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原名高元浤，1927年2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首批受聘或受颁一级教授的23名学者之一，具有与两院院士相同的学术影响力，在学术界被誉为“思想高度解放”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等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

　　【高放自话】

　　我只是一个民间学者、平民教授，近20多年来却被《中国现代社会科家大辞典》等多部辞书和报刊文章加给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政治学家、社会主义学家、共运史学家等过分夸张的头衔。

　　【记者手记】

　　2014年6月12日，我第五次走进高放先生家。来到熟悉的楼道里，我清楚地记起第一次登门拜访时的感受。第一次跨进那座连地板看上去都像经历过沧桑巨变的楼中，我有些傻了：灰色调的楼道，破损的台阶及斑驳的扶手，似乎都在诉说着这幢楼的历史。敲开先生家门后，我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惊愕：90多平米拥挤不堪的老式小四居，狭窄的过道，灰暗的光线，发黄的墙体，整个房间就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黑白电视画面。一间十几平米的书房里，到处堆满了书，只留下勉强可以通过的过道。我自问，取得这么大成就的学者家中，难道不都是有一间宽大敞亮且充满艺术气息的书房吗？那么多充满睿智思想的文稿不都是在老板桌上挥就的吗？

　　先生非常认真、仔细。每次我拿到的文稿都是老人在稿纸上一格一字地写出来，然后又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在字里行间添加不少灵感而来的词句，于是整篇手稿总会写得密密麻麻。但老人为方便我认读和打字，又用涂改液将错误之处擦去。

　　我跟先生联系还算密切，每一次无论是跟他约稿还是送去问候，他都让我感动：感动老人前沿的思想，感动老人渊博的学识，感动老人对党的忠诚，感动老人对国家前途的忧心忡忡……他，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着自己的学术，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家的发展与走向。于光远老先生说自己是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放先生则说自己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对先生的评语则是：“死不悔改且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

　　（人民论坛记者徐艳红）

　　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阶段

　　从敢想敢说到善想善说的艰辛历程

　　我终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即学生阶段（1944——1949）、执教阶段（1949——1978）和重新焕发教研青春阶段（1979年以来）。这70年可是我苦心求索、跌宕起伏、曲折变化、备尝艰辛的历程。回首简要概述这三个阶段历程，大致反映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风霜面貌。

　　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时期

　　在学生阶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约经历五年。1944年我在福州英华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暑假期间，从号称“钢铁辩证唯物论者”、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陈衡庭老师处借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美国记者斯诺著《西行漫记》，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对“神奇”的中国共产党人有了初步了解。这时，我认识到要用阶级观点分析社会万象，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工人阶级政权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但是，我还分不清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因为那时我还深受从上小学起就接触到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教育影响。那时每星期一上午都有纪念孙中山的“总理纪念周”活动，每次老师都要带领我们朗读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务须依照余所著《三民主义》”等等。孙中山还讲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孙中山所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何区别，那时还分不清。1946年，我高中毕业上北京大学后，才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宏著，豁然开朗，认清了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区别以及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特别信服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坚信落后的中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在北大政治系读的是英文版政治学论著，我深感太脱离中国实际，1948年1月，我终于投奔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加革命。本想去当随军记者报道解放战争胜事，可是组织上却安排我到山西潞城北方大学学习。在这里，能听到红色哲学家艾思奇讲马克思主义，受益良多。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8月成立华北解放区的华北大学，我被吸收为历史研究室研究生，在红色教授何干之指导下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我在福州英华中学和北京大学主要受到自由、民主、科学 、爱国和独立思考的教育，在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主要受到较为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注重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中国实际。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后，3月初，我即随华大队伍迁进故都，提前结束了研究生学习，开始了在大学执教的人生新阶段。这时我刚满22周岁。

　　从敢想敢说到不想照说，再从敢想不敢说到敢想巧说

　　从1949至1978年，我先后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约30年。在华大担任学习助理员（助教），主要辅导学员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人类社会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递进和中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才能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949年8月25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谈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1950年初，我被批准加入共产党，随即在以华大为基础新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教员。1951年3月，我向全校科学讨论会提交了我的第一篇论文，《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汲取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为了配合当时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随后我每年都结合教学并联系中国实际发表论文。1954年我被评定为讲师，1956年提升为副教授报教育部审批。

　　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经典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当时我们都认为这四句话、66个字是对马克思主义作的最全面最精辟的概括。当时我们在教研工作中全部以斯大林的言论为依据和准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发了斯大林搞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这犹如晴天霹雳，在我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这时我开始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于提出过去在苏共党史教学中有大量美化斯大林的错误。1956年秋后，由我带头在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班把苏共党史内容改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还就斯大林实行个人专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苏联第一次出兵匈牙利干涉内部动乱是错误、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试验值得重视、要建立科学社会主义这门新课的体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1957年“整风鸣放”中，我对某些老师的不民主作风提出批评意见，没有料到立即遭到打击报复，险些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幸得吴玉章校长审批，说我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才保护我过关。从1957年挨批后，我从敢想敢说转变为不想照说，一切言论以党的文件和毛主席指示为依据和准绳。

　　1958年，我下乡参加劳动和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又下放到农场劳动并参加北京郊区整社工作。从1961年起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堂上和报刊上大批老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自以为这样就是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即使这样，到1966年掀起“文革”风暴后，我还是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漏网右派，遭到残酷批斗。“文革”中的种种异常现象已促使我独立思考，然而敢想不敢说。例如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就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为何现在宣传中却说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1973年到1978年，我在北大讲国际共运史，思想复杂，内心矛盾。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突出大讲国际共运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以集体名义在北大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稿，专写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等等。同时，我心中已认识到“文革”中种种异常现象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但在课堂上，我只能敢想巧说，这样才能既不跟着“左”的路线走，又能巧于自我保护。例如，我在课堂上这样讲：“如果在理论上认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实践中却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那是危害很大、十分危险的”。1978年北大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科学讨论会，我在会上的报告题为《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四人帮”的篡改》，这是相隔12年之后我第一次又以个人署名发表文稿。同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复办，我又回到人大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