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cial Function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and Its 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 Mode with Critical Dimension

　　作者简介：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原发信息：《学术月刊》年第201911期

　　内容提要：公共诠释是一种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话语交往方式，具有社会功能。诠释学起源于对文化经典的诠释，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有丰富的实践。对文化经典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诠释能够起到凝聚社会共识和维系社会团结的作用。公共诠释与生活形式、伦常规范乃至政治权力相关联。这里存在共同体与个体、客观与主观、传承与革新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阐明，与压迫阶级的统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和欺骗作用。这意味着公共诠释能起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只有把握好这里的辩证关系才能充分发挥公共诠释的积极意义。

　　Public interpretation is a way of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mbers of the social community and has social functions.Hermeneutics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classics,which has been widely practic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classics and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can play a role in rallying social consensu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olidarity.Public interpre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life forms,norms and even political power.There is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objective and subjective,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In his works such as German Ideology and Critique of Hegel’s Legal Philosophy,Marx clarified that the ideology combined with the ruling power of the oppressive class has falsehood and deception.This means that public interpretation can play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Only by grasping it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can we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关键词：诠释/公共性/主体际性/理解/interpretation/publicity/intersubjectivity/critical dimension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方法论新形态及中国化研究”(17JZD041)的阶段性成果。

　　公共诠释是一种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话语交往方式，具有社会功能。社会是一个结构功能体。社会要组织劳动生产和分配，要通过法律和伦常来维持社会秩序和协调社会关系。社会由人组成，人的行为受到价值观念的指导。对生活意义和社会正义的诠释起到凝聚社会共识和维系社会团结的作用。意义的理解是一种主体际的交往活动，在此一方面要通过语言把共同体生活及其意义以公共的方式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又要内化为每一个人自己的理解。公共的诠释不能取代每一个人自己的理解。要不然不会产生这样的句子：你给我解释了好多遍，但我还是没有懂。拿对真理的理解来说也是如此，对真理的认识及其传布是一个主体际的交往过程。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例如，当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欧洲徘徊的时候，那时大部分欧洲人还没有理解《共产党宣言》的意义。公共诠释具有社会功能，必然与政治权力的使用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揭示，公共诠释并非总是为公共利益服务，与统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能起到欺骗的作用，是剥削阶级的一种压迫劳苦大众的方式。由此可见，在公共领域中的诠释可以起到维系社会团结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也可以起到为统治阶级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以及维持旧传统和旧习俗的作用。只有把握好诠释中涉及的共同体与个体、真理与谬误、传承与革新之间的辩证关系，保持诠释中的反思和批判的意识，才能充分发挥诠释公共性的积极作用。

　　一、公共诠释的社会功能

　　诠释学①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东西方的诠释学都起源于释经学。西方的诠释学起源于对古希腊的史诗和哲学等经典著作的诠释，以及对希伯来《圣经》的诠释。中国的诠释学起源于对中国上古流传下来的《易经》《诗经》《尚书》等经典的诠释。但是为什么要把历史上形成的某些文化作品树立为经典并对它们加以诠释呢？这就与公共诠释的社会功能有关。一定类型的文化经典塑造一定类型的文明的基本特征，诠释经典能起到传承文化传统和维持文明类型的作用。社会需要团结，需要靠公共的价值观念把人民维系在一起。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导致社会的形成。社会要把其成员联结在一起，就要在该社会成员中营造一种共同的归属感，分享共同的是非感，使得社会成员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按照共同体的要求行事。当社会中出现某些违背社会正义和危及社会团结的情况时，其社会成员就会按照经典赋予他们的教导来指责这样的不良现象，设法采取措施加以抵制和纠正。

　　当然，经典的文本并非一开始就有的。经典的文本来源于上古时期积累下来的有关世界起源和先祖开基立业的叙事故事，有关宇宙运行和人生归宿的哲理以及伦理规范，有关朝代更替的历史记述和治国理政的文稿，有关经久不息地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表达民生希望和抒发人生情怀的诗歌。在上古的宗法社会中，宗教的社会功能作用很大。共同体通过举行神灵崇拜和祖先祭拜的仪式，通过在神灵和祖宗名义下的布道等方式进行道德教化，通过宗教的敬畏感，再加上法律的惩罚和其他形式的奖惩制度，规范和训导共同体成员的行为举止，培养他们的生活习惯，凝聚他们的社会共识，达到维系社会团结的目的。想到把上古流传下来的有关共同体的文献编撰起来和树立为经典的时期，往往是那个共同体的危难时期。犹太教的圣经编撰时期是犹太人的巴比伦流亡时期。孔夫子编撰儒家经典文献的时期是春秋的乱世，后来在汉代为维持大一统总结上古至秦汉拨乱反正的经验，把儒家经典树立为国家的正典，从此确立了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华文明的传统。一个文明的经典集中体现该文明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方式的基本原型。把这样的经典树立为权威，广而告之，代代相传，通过诠释，沟通理解，赢得社会全体成员的认同，使人民团结在一起，担当各自的社会角色，发挥各自的社会职责，整个社会才会协调运作，正常发展。我们说诠释具有公共性，这可以从对文化经典的诠释的社会功能中看出。

　　孔夫子编撰《易经》《尚书》《礼记》《诗经》和修《春秋》并非仅仅出于个人喜爱，而是为了吸取夏商周三代之治的经验，拨乱反正，具有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意愿。孔夫子为了把这些经典推广开来和流传下去，招收学生和讲解经文。后来，汉武帝等帝王把儒家经典树立为国家的正典，设立经学博士，从国家体制的层面展开诠释文化经典的工作。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代，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这里包含通过公共诠释加强对臣民的教化，确保国家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具有社会宏观治理的意图。

　　公共诠释不仅具有宏观的社会功能，也具有微观的社会功能，而且宏观的社会功能通过微观的社会功能来落实。对意义的理解毕竟是每个人在自己意识中发生的事情。每个人的处境、个性和志向是不同的。对社会的宏观的教化要落实到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具体的诠释。在这方面孔夫子做得特别到位。孔夫子诠释什么是“仁”，就注意对不同处境中的人给予不同的诠释。在孔子的学生中，颜渊是平民百姓，关注自身道德修养的问题。面对颜渊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12.1)在此，“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公共诠释的宏观目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落实到颜渊具体的人身上。仲弓身居高位，为季氏宰。面对仲弓问仁，孔子的回答把重点放在施政方面：“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12.2)同样为了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宏观目标，孔子对仲弓分别做了切合其身份和个性的诠释。

　　马克思主义讲，社会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经典的诠释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上层建筑是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是否合理合法？在文化的经典中，一般都包含对特定文化中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论证。但是如果社会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不合理的情况，又需要吸纳新的思想并通过对文化经典的新诠释提供改革的论证。这时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保守派拘泥于对文化经典旧意义的理解，而改革派试图通过新的诠释引进新的意义。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旧有经典的诠释框架可能容纳不下社会变革的需要，这时新的理论会与旧的经典诠释发生冲突。在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就起来批判圣经中的某些陈旧观点，这时就跟教会的守旧势力产生矛盾。当马克思阐发共产主义思想的时候，他的理论就与当时流行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那些既成的理论看上去具有普遍性，广为流传，有统治阶级和权势人物的扶植，被宣称为天经地义，但终究抵挡不过真理的力量，因为真理揭示客观规律和符合客观规律，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真理，接受新的思想。对文化经典的诠释具有传承的一面，也包含批判的一面，这也与诠释的公共性相关。

　　二、公共诠释与主体际的交往方式

　　诠释是一种言语交往的方式，诠释要使用语言，而语言具有公共性。诠释的目的是为了沟通理解，沟通理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至少涉及你—我两个主体，同时也要涉及语言所指的客体及其语境。你—我两个主体通过语言进行思想交流，在此的语言就需要有公共的特征，需要有双方都能识别的外在定向标志，即通过某一个外部存在的东西加以命名和刻画其特征。举例来说，对于像“雪”和“白”这样的语词，使用的一方要使得另一方明白它的含义，就要使用直指定义和从直接感知到的具体属性到一般属性的推导，如指着雪说“这是雪”，指着雪说“这是白的”，然后联系石灰之类其他白色的东西让对方理解什么是白。在此，雪、石灰是外部存在的东西，其白的属性是客观的存在物的属性，借此可以作为外在定向的标志。

　　诠释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进行的，是发生在具体语境下的语言互动。诠释与生活形式结合在一起，生活形式是活生生的理解的源头。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通过许多例子说明这一点。师傅带徒弟劳动过程中的理解语词的用法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师傅对徒弟说：“递一把螺丝刀给我。”徒弟不知道“螺丝刀”的含义，递了一把锤子给师傅。师傅说：“这不是螺丝刀，那才是螺丝刀。”师傅为了让徒弟明白螺丝刀的用处，让徒弟试一下自己拧螺丝。在这一具体的生活形式中，师傅有师傅的社会角色，徒弟有徒弟的社会角色，师傅告诉徒弟各种劳动工具的名称，并向徒弟传授劳动技能。对语词意义的理解，既要有客观的关涉，又要内化为自己的理解，而这一过程是在像师傅带徒弟劳动那样的具体语境中实现的。

　　有关道德诠释的问题也是这样。《三字经》云：“融四岁，能让梨。”这不是抽象的伦理说教，而是通过具体情景生动诠释应如何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父亲拿了一篮梨放在桌子上，兄弟多人分这一篮子梨。如果先挑拣者挑拣大的，兄弟之间就形成争利的格局。孔融为自己挑拣最小的一个梨子，显出谦让的道德品质。父亲表扬孔融的行为，彰显这种品质，兄弟之间就养成其乐融融的气氛。最直接和最具体的对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理解，就发生在这种微观的生活情景中。

　　语言不仅是你—我之间的语言，而且通常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语言。我们在社会共同体中学习语言和使用语言。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去，而语言则长期存在。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语言，又经由我们把语言传承到下一代。语言传承文化的基因，这种传承文化基因的语言是文化共同体的公共的语言。诠释不仅是一种沟通你—我之间的理解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沟通古今的理解方式。通过诠释古代作者的文本，使得现代的读者也能理解。正如每一个生命体处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一样，文化的共同体也处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诠释是一种维持文化共同体的生命的新陈代谢的方式。

　　语言行为是一种有规则的行为。言说和书写语言要符合语法规则，推理要符合逻辑规则，判断一个经验命题的真假要依据经验事实，检验一个理论的真假要掌握从理论中推导出经验命题和加以验证的规则。阐明意义要结合语境原则，由近及远，由明显到深奥，从具体到抽象，从切身体验到一般化和普遍化理论等规则。用通常的习语来说，就是要深入浅出。这些规则是在共同体的生活中习得的，判别是否遵循规则依赖于共同体的监督。语言交往是生活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的用法是在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论证，规则的形成和判别是否遵循规则不可能仅仅是私人的事情，以此作为否定私人语言的一个理由。

　　有人认为，维特根斯坦尽管否定私人语言，但他主张语言规则依赖于生活形式，而不同的生活形式有不同的语言规则，这样不同的语言之间就没有通约性，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就没有跨生活形式的确定性可言。维特根斯坦的某些话确实容易让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以致被后现代主义用来作为主张文化相对主义的理由。但对维特根斯坦的话要结合他书中各处相关的上下文来理解。彼得·温奇在《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第一版中曾依据维特根斯坦的某些论述，得出对语言的意义理解各具自主性的相对主义的结论，但在第二版中他纠正了这一观点，承认自己当时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远远不够谨慎”，指出“社会生活的不同模式有重叠的特征……它们还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内在地互相关联，以至于我们甚至不能在理解上把它们设想为互相孤立地存在着”。②这意味着各种生活模式尽管有各自相对的自主性，但由于它们有重叠之处和互相关联，人们对不同生活模式中的语言意义在理解上依然存在沟通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拿对诗歌的理解来说明这一点。诗歌抒发诗人的切身体验，有其独特性，但为什么对于李白的诗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不同文化区域中的人都容易理解呢？这是因为这里存在生活形式的交互重叠之处。欧洲的乡镇与中国的乡镇有很大差别，欧洲基督教文化中的节日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节日有很大不同，但是人生中总有离乡背井的经历，总有思乡的情怀，因此能激起共鸣。不同生活模式内在地互相关联。正因为如此，诠释能在个人的体验和生活形式的差异性中找到关联性和统一性，公共诠释通过结合生活形式的主体际交往才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