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解释马克思的实践观念，探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施蒂纳的关系时，“实践”、“生活”常被看作是拒斥超验形而上学、拒斥逻辑至上和唯心主义的关键所在。这当然没错。但在注解何为“实践”、“生活”时，却出现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即把“实践”、“生活”解释为一种主要喻示着感性与世俗、生成与流变、当下与现时的活动，而且似乎不加限定地凸显感性与世俗、生成与流变、当下与现时维度，甚至于拒斥和否定一切形而上维度的存在，拒斥一切超验（包括价值理想）、恒定、普遍性的存在。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拒斥神圣“上帝”就是拒斥一切超验、形而上维度，因而也就是拒斥超验与经验、神圣与世俗、片段化的当下与连续的历史、形而上与形而下、普遍与个别之间的辩证框架，即从拒斥“上帝”走向拒斥“辩证法”。在这种倾向中，我认为存在着一种对拒斥传统形而上学、拒斥上帝的过度诠释；而这种过度诠释与混同马克思、施蒂纳与费尔巴哈的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由此，需要准确界定马克思与施蒂纳和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厘定实践、辩证法与虚无主义之间的关系。

　　一 、浪漫派、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思想实验

　　强调实践与生活对于超验神圣的意义，力图在世俗生活中找到神圣得以生长的种子，弱化、消解神圣与世俗之间原有的巨大鸿沟，是路德新教改革以来德国思想的基本倾向之一。扎根于现实，立足于大地，成了立场各异的许多人的共同理念。对马克思来说，走向这条路，告别黑格尔唯心主义，最主要的无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告别传统的超验形而上学，不再天马行空，走向现实、感性、世俗生活；二是告别普遍的宰制，为特殊、个别性存在赢得足够的发展空间，使得那些被压制的存在获得解放。粗略地说，问题就表现为，是向强调感性、现实性的唯物主义方向努力，还是向强调个别性的浪漫主义方向努力？两者的关系如何？在马克思的思想演变逻辑中，这个由德国早期浪漫派刺激、费尔巴哈强烈推动、最后由施蒂纳整合性地推向顶端的思想实验，不但给马克思以强烈的影响，而且以否定性[不能怎样]的面貌昭示了马克思思想的合理框架与区域，对于马克思探索在普遍与特殊、超验与经验、神圣与世俗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辩证结构，界定确保思想合理性的边界，防止坠入极端和偏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就像一个个不成功的思想实验，为马克思的成功提供了直接的启示与反面例证。

　　就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来说，强调感性个别、大地的德国早期浪漫派，与青年黑格尔派内部产生的唯物主义构成了具体影响他的两种主要思想。马克思都从其中吸取了营养，但也都超越了它们。

　　马克思接触到的、对立于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首先是德国早期浪漫派.随着浪漫主义，特别是德国早期浪漫派不再一概被看作是反动和无理性的，而是一个复杂的、与启蒙思想处于竞争关系的现代性理论，一个提供了反思和批评现代社会的有益理论，德国早期浪漫派对马克思的影响就不能再被忽视了。浪漫主义不仅仅是矫正、完善启蒙理性主义传统的有益力量，而且，本身更是现代性的精髓，反思现代社会的核心思想。研究浪漫派的名家博雷尔（Karl Heinz Bohrer）就持这样的见解。他在《浪漫主义批评》一书中说，“浪漫主义批评的澄清有助于解释对现代性的一些仍在持续的误解”。[1]【过去人们总批评浪漫派过于强调和迷恋内在自我，但没有看到这种迷恋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积极效果：对他者的重视，对他者、异在异常敏感--他者、异在对浪漫主义者意味着焦虑。古典主义无视他者、他性、异质性，对它来说，他者、异在不是问题，因为它总是接纳它们，把它们协调安排在和谐的秩序之中，使它们各得其所。浪漫主义才重视他者、他性、异质性存在。[2]在这种对异质性存在、对众多他者的尊重和焦虑中，才产生了对异质性他者的解放与宽容意识。所以，】与启蒙主义往往推崇普遍主义不同，浪漫主义重视了被普遍性存在压抑的那些存在。当马克思发现被赋予普遍性的存在可能是虚假的，而被压抑的某种特殊性存在才是真实的，才孕育着解放和自由的潜力时，曾在当时德国浪漫派理论大本营波恩大学求学的他，从A.施莱格尔老师那里得到了诸多启发，特别是以下这一点尤其重要：哲学不能天马行空，而必须立于大地；哲学必须注重个别性的现实，而不是仅仅盯住抽象的普遍本质。同时，A.施莱格尔老师对“唯功利是举”现象的现代性批判，也注入了马克思反思异化的思想之中。这位老师的弟弟，同为德国早期浪漫派理论健将的F. 施莱格尔就曾指出，哲学致力于神性存在的探究，执著于超验神圣存在的思想就是哲学。追求形而上的超验存在，应该是哲学的本质与特性。而追究现实的、个别的、复杂的存在的则是文学性的格言、小说、诗----它们恰恰构成了对立、矫正过于追求超验神圣存在诞“哲学”的现实力量。所以，“而使众人上升成为众神的事情，诗尽可交给哲学去做”。而诗必须沿着与哲学相反的方向注重现实、个别、感性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施勒格尔把哲学与神、天空联系起来，而把诗与大地联系起来：“诗更喜爱大地，而哲学则更神圣、与神更亲近，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无需我赘言。虽然哲学经常否认众神的存在，但是哲学所否定的都是那些她认为神性不足的神祗；这也就是哲学对诗和神话一向的责备。”[3]“地上的王国”、“大地”对特殊性、生成性、当下性、世俗性存在的开放和容纳，成了从早期浪漫派到尼采以致日后众多思想家的一致主张。马克思也给这些存在以基础性的地位。而在某些方面开创了反思、批判启蒙，喻示着《启蒙辩证法》之先声的“启蒙运动批判”一文中，A.施莱格尔明确反对“唯功利是举”的现代性原则。在这方面，马克思与A.施莱格尔老师、莎士比亚之间产生着明显的共鸣。在谈到这一点时，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向德国推介莎士比亚的施莱格尔，讲到了莎翁的《哈姆雷特》与《麦克白》。我们知道，从小受多位长辈影响喜欢浪漫主义作家、喜欢莎士比亚的马克思，终生喜欢阅读和引述莎士比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大段援引莎翁的《雅典的泰门》，对货币支配人的尊严，可以购买勇敢与正义，金钱构成经验世界中新的神性存在，大有替代或置换真正的神圣存在的趋势这些现象的批判与拒斥，都是他与莎翁产生思想共鸣的地方。A.施莱格尔说，“凡不愿屈就尘世事务的有用的德行，启蒙运动按照它经济的倾向一律斥为过度紧张和空想。甚至连特殊的奇才也不例外，启蒙运动要把所有人都同样地套进一定的市民的义务的牛轭中……”[4]启蒙过于世俗，按照经济效益原则取舍一切，诋毁崇高。由此，施莱格尔强调在这个日益“唯功利是举”的时代追求神性存在的必要：“人们一旦在什么地方发现神性，应当立刻以虔敬的态度奔赴彼处，让自身浸透神性……就诗和艺术而言，任何一个时代都优于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太重视世俗、现实的东西了，太不重视诗性、神性的存在了！现实日益成为琐碎的“散文”，没有弘扬连续、整体、流畅、神性之存在的“诗”了。为此，他呼求新的诗，并坚信“继散文的死亡而来的，将是新的诗”。[5]这喻示着，虽然A.施莱格尔强调现实、大地、具体，却绝不认同善臣服于功利、感性，反对以感官幸福、感觉为标准和基础来设想和理解善：“启过蒙的人们于是自信有权把所有越出他们感官的感受性的界限以外的现象，统统视为病相，并随时都慷慨地以狂热和荒谬的名字相与。他们完全没有看到想象的权利，只要有机会，就把人们从想象的病态中彻底治愈。”[6]在他看来，对神圣存在的拒斥和否定，由始于启蒙运动把一切没有弄明白的东西、一切不能用理性照亮的东西统统看作是虚妄的和不存在的，也就是根据可理解性来对待一切存在，把不可理解的、矛盾的、复杂到无法洞观的、带有神秘性的存在都看作是不真实的和虚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