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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谦:郑玄《尚书•金滕》注探微
2015年11月17日 15:35 来源:《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 作者:徐克谦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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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金縢》篇是《尚书》中有关周公以及周初史实的重要文献之一。《书序》说:“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1]] 但从文章的叙述角度和口气以及内容本身来看,《金縢》这篇文章不可能是周公自己写的。现存其他先秦文献中也没有引述过《金縢》[[2]]。到了汉代文献中,《金縢》才被多处引述,所涉及的史实在汉人的注释中也有了较多的讨论。由于现存史料的局限,今人很难对《金滕》所涉及的周初历史事件的绝对真实进行还原,因而也很难从绝对历史真实性的标准来对汉代文献和汉人注释中涉及《金滕》史实的分歧进行评判。但是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后人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与阐释者本人所处的时代和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历史文本解读和阐释上的差异,也为研究阐释者所处的时代提供了视角。在汉人涉及《金滕》篇的阐释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对《金滕》篇的阐释与汉代其他有关文献材料对《金縢》所涉及事件的解读之间有重大差异。本文试图结合郑玄所处时代政治背景,将郑玄《金滕》注作为经学阐释学的一个例子进行分析。

  一、郑玄注《金滕》横造臆说?

  郑玄的《古文尚书注》并没有完整保留下来,只是散见于后人的注疏中。《金滕》篇的郑玄注,主要散见于孔颖达《尚书正义》中的《金滕》篇和《毛诗正义》中《鸱鸮》《东山》等篇的“正义”中。值得注意的是,郑玄注对《金滕》所涉及的史实及其意义的解读,跟汉代其他文献比较,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一) 关于周公的“弗辟”与“居东”。

  《金滕》篇记载: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尚书·金滕》)

  关于这一史实,《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道:

  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于是卒相成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史记·鲁周公世家》)

  据《史记》则周公所谓“弗辟(避)”就是“弗辟而摄行政”,即不避嫌疑,代成王行天子之政。所谓“居东”,就是“东伐”,“宁淮夷东土”。司马迁还记载周公当时曾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史记·鲁周公世家》)可见当时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周公不避管、蔡流言,毅然代替成王摄行天子之政,完全是理直气壮,当仁不让的。《荀子》、《淮南子》、《韩诗外传》、《汉书》、《论衡》等书中的材料,都支持《鲁周公世家》的说法: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荀子•儒效》)

  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淮南子•氾论训》,《韩诗外传》卷七说略同。)

  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韩诗外传》卷三)

  (周公)假天子之尊位七年。(《韩诗外传》卷八)

  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汉书•翟方进传》)

  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专行不报”;“周武王既没,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摄,以成周道。”(《汉书·王莽传》)

  说尚书者曰:“周公居摄,带天子之绶,戴天子之冠,负扆南面而朝诸侯。” (《论衡•书虚》)

  根据这些材料,周公当时明显就是把成王放在一旁,自己做了天子,并且很坦然。这在当时紧急的政治局势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孔安国《传》和伏生《大传》基本上也支持这一说法。如《孔传》曰:“辟,法也。告昭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3]]《孔传》把“辟”解释为“法”,意为对三叔绳之以法,训诂虽与《史记》有差异,但在强调周公当仁不让、果断平叛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伏生《尚书大传》也说:“武王死、成王幼……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以成王命杀禄父。” [[4]]

  但是在郑玄的有关经注中,我们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孔颖达《尚书正义》引述郑玄的注,把“辟”和“居东”解释为“避居东都” [[5]],意谓周公在得知管蔡流言后,就谦恭避让,退居东都以回避。《毛诗·豳风·七月》的《正义》也引述郑玄的注,说当时周公的想法是“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谦谦为德,我反有欲位之谤,无以告我先王。言愧无辞也。居东者,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6]]可见郑玄注所阐释的周公完全是另一副形象,他面对“欲位之谤”,想到的是谦恭之德,于是主动退避到“东国”去“待罪”,以等待天子明察觉悟,而不是去“东伐”、“东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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