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哲学 >> 综合研究
启蒙: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 ——评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启蒙的研究
2020年09月16日 13:11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作者:郑飞 字号
2020年09月16日 13:11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作者:郑飞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启蒙问题的研究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这一时期,学界关于启蒙的讨论日趋深化,从思想层面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学者们看来,启蒙不仅意味着个体认识方式的改变,更意味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值得关注的是,对启蒙问题的检视与反思逐步成为这一时期的热门话题,有的学者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弊端的根源寻溯到启蒙。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关于启蒙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幅纷繁复杂的理论图景。虽说学者们观点各异,但都承认启蒙以来的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所具有的某种复杂性。在某种意义上,启蒙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 启蒙 现代性 复杂性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5

 

  新世纪以来,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参考当下“时兴”的大数据研究手段,笔者在知网、百度和谷歌上,分别以“启蒙”、“革命”为关键词,限定时间段为1949年—1977年、1978年—1989年、1990年—1999年、2000年以来进行检索。其检索出的文献数量显示:“启蒙”呈递增趋势,“革命”呈递减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革命”数量高于启蒙;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启蒙”数量高于革命;二者数量变化的临界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然,以知网、百度和谷歌为代表的网络平台收集数据的完整性并不完备,所收集的数据也并非全部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甚至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冗余和重复,但这一检索结果大致反映出国内学界对启蒙问题与日俱增的关注热情。 

  在上述比较的基础上,笔者在知网上以启蒙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按照1949年—1977年、1978年—1989年、1990年—1999年、2000年以来四个时间段对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整理。笔者发现,2000年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启蒙研究的学术文献呈现出井喷的趋势,新世纪以来这一研究的文献数量超过之前的总和。其中,大部分文献的主题围绕启蒙与现代性的研究展开。 

   

  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启蒙的讨论日趋深化,从思想层面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学者们看来,启蒙不仅意味着个体认识方式的改变,更意味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一变迁过程不仅涉及器物和制度,而且深入到思想、历史、文化、艺术等精神理念层面。 

  诚如张光芒等在《论新世纪的启蒙话语及其思想谱系》中所指出的那样,新世纪启蒙思想谱系的新变化表现在社会、阶层、个体、心灵由表及里的四个层面。张光芒回顾并梳理新世纪的启蒙话语方式:“其一是社会层面,着重探讨社会、文化结构模式的重新取径;其二是阶层层面,表现为‘底层’话语以及卢梭意义上的平等意识凸显;其三是个体层面,体现为对自由命题的重新探究;其四在心灵层面,表现为信仰意义上的人性价值突入”。他指出,“在一个长期需要启蒙的社会,在一个需要不断启蒙的时代,真正走向‘新’的,发生‘变’的,不是‘启蒙’这一概念或相关词汇,而是关于‘启蒙’的话语方式、考察视角、表达理路、逻辑指向等等”,“新世纪启蒙话语及其价值重构所展示的思想谱系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不过令人感到慰藉的是,这毕竟是一个新的系统工程”。[②] 

  启蒙不再是大而化之的研究对象,在宏大叙事背景下寻求深入细致的学理分析成为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趋势。当然,这也体现出不同学科背景的差异。但无论在哪个学科中,较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热”而言,在新世纪以来关于启蒙的研究中,思想退场、学术登场都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既有叶秀山、韩水法、周晓亮、张慎、赵林、尚新建等从哲学思想层面深入分析欧洲启蒙思想的哲学根源,也有卢钟峰、姜义华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启蒙背景下的中西文化变迁,还有马德普、丁耘等研究启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叶秀山认为,“康德关于‘启蒙’的观念,不是孤立地对一个问题的见解,而是和他的整个哲学的观念密不可分的”,“‘启蒙’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或运动,它的旗帜上写着‘理性’。这是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进入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③] 

  韩水法强调,“康德的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是理性自我发现、认识乃至构造的典范作品,它展现了同一理性在经验世界的不同层面所营造的两种不同秩序”。然而,“理性不仅展现为不同的能力、原理和层面,而且这些领域及其现象可以分别予以探讨;不同的理性原理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在理论上或是不清楚的,但它们在现象之中却确实地建立起来了,所留下的只是理论难题”。“理性在今天依然占据首要的地位,但相比于启蒙时代人们对它的展望和憧憬,情形则远没有那么理想和完美。理性非但没有形成内在一致的统一体系,反而更趋多样化,呈现更多的内在矛盾”。[④] 

  周晓亮提出,“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有悠久的历史,尽管那时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是表面的、浮浅的、抽象的,但它为思辨层面的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思想进入西方的视野做了现实和物质方面的准备”,“鉴于中国的国情,来华传教士采取了尊儒、附儒的策略,促进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传播”,“欧洲的启蒙运动成为西方了解和接受中华文化的内在动力”。[⑤] 

  张慎主张,“虽然德国启蒙运动在时间上要晚于英国和法国,但它在追求目标和表现形式方面与英国和法国有很大不同,尤其在思想理论深度方面要超过它们”,“由启蒙运动留下来、并对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个最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概念。人性、人道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核心”。[⑥] 

  赵林指出,“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虽然在哲学上导致了一种理性主义独断论,但是这个体系同时也是对当时在德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虔敬主义神学或信仰主义独断论的猛烈冲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在他看来,“与慷慨激昂的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德国启蒙运动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审慎态度,它对基督教的批判远远不如法国启蒙运动那样激烈,但是却比后者更加深刻。德国启蒙运动最初表现为对圣经的历史考证和理性批判,当法国启蒙主义者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将圣经斥为一堆无稽之谈的大杂烩时,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却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肃认真态度对圣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历史考据”。[⑦] 

  尚新建提出,“西方近代发生的启蒙,并非一场简单的运动或一股短暂的思潮,而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重新塑造,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关注人性”。在他看来,“启蒙思想家注重人性,是为了改变传统人性,尤其是中世纪残留的基督教人性,从而塑造新人,建立新的文化制度,以适应新的时代”,“自爱(自利)与理性,是启蒙人性的两个重要因素或主要根源。个人的自我、自由、自主、平等、进步、善恶等属性,或者是这两大因素的具体表现形式,或者是从二者生发出来的具体性质。它们与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和政治文化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相结合,呈现出千姿百态、盘根错节、彼此渗透的复杂局面,致使启蒙思想家对人性做出不同的解释,提出不同的观点,形成不同的理论,结果自然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启蒙人性的这两个因素反映出启蒙思想家的某种一致倾向,即用自然的、甚至物质的机制解释人性,解释人的道德情操,解释人类社会和文化制度,从而切断了人与上帝的神秘联系,让人从天上回到地面”。[⑧] 

  针对“在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卢钟峰认为这种“萌芽史观”是“把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套用于中国历史的产物,是用‘假如理论’编造而成的‘假历史’”。他提出,“1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所发生的新情况和新变化,是无法从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性质中得到解释的,只有用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1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表明: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进而指出,“18世纪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社会思潮的异动,形成了多种文化形式并存互争的局面。其中,传统与启蒙之争贯穿于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始终,决定着社会思潮的走向,从而构成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基本特点。正如封建社会晚期在生产方式上所发生的新变化已经无法从封建社会的传统性质中得到解释,而只能从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因素中找到答案一样,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异动也已经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而另辟新径,只有从思想启蒙的意义上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⑨] 

  姜义华分析“启蒙复兴”的世界历史背景,他指出,“启蒙的复兴,其国际背景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重新高速启动,其国内背景则是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重新高速启动,得力于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及在生产过程中被广泛使用,还得力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努力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欧美及大洋洲等许多国家取得明显成效,缓解了这些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实现了他们的价值。亚洲众多新兴国家与地区的崛起及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政治新秩序的建设,加上苏东体制的瓦解,使重新高速启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一体化所没有的一系列新特点。这一环境无疑有利于启蒙在中国的复兴,有利于启蒙核心观念为人们所认同”。[⑩] 

  “启蒙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马德普看来,“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虽然发端于清末的维新运动,但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说,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两大价值体现了西方启蒙思想的基本精神,也反映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要求。当然,五四运动虽然在促进思想解放、传播科学知识和现代理念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由此造成的科学崇拜及其导致的科学主义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启蒙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它所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本身就是批判的”,“反思和批判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人类活动,启蒙也是一项不断破除迷信和教条的未竟事业”。[11] 

  丁耘重点分析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他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语境中,‘中国式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已如此紧密,以至于被当作同义语使用。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五四运动与启蒙观念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舒衡哲—李泽厚以及汪晖的启蒙论叙事,还是冯友兰—沟口雄三那样避免直接提及启蒙的叙事,都不言而喻地将启蒙置于和传统的对立之中”。[12] 

作者简介

姓名:郑飞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