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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及其世界意义
2020年08月14日 14:55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任平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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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ese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World Significance

  作者简介:任平,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京)2019年第20198期 第14-21页

  内容提要: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以唯物史观回顾伟大的五四运动百年史、新中国建立70年历史、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年历史,我们将发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即是对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探索。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包括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对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成为新中国70年历史聚焦的主题。作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深刻的解答了“马克思之问”和“列宁之问”,指引着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既超越了西方资本经典现代性道路,也超越了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经典现代性道路,以中国方案开辟了人类新文明路向。

  关键词:新现代性/唯物史观/中国逻辑

 

  一、新现代性历史开篇的思想前提: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跨越40年。这三大事件成为贯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史的三大里程碑。今天,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上,回望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史,我们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走出了一条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包括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沿着这一道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

  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是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科学解答“中国现代性道路之问”的最重要成果。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所呈现的循序递进的两大事件及其相互关系一直令人深思:其一,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危亡之际,五四运动将对“中国现代性道路之问”提升到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高度,成为现代性思想自觉的伟大里程碑。自鸦片战争近180年来的历史,就是传统中国迅速衰亡、现代中国重新崛起的过程。贯穿于其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性道路之问,或者说走一条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性道路来改造中国、实现救亡图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中许多仁人志士的解答从“坚船利炮”的物质器皿层到制度层和变法层,大多处在盲目或半盲目的状态而未达到民族的文化与思想自觉。伟大的五四运动是现代性启蒙意义上的伟大文化觉醒和思想自觉,将发端于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人对现代性思想的个别呼唤发展为席卷全民族的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洪流,高扬“民主、科学”的现代性思想,坚定地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先导和文化开端。

  其二,在倡导思想自觉、致力于改造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思想,发生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重大转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此成为中国现代性道路探索的思想主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和解答了中国现代性道路之问,她超越了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道路,开辟了中国新现代性道路,更在实践上催生引领中国现代性道路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张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新”就新在用唯物史观重新揭示世界历史性趋势和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批判和超越了西方资本经典现代性道路。在中国现代性道路选择的问题上,一个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重大历史事实是: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变,并非如同孙中山“革命进化论”与严复、康有为等“改良进化论”关系一样,两者具有所谓“逻辑同构性”和“理论共通性”,仿佛唯物史观仅仅表现为进化论在同向上的更激进、更彻底的产物;恰好相反,两者本质上是对立的和异质性的世界观。在改造中国的现代性道路选择上,进化论世界观本质上是西方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思维和文化的中国表达,而唯物史观中国化则是超越这一西方现代性模式、开辟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指导思想。因此,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绝不是一脉相承、“逻辑同构”和“理论共通”的思想延展,而是对设计现代性道路的指导思想完全不同的两种世界观和历史观。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是现代性道路选择重大转变的思想表达。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思想就是进化论。进化论在中国场域中为了维新变法的需要转变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一是主张社会变迁以图强,二是将社会变迁进化的根源归结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竞争”,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以来,国人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经典现代性道路后尘并没有因为屡试屡败而驻足不前,相反,由此逼迫国人从盲目跟从转向思想自觉之路。自郭嵩焘提出“不仅要关心西方制度、更有必要关心西方思想”这一著名主张之后,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主张用西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天演”进化论来教育国民、改造中国,作为中国的自强保种之道。康有为的“两极进化论”、梁启超的“群力进化论”和“新民说”、谭嗣同“心力”进化论、到孙中山主张的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通过暴力革命而达成的“突驾(飞跃)进化论”,甚至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所公然主张和宣传的判定“中西古今”之论的标准,都是以西学为本的进化论。无论是改良版的进化论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还是革命版的进化论者(孙中山等),他们所宣扬的进化论主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与西方近代以来启蒙现代性的自然法则一脉相承,是对西方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道路的中国化思想表达。西方经典现代性哲学本质上就是私利至上、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资本逻辑的思想再现。而这一进化论的意识形态之所以最终在五四运动中被抛弃而为唯物史观所必然取代,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资本现代性道路通过进化论所表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历史实践中必然导致重大分裂和崩溃,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分暴露,因而教育和警醒了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在170年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对资本现代性逻辑的内在深刻矛盾与必然灭亡的结局作了历史性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占有殖民地的战争。战争撕去了西方资本现代性文明的一切伪装,将一个贪婪、侵略、剥削和霸权的丑恶的资本面貌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正如一战后原初进化论倡言者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欧游心影录》中所指出的:代表西方文明价值观“自由放任主义”“科学万能”的西洋镜被戳穿,阶级对抗、帝国主义和科学破产等使西方现代性文明形象轰然崩塌。至此,必然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局之目的明矣”,“中国不能效法欧洲”,进而,进化论价值观大厦也必然随之而垮塌。

  其次,以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目标的进化论在指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上屡遭失败,实践证明此路不通,警醒国人必须改旗易帜。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史就是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史、奴役史以及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富强而奋起的反抗史。中华民族吃尽了西方现代性强加于中华民族之身的苦头,因而对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失败的结局迫使中国人要跟在西方列强身后做学徒,通过学习西方经典现代性的思想、制度和技术以自强;另一方面,对西方列强“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具有发自内心的深深的憎恨,因此向西方学习仅仅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抵御和摆脱西方列强的奴役、实现民族复兴。这一矛盾心态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经典现代性道路的弊端暴露无遗,尤其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罔顾中国利益的丑恶行径激怒了国人,因此,中华民族将埋藏于心底数十年的屈辱瞬间爆发为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革命运动,这意味着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现代性道路的彻底决裂。

  其三,在进化论价值观破产崩溃、国人再一次陷入精神彷徨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送来了走另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性道路的现代性社会主义道路的希望。对于中国人而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让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化,更在于在落后国家用苏维埃政权力量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资本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唯物史观成为新现代性道路的思想旗帜。这极大地启迪和鼓舞了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在中国现实场域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辟中国新现代性的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中号召中国人民向十月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以唯物史观为指引,开辟新的道路。

  因此,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是中国现代性道路客观逻辑演进的必然表现,是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性道路选择的重大转轨,从以往亦步亦趋的西方现代性道路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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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任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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