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在燕国发生了一件轰动天下的事件，即燕王哙效仿传说中尧舜的禅让，把王位让给国相子之。此事不仅在燕国内部造成混乱，还招来齐国的入侵，引发一场战争，并且招致儒、道、法各家人物的批评。各家对这件事都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但否定和批判的角度却又不同。其中涉及了与政治权力及其交接的合法性相关的一系列有趣的问题。通过对这一事件以及儒、道、法三家围绕这件事的讨论的分析，可以看出战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思想的一些进展，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燕王哙让国事件始末

　　燕王哙禅让子之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318-314年之间[[1]]。基本事实见于《战国策·燕策一》[[2]]和《史记·燕召公世家》[[3]]，两处文字大同小异。但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又保存了关于这件事的几段不同的叙述[[4]]。如果今所见《韩非子》书基本可信是韩非子的著作，则《韩非子》书中分别以“一曰”引述的几段文字，应是同时代人关于这个事件的传说。此外，上个世纪70年代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遗址1号墓出土的中山王方壶铭文，也为这个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5]]。根据上述这些材料，大致可以看出，燕王哙让位于子之，是受了纵横家苏代，和一位叫做鹿毛寿（潘寿）的隐士的蛊惑。这个蛊惑分为三部曲来进行。

　　第一步：苏代假借批评齐王“不信其臣”而“必不霸”，刺激燕王哙更加信任重用子之。苏代做这件事，显然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作为齐国使者来到燕国，知道“无益子之，则必不得事而还”[[6]]），而且他跟子之是有私下交易的（苏代的哥哥苏秦跟子之有婚姻关系，苏代事后还接受了子之的酬谢金百镒）。

　　第二步，由鹿毛寿出面，以尧让天下于许由获得千古美名为诱惑，直接劝说燕王哙“以国让子之”。鹿毛寿在《韩非子》书中作“潘寿”，且是一位“隐者”。这位隐者究竟跟子之是什么关系？文献中没有明确交代。但是，这一步由一位“隐者”来完成，实在是非常高明的，因为在这一步的蛊惑中，一个极大的诱惑之处就在于：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没有接受，于是尧既有让天下之名，而实际上又不失天下；而“隐者”可以说就是一位在世的许由，现身说法地表明让国可以使燕王哙得名而又不失实的可能性结果。

　　第三步，又用禹当年政权交接时的情况为例，说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因此不如尧伟大，暗示燕王哙削弱太子的权力，进一步强化子之的权利。于是燕王哙“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这一步，《战国策》和《史记》以“或曰”引出，但据《韩非子》则仍然是那位“隐者”潘寿来完成的。中国古代所谓隐士，往往在政权交接之际发挥意想不到的关键作用，此即一例。

　　然而，“贵重主断”的子之最终并不是许由，当所有大权都集中到他的手上之后，他便堂而皇之“南面行王事”，燕王哙反而“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从文献记载看，燕哙让国的结果是很糟糕的：“燕国大乱，百姓恫怨”[[7]]；“百姓不戴，诸侯弗与”[[8]]。总之，无论上下朝野、国内国外，都不认可这一政权交接事件，并且引起了极大的混乱。这究竟是因为子之治国无能，还是仅仅因为破坏了一种常规的政权交接方式就足以引起如此混乱[[9]]？从文献记载本身还很难直接做出判断。其结果是将军市被和太子平联合起来进攻子之，而齐国也乘机出兵伐燕。据中山王方壶铭文可知，当时跟齐国一起讨伐燕国的至少还有中山国。一场混战使燕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10]]。最后燕王哙、子之、太子平、将军市被，统统都在这场混战中死去[[11]]，而燕国与齐国之间也因此结下长期的怨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