌下。[3]《明史·儒林传序》说道：“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理学大师薛瑄（号敬轩，1389——1464）主张：“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读书录》卷一）这就是章懋（人称枫山先生，1436——1521）所说的“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于其门人语录，芟繁去芜可也”（《语要》，见《明儒学案》卷四十五）。白沙老师吴与弼（号康斋，别称聘君，1390——1469）虽说刻苦奋励，学问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但也只是“一禀宋人成说”（黄宗羲语）。并世大儒，尚且如此，一般读书人就可想而知了。在钦定朱子学的笼罩下，元代之皇庆条制被沿用并进一步僵固化，士子奔竞于八股取士的科举之路，逐而不反。对于当时沦丧之学风，章懋（枫山）在《原学》中痛切地说道：

今之学则又异于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沦浃而不可解，传训诂以为名，夸记诵以为博，侈辞章以为靡，相矜以智，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身心性命竟不知为何物。……然要其所为，不过为假仁袭义之事，终不足以胜其功利之心，其去圣学也远矣。（见《明儒学案》卷四十五）

白沙可以说是这一体制的典型受害者。他20岁“中乡试第九”（《年谱》），其后“凡四入京师”，三次会试不第，直到40出头才作罢。虽其间游太学，以一首《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五言古诗倾动京城，被誉为“真儒复出”，从游者众。但随后仍不免科场落败的结局。[4]出众才华、学术声誉和屡试不第的失败者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以至“群公往慰之，先生大笑”（《年谱》）。这笑，是内心苦楚无言以诉的倾泻，也是由戚转狂的悟觉之音。先生与人书曰：“仆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间，自汗时发，母氏加老，是以不出门。”（《复赵提学佥宪》，《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仆自己丑得病以来，人事十废八九，齿发都耗，精力浸衰。”（《与张宪副廷学》，第149页）当是此时心境真实写照。

因有如此痛切的经历，白沙于科举制度的害人戕性体会甚深。其诗云：“古称有志士，读书万卷破。如何百年内，能者无一个？”（《景旸读书潮连，赋此勖之》，第313页）眼见得孟子“充是心也”、程子“切脉体仁”的一段儒家真精神丧失殆尽，学风日陋，“今人为学，多在声价上做”（胡居仁语）；白沙深切反省，力诋章句之学对儒学道统的极端危害，他说：

由斯道也，希贤亦贤，希圣亦圣，希天亦天。立吾诚以往，无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为教也。舍是而训诂已焉，汉以来陋也。舍是而辞章已焉，隋唐以来又陋也。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滥觞，宋不能改，而波荡于元，至今又陋之余也。（《古蒙州学记》，第28页）

与白沙最为相得的朋友庄昶（字孔旸，号定山，1437——1499），在此问题上，两人可谓声同气求，他有一段话说得更酣畅淋漓：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过于杨、墨。科举之学，其害甚于杨、墨、佛、老。为我、兼爱、虚无、寂灭，盖足辟矣。至于富贵利达，患得患失，谋之终身，而不知反者，则又杨、墨、佛、老之所无也。属联比对，点缀纷华，某题立某新说，某题立某程文，皮肤口耳，媚合有司……。呜呼！此何学也？富贵而已，利达而已，觊觎剽窃而已。（《语要》，见《明儒学案》卷四十五）

对科举制度的失望和厌离，进而反省与批判由它造成的学风，构成了白沙倡言“自得”之学的前提与基础。

“我始惭名羁，长揖归故里”。“高人谢名利，良马罢羁鞅”（《归田园》，第292页）。为科举所苦的白沙，一旦幡然醒悟，不仅于学术上痛加自省，而且在行动上远离时流，自处边缘。他56岁时，推拒不过，被荐于朝，“仰思君命，俯念亲情，展转郁结，终夜不寐”，上《乞终养疏》，终于以孝撼动了忠，逃脱牢笼。他说：“自念二三十年所守进退之节，一旦由此而变，不能不少踧踖也。”（《与朱都宪》，第123页）以平民燕居为乐的白沙，不但拒仕，不为利禄所惑，而且厌恶官场应酬文字，为文“不以施于当道者”，“嫌于上交”，“守此戒来三十余年矣”（《复林府尊》，第195页）。所以黄宗羲说：“故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明儒学案》卷五）白沙还与诸友相互砥厉，形成一种拒仕的风气。罗伦（人称一峰先生，1431——1478）因疏奏落职，“寻以疾辞归，隐于金牛山”。章懋（枫山）力辞官职，“林居二十年，讲学枫木庵中”。庄昶（定山）亦“二十年不出”（上引均见《明儒学案》之，〈诸儒学案〉上三）。一峰、枫山为学虽与白沙有异，但俱为“石交”，可见这一班人在当时均是清流品格。白沙《复赵提学佥宪》之第三书，驳斥时人加在他头上的三项罪名，最重一项为“妄人，率人于伪者”。白沙虽据事实力予抗辨，并有“疏陈始终愿仕，故不敢伪辞以钓虚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尔”（《行状》）的说法，但拒仕之心志可鉴，所受压力之大也能由此推想。庄昶（定山）为利害所怵，家贫无以为养，“又其亲命之仕，便不得自遂其志”，白沙深以为憾，多所念叨。[5]弟子林光（缉熙）“晚以贫就平湖教谕”，白沙更斥之以“因升斗之禄以求便养”，“商量几日求活”，“胸中不皎洁磊落也”（《与张廷实主事》，第160页；又《与林郡博》，第214页）。

反科举，拒仕进，是白沙对明初主流学术整体性拒斥的表征。由寻求边缘化而将自己的身心、情志、思虑定格在若有若无之间、若存若亡之际，远离中心，彻底抛弃俗陋不堪的科第之学，重新回到自我，找还学问的真精神。厥是“贵疑”，此谓“自得”。白沙云：

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道学传序》，第20页）

即其所谓“圣人与天本无作，六经之言天注脚。百氏区区赘疣若，汗水充栋故可削。……读书不为章句缚，千卷万卷皆糟粕”（《题梁先生芸阁》，第323页）。“吾能握其机，何必窥陈编”的陈白沙描绘其“自得”之境是：“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充盈着“华落实存”的浩然之气（《李文溪文集序》，第8页）。“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赠彭惠安别言》，转引自《明儒学案》卷五）。在与林光（缉熙）的信中，白沙将为学分为“养善端”和“求义理”两途，前者依靠“静坐”，后者系于书册，而所谓“自得”是和“养善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

终始一意，不厌不倦，优游厌饫，勿助勿忘，气象将日进，造诣将日深，所谓“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始自此迸出体面来也。到此境界，愈闻则愈大，愈定则愈明，愈逸则愈得，愈易则愈长。存存默默，不离顷刻，亦不着一物，亦不舍一物，无有内外，无有大小，无有隐显，无有精粗，一以贯之矣。此之谓自得。（《南川冰蘖全集》卷末附〈师友丽泽外集〉）

这样，白沙就以截断众流的手段，直将源头通贯孟子，复活周、程，接续陆九渊，为明代学术别开一新境。北山四先生之一的王柏（号鲁斋，1197——1274）有云：“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而无强探力索之病，非有脱落先儒之说，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鲁斋要语》，转引自《宋元学案》卷八十二）衡诸斯言，元明之际儒者，唯有白沙能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