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e Concepts of Dialectics:From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o Das Kapital

　　作者简介：刘森林，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京)2018年第20183期

　　内容提要：肇始于苏格拉底的为了消除恐惧、构筑绝对安全、封闭理性系统因而往往走向传统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因为追求绝对、纯粹而导致自否定和自悖谬的“辩证法”，以及对这两种辩证法保持批判反思态度并坚持开放性的“辩证法”，是《启蒙辩证法》依次反思过的三种辩证法，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思过的三种辩证法。尼采的辩证法批判，黑格尔对绝对形而上学的追求，在回归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意义上被整合、被克服。

　　关键词：辩证法/《启蒙辩证法》/《资本论》/开放性

　　辩证法在发展历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克服这些问题，它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质疑基督教、批评资产阶级文化方面与马克思同样尖锐的尼采，在批评苏格拉底哲学时也对(苏格拉底式)辩证法做了尖锐批评，认为它势必导向传统形而上学。如何回应尼采的批评，使辩证法回到正面发展的轨道，对于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回应了尼采的批评，批评了黑格尔对绝对形而上学的追求，努力使辩证法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正面发展轨道上。本文从《启蒙辩证法》中的三种“辩证法”概念出发，回溯到《资本论》，来检思辩证法主要在尼采那里遭遇的问题，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并获得完善。

　　一、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情感基础及其形而上学追求

　　“辩证法”在《资本论》和《启蒙辩证法》中都是极重要的甚或核心的概念。作为这样的概念，“辩证法”都体现为一种积极的、正面的东西。一种存在或力量被纳入辩证法之中，经过辩证法的整合与调节，势必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不管是在《资本论》写作时代还是在《启蒙辩证法》写作时代，“辩证法”也都有被误解的“负面形象”。与《资本论》的辩证法被杜林误解为“拐杖”，即一种固定、僵化、机械套用的模式，或者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谈到的叶·瓦·德·罗别尔提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资本论》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9页)相比，尼采对辩证法的批评更加尖刻，而《启蒙辩证法》中所讨论的“辩证法”的“负面形象”恰恰就是尼采提供的。跟杜林、叶·瓦·德·罗别尔提相比，尼采不仅仅在方法的意义上指责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性，还进一步在内在旨趣上指责辩证法是追求绝对的“形而上学”。尼采的指责更加值得重视、回应。

　　尼采把(苏格拉底式)辩证法视为低等无能之人才会使用的一种方法，是跟犹太人、平民密切相关的东西。“苏格拉底，这个迫使人接受辩证法的平民(roturier)，就这样战胜了一种高贵的品味，贵族们的品味。辩证法的胜利意味着庶民(plèbe)的胜利。……辩证法仅仅是那些绝望者手中的自卫手段；一个人必须要强行获得自己本身的权力，否则，他不会求助于辩证法……犹太人是辩证论者，苏格拉底也是。”(尼采，2007年，第50页)所以，“一个人只是在别无他法时，才选择辩证法。……辩证法仅仅是那些不具备任何其他武器之人手中的自卫手段。”(同上，第48-49页)

　　就主流来说，“辩证法”在《启蒙辩证法》中是正面、积极的概念。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并不赞成尼采对辩证法的批评。但他们也很重视尼采的这种意见，并致力于化解、回应它。尼采的看法是，辩证法本是苏格拉底的理性文化锻造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同更能正面应对人类生命无法彻底避免的焦虑、恐惧、挫折的悲剧文化相比，苏格拉底伊始的这种理性文化用一种理性主义的方式来应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世界，相信这个世界是完全由严格的必然秩序规定着的理性主义世界。用充足的理性来对付生命中不时泛起、无法根除的焦虑、恐惧、挫败，甚至在人文、艺术领域也是如此。这使得苏格拉底式“辩证法”具有了一个掩盖不了的情感秘密：恐惧；而辩证法就是消除恐惧的方法。于是，这种辩证法所营造的世界，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密不透风的世界。它只要阿波罗元素(理性)，不要狄奥尼索斯元素，“是美德常用的手艺，因为它排除了对智力的一切损害，排除了一切感情冲动”。(尼采，2013年，第505-506页)并以此去追求必然性、按部就班、水到渠成，追求建立一个稳固、坚实的系统和程序，来保证希冀的安全与其它价值。所以尼采总是在问，“高级的理性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走向毁灭的种族的症状，是生命的贫困化”。(同上，第507页)在这里，苏格拉底式“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凝聚在一起。

　　虽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从根本上不同意尼采的“辩证法”观，但还是在个别地方表达了对尼采担忧的赞同。比如该书第一节第一部分，他们指出，由于辩证法致力于用一个抽象概念表达一类事物，使得这种表达既保留了对该事物的恰当认知，又存在对该事物内部不符合概念同一性的那些特质的遮蔽和否定，使得这种概念式规定“都是其所是，同时又向非其所是转化”。如果说尼采批评这种“辩证法”从苏格拉底开始，霍克海默、阿多诺则进一步从苏格拉底向前追溯到荷马时代，认为“这种形式在荷马史诗中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近代实证科学中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辩证法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是从那种恐惧的嘶喊，以及恐惧本身所带来的二重性和同义性特征中发展起来的”(霍克海默、阿多诺，2003年，第12-13页)。由于荷马描述的奥德修斯被界定为“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同上，前言，第5页)，象征着资产阶级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的苏格拉底式辩证法有个恐惧的情感基础。它所孜孜追求建构的严密、安全、稳固的密不透风的同一性体系，就是为了消解被隐匿起来的恐惧、焦虑的。这个体系致力于封闭、安全、无风险，但最后却造就了更大的风险。这是一种辩证的自否定，一种对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嘲讽和否定，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法的显示。

　　为了消除恐惧，为了追求绝对的安全和保险，这种辩证法就很容易追求一种具有绝对根基的东西，甚至牢靠、封闭的体系。于是，这种辩证法就很容易导致传统形而上学。宗教柏拉图主义是借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来构筑绝对安全和保险的“理想国”，而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辩证法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则借助理性发现和营造的严格、必然秩序来构筑这样的“理想国”。这种严密、绝对、纯粹的理性主义系统，与不断生成着、创造着的、复杂的“现实世界”越来越脱节。跟“现实世界”相比，(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所追求的世界越来越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这样一种追求也就势必导致苏格拉底式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一致化，甚至使这种辩证法走向传统形而上学。在这里，传统“形而上学”不仅仅是体现为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片面、绝对、僵化的体系。尼采的这种担心引起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深深忧虑。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谈到黑格尔成功把形象转化为抽象符号的辩证法系统，并追求绝对者，破除犹太教禁呼“上帝”之名的禁忌。在“启蒙的概念”第二节第四段，苏格拉底式辩证法再次受到批评：它“更要把每个形象开显为文字”，即把具体事实用概念替代，并掩饰这种替代行为所隐含着的抽象阴谋。(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2008年，第48页)这里的意思有三点：其一，辩证法由此走向真理：“它教导我们从形象的性质去判读对其虚伪的自白，该自白会剥夺其权力，而把它交给真理。”(同上)真理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建立在统括一切、全盘通吃的基础上。这真理是值得质疑的。这就是说，辩证法由此走向更大的整体、真理，不再拘泥于具体的形象的东西，从而变得更加理性主义系统化，变得更向往追求形而上学。这样的“辩证法”不是“形而上学”的对立面，而是内在的一致关系。其二，虽然如此，辩证法的语言不只是符号系统，它仍关切着符号背后的事物、事件和历史，并试图对之予以把控、统治。它对符号背后的真实存在物的关心是建立在统治、宰制它们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只是关心这些存在物是否逃出了自己掌控的手心，对它们的认知、把握仅仅出于宰制它们的目的。那些跟宰制无关的性质、方面都不会得到这种辩证法的操心。这种辩证法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它们，只会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宰制它们，并在宰制中实施遮蔽、追求绝对。其三，这种辩证法仍在追求一个绝对者、无限者甚至是神秘的不可感知者，不关切具体形象，却往往脱离开具体形象走向绝对、不可感觉的神秘。正是由于用绝对者统括、替代和标示了一切，继承了用一神论的思维模式对待整个世界的这种思维方式，黑格尔才“最后把整个否定的历程(体系和历史里的全体性)的已知结果规定为绝对者，自己便触犯了诫命，而沉陷在神话里”(同上，第48-49页)。

　　继承尼采对一神教万能之神的批评，霍克海默、阿多诺更加反感对整全、绝对的这种统归，认定这样的统归里蕴含着对众多异质性生命的否定和扼杀，以及异质性存在权利的被剥夺。他们痛恨本来应该是以否定和批判为底色的辩证法跟这样的神灵整合在一起，希望把辩证法与这种神灵诉求脱钩，还辩证法以本来的良好面目，让辩证法走向正道。按照这种理解，黑格尔显然是在被反思和否定批判之列的。因为他重新让辩证法走向了对整全和绝对的追求，让辩证法面临走向极致的危险。他呈现出了辩证法太多绝对的一面，相信总会有一种力量保证辩证法通过否定走向最终的真理。这种过度、极致的正面性塑造，显然是会导致走向自我否定性的动力和契机。而这种动力和契机反过来证明了辩证法的自我调适功能与力量，靠这种功能和力量，辩证法得以自我调适，向人们展示极端发展的恶果和可能性。与“历史”结合的“辩证法”尤其具有这种可能性。辩证法刚刚在古希腊诞生时的“历史”观念还是地区史和轮回式的，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普遍史意涵和不断进步性质，还不能靠历史变迁的积累来达到纯粹、绝对状态。一旦“历史”在现代成为普遍史和线性进步过程，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被整合进来，这个辩证历程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可能性空间。凭借它，辩证过程就会如虎添翼，获得无数瞬间的爆发，向纯粹、绝对、整全的完美本质所预示出的那种形态靠近。一旦失去内在反思和批判精神，辩证法通过这种普遍史和线性史的现代桥梁，得以穿过幽暗恐怖的本来不可能穿过的荒漠地带，得以成功地登上对岸的幸福大陆，开始陷入追求绝对的迷思之中难以自拔。黑格尔就代表了这种绝对追求的现代版本。

　　黑格尔的“历史”以及通过历史能够得以通达的“绝对者”是对犹太教的这种“禁呼”的反叛和否定，以此在有限性和无限性、假神与真神、谎言和真理之间开通了一条漫长的隧道，使得辩证法与绝对者勾连起来，走向对绝对者、上帝的追求。这是“辩证法”一词在《启蒙辩证法》中再一次遭受批评。这种批评与马克思得以关联起来，且取得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