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大量早期文献的出土问世，使我们不得不对许多学术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在有关孔子及原始儒学的材料中，孔子弟子子贡的材料就颇为引人瞩目。马王堆帛书《易传》的《要》篇记载了孔子对《周易》态度的转化，其中有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在刚刚公布不久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的《鲁邦大旱》中，也记有孔子与子贡的对白。另一方面，大量地下数据的问世又“启动”了不少原来迭遭“怀疑”的文献，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典籍记载的真实性就必须重新估价，这也使有关子贡等孔子儒学研究的资料得到正确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曾说：“从有关的记载看，孔子能够与子贡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对任何事情、对任何人进行评论。在众弟子中，子贡与孔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子贡格外佩服和崇敬孔子，他对孔子的称赞简直无以复加。……种种材料显示，孔子晚年在鲁国的数年中，他与子贡是经常接触的。”[1]

　　子贡对孔子的特殊感情使他在孔子弟子中具有特殊地位，另外，子贡还有一点与众不同，这就是他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还是一位经商能手。也许，人们很难把孔子、儒学与春秋后期显赫的大富商联系起来，然而在孔子时代，确实是作为富商的子贡“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2]，他不仅资助孔子及弟子周游列国，竭力捍卫和传播孔子学说，维护孔子形象，而且因为他的入门，那时有许多向学之士聚集到孔子周围，所以孔子说：“自吾得赐（子贡）也，远方之士日至。”[3]作为孔子最亲密的弟子，子贡无论在由孔子及其弟子所组成的学术集团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弘扬孔子学说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子贡对孔子的特殊感情

　　子贡，复姓端木（或作端沐），名赐，字子贡（也作子赣），《尸子》称他是“卫之贾人”。子贡属于孔子的早年及门弟子，生于前五二○年，比孔子小三十一岁，他可能是在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即到达卫国时拜孔子为师的，子贡后来追随孔子，常伴左右。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受丧三年，“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4]。最后卒于齐国。

　　在孔门弟子中，孔子与颜回的关系就十分亲密，作为孔子的大弟子，孔子对他可谓赞赏有加，与颜回相比，子贡其实也受到孔子格外的器重。《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最为重要的文献，该书记载中涉及到孔子众多的弟子，但是，据统计，其中与子贡相关的材料有三十五章，而与颜回相关的却只有二十章；在该书中，子贡的名字出现五十七次，颜回的名字却只出现三十二次。众所周知，颜回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而与之相比，《论语》记载的情况本身，可以看出子贡在孔门中的重要地位，子贡与孔子的亲密程度。《论语》有孔子询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的记载，钱穆先生分析说：“观孔子与回孰愈之问，见二人在孔门之相伯仲。”[5]。

　　作为商人的子贡，初入孔门时，对孔子思想可能并不甚了解，据《论衡·讲瑞》载：“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因此，子贡对孔子的认识与了解有一个过程，他可能开始对孔子并不十分敬佩，但随着对孔子了解的加深，遂由衷地感受到孔子学说的博大与精深，他凭着自己的领悟，很快成为同门师友中出类拔萃的人。可以说，后来的子贡已经窥得了孔子学说的真谛，他甚至可以常常代孔子言。后人以之为孔门嫡系门生“十哲”之一，确非偶然。

　　子贡经常和孔子谈论一些深奥的学术问题，《论语》所记载的子贡的材料，大多是他与孔子的问答，多属请教、询问政治、社会以及学术方面的问题，如他曾“问政”、“问友”、“问为仁”、“问君子”，他也经常与孔子探讨早期儒学的核心礼、仁等问题，他的有些观点，如“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处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等都很有见地，以至于时人中出现了“子贡贤于仲尼”[6]的说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子贡的学识。

　　孔子与众弟子“周游列国”乃是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得到施展，因此，他们每到一处，都往往迅速地熟悉该国的政事。对此，子禽不明白，还询问这是孔子“求”来的，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子贡则认为：“夫子温、良、恭、谦、让以得到。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7]子贡不否认是孔子“求之”，但他指出孔子是靠他优良的品德和崇高的威望得到的，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与别人获得的方法并不一样。

　　也有人感叹孔子的广博学识，不知道孔子何以如此博学。例如，有人向子贡询问说：“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8]卫国公孙朝问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者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9]这是子贡回答人们关于孔子如何学习文武之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