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这一问题是“西学东渐”以来，在与西方文化的强烈对比中，在以西为师、以中附西之心态的笼罩下才发生的。特别是随着西方文化之影响日甚一日和中国文化形态的日渐改变，以及以西方为典范的学术体制逐渐获得了普遍认同、并且牢牢地扎根中土之后，儒家思想能否成为哲学，或者说能否具有哲学的身份性而被当作哲学的内容来叙述，就成为儒学跻身于现代学术之列、从而获得存在“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儒家思想传统的表达方式是靠诠释经典来进行的，对经书的注解是历代儒者的学问主业。到了20世纪，这一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注疏古经不再是新儒家人物十分关切的事情，甚至新儒学思想的推进也多半不依赖于经典源泉所提供的动力，而是倾向于从哲学创发中显扬其蕴涵。儒家思想之诠释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显然是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发育与成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分科治之的学问格局和古典学术日渐材料化的身份，使得传统儒学以经典诠释为中心的系统架构已难以为继，只得另谋出路。一般的情形是：自觉承续儒家志业、发展和推进儒家思想的学者，基本上采取了观念演绎和思想诠解的路向，所操之业接近于哲学或思想史，而不走通常训诂考据的路子。相反，在形式上较为接近传统之经典诠释的文字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则往往缺乏继承和发展儒学的愿望和动力。所以，以经典诠释为中心的儒家诠释学在20世纪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经典不再是思想诠释的中心，经典的神圣性和权威性都大大地降低了。儒家经学形态的裂散状和碎片化，更使得经典系统的完整性不复存在，经典更多地是被抽离化为各式各样的观念，来重新地加以拼装和组合，以显现其文本诠解的当代意义。这样一来，儒家诠释学就不再是围绕着经典本身的释义了，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展开的说解，即由注释性的经学变成了观念论的哲学。这一革命性的变革为儒学的现代叙述大开了“方便”之门、注入因应时代变化与挑战的新鲜活力，也为其重新进入到现代性的主流话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这一充满探索性的方式也引带出了种种问题，并且遭到不断的质疑和批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盛和对经学的再衡估，儒学的现代变革方式倍受人们关注，其哲学化的路径亦成为反思的焦点：儒学有必要“哲学化”吗？儒学的哲学化叙述何以可能？从经学到哲学是儒学的终结还是儒学的新生？这些问题都充满了挑激性、复杂性，也带有根本性，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得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做一番清理，展现其中艰难曲折的历程和所蕴涵的问题向度，以便说明这一尝试的必要性及其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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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经学解体之后，儒家经典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文本被重新配置：《诗》入文学，《书》、《春秋》为历史，《易》是哲学，《礼》则多半归于政治学和社会学，《四书》成为思想史的材料，《尔雅》理所当然地“落户”到语言学。这样，原有的经学系统便完全被拆散和打乱了，具有某种结构性的经学形态不复存在。和经学形式相匹配的学术格局、文本群落、叙事话语，以及治学的理念和方法等，也都随之瓦解，渐成为明日黄花。[1]

　　在经学体系碎裂和漂散化的过程中，有几个环节十分重要。一是经学形态被置于新学术的对立面，从而在整体上遭到否弃。晚清自康有为始，掀起经学内部变革的巨大波澜，引入西学、西术以摧破传统的经学体系。梁启超谓：今之儒者，八股而已，试帖而已，“是则中国之学，其沦陷澌灭一缕绝续者，不自今日，虽无西学乘之，而名存实亡，盖已久矣”。 [2]以科举方式呈现出来的经学形态遭到了人们的彻底厌弃，严复所谓八股“有大害三”之说：一曰“锢智慧”，于经“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俯首就案，仅为功名，实际百无一用；二曰“坏心术”，“务必使之习为剿窃诡随之事，致令羞恶是非之心，旦暮槁亡，所存濯濯”；三曰“滋游手”，以士为独尊，养就大批“游手之民”，成为社会之疣痈。[3]这些说法颇能表露出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普遍心声。所以，后来的废科举、兴新学，经学在整体上基本是作为废物被清理出场的。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经学完全成为历史的陈迹和遭受批判的靶子。个别学者的工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稍稍涉及到一些经学的内容，这一作业竟被描述成是“打扫封建经学的肮脏马厩的工作”。 [4]新学术与经学的“势不两立”，以及经学难以见容于新学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二是经学身份的蜕变和彻底的“材料化”。经学本为中国学术的主脑，居“四部”之首，至晚清，经、子淆乱，中、西杂陈，经学的核心位置逐渐地被稀释和消解，由中心走向边缘。如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既读经，也讲诸子源流，更醉心于西学之译籍。其“长兴学记”分类学目，将《汉志》“六艺”径直改为义理、经世、考据、词章四学，并用礼、乐、书、数、图、枪补之。[5]梁启超主持的时务学堂，干脆将经学打发到了“溥通学”的范围内，与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相并列。⑤到了清末民初，随着新学制的普遍推行，经学已难以单门立户，而被打散到了哲学、史学、文学等新学科当中，凭借着某种历史材料的身份而零碎地、若有若无地存续着。这样，经学的原来身份一步一步地归于消散，它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完全地改变了。三是民国初年的政治背景和后来长时期的“反封建”意识形态话语，使得经学碎片化的后果愈趋严重。晚清推翻帝制之革命，将儒家传统和封建专制部分地划上了等号，经学也随之蒙尘；洪宪改元、张勋复辟、大小军阀滥施“读经”手段，使得经学更形污秽；“不断革命论”的简单粗暴和决裂意识更是将经学推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在连绵不断的打击和清算下，经学不但彻底地边缘化，而且也日渐地陌生化，不但退出了社会公共的领域，也基本上远离了学术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