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isation and New Geographies of Religion：New Regimes in the Movement，Circulation， and Territoriality of Cults and Beliefs

　　作者简介：莱昂内尔·欧巴迪亚，法国里昂第二大学人类学教授，著有《宗教人类学》(L'Anthropologie des religions,Paris，La Découverte，2007)等。其论文《全球化与宗教社会学》(Globalization and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收入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主编的《宗教社会学新指南》(The New Companion fo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Blackwell,Oxford,2010,pp.477-497)，Email：lionel.obadia@univ-lyon2.fr

　　译 者：黄觉

　　如今，纽约有佛教徒，喜马拉雅山上有基督徒，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穆斯林，以色列有各色“新时代”(New Age)宗教信徒。各种新宗教广泛招募成员，其传教士心急火燎，在机场与各种古老性灵传统的神职人员比肩继踵，一同奔赴福音已到或未到的疆土。全世界已出现了各种新通道，它们不是由宗教开创，便是因宗教而复兴。这其中也包括全球经济流、国际旅游和移民。昔日非洲宗教横跨大西洋传输到美洲，如今往来成为双向，动作更加迅疾，维持并复兴了旧欧陆与新世界之间的精神联系。今天，实际上几乎没有哪个宗教团体不通过互联网使自己摆脱物质性。互联网既是他们传播信息的庞大技术手段，也帮助他们吸收新信徒，形成宗教团结的新纽带，缩小同一宗教的信徒之间，或新先知与他们试图吸引的追随者之间的物理距离。一方面，人与信息的这些运动，对于制造多样性、混杂性，特别是形成新的宗教形式，可以说格外有效。各种宗教似乎相互滋养，结果是寻求多种精神寄托的信徒人数空前增长。但是同时，有时候是在同一范围之内，宗教也在全球化更为邪恶的另一面留下了印记。从美国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大众媒体回荡着以宗教名义作恶的暴力和恐怖的可怕响声。当然，本文也不会忽视宗教目前几乎无视民族国家疆界的状况。宗教大部分是跨国界流动的，那些人来熙往的老地方(著名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圣地)，以及一些比较偏远隐秘的地方，如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和巨石阵，内华达每年举行“烧人节”的黑岩沙漠，以及随原住民复兴运动而复活的中美洲古代文明(玛雅和印加)遗址，因此获得了新的重要性。这些地方的宗教注入，也重画了其社会和地理界限(伊斯兰之“国”、犹太教之“国”、基督教之“国”，不一而足)。

　　从观察到理论问题

　　面对全球化的急剧发展，与宗教相关的历史研究及社会科学研究也像社科和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一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变化当中，很多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空间和疆域问题相关联。最近几十年来，空间与疆域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可以感觉到的变化。昔日普遍且本质主义的(essentialist)人类疆域概念(国土是一种“存在”)已为动态的疆域性概念(空间是“建构”的)所取代。作为疆域化(territorialisation)源头的人类流动过程，在疆域消解方面也起到了某种作用，这意味着人学(human sciences，本文所谓的“人学”，包含了社会科学)如今必须努力地充分了解一种在静止与不稳定之间不断摇摆的运动。对知识采用静态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人学必须重新计划其研究日程，考虑人的流动过程，对各种社会的边界进行重新界定，这些社会横跨整个世界，在“全球化”这一无所不包的名目之下笼而统之地组合而成(Hannam et al.2006)。

　　然而，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中性词，它在人学中也是一个未获得共识的问题。这个词无所不包，涵盖了在不同(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中有着不同反映的、高度矛盾的主题，以及用以描述其性质的不同(经济的、技术的、文化的或宗教的)标准。尽管人学范围内关于全球化的研究飞速发展，关于宗教的全球化研究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几个主要模型，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经济学模型，它将全球化主要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国际扩张造成的本地文化形式和社会形式的重新构建。简而言之，其目的是把握(人们常说的)各种宗教传统所受到的“全球化影响”。不过，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宗教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模式，尽管这些模式最初也是从相邻学科——主要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借来的，但后来已经根据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作了改造。尽管将当代宗教的一切变化完全归因于全球化还过于仓促，但的确与某些已知现象有比较具体的关联，其中最显著的是各种宗教——从布道型的(如北美五旬节派)到冥想型的(如亚洲的渡人宗教)，移民型的(如非裔美国人的融合教派)，好战型的(如一神教原教旨主义)，以及分散分布、较少依赖疆域的各种新信仰(如各种现代民间信仰、UFO信仰、新魔法运动、星相学、精神疗法，等等)——的国际性扩张。

　　“分散分布”、“扩张”、“迁徙”这样一些术语使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尽管宗教研究的理论导向和方法选择需要更新，但其研究主题和理论问题却特别适合通过地理学进行探讨。全球化研究是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但统一围绕着同一个研究对象的知识领域，它也受到了文化地理学和宗教地理学崛起的影响，同时吸纳了一些越来越为相关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宗教史——借重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

　　然而，全球化研究的争论使得关于全球化的表述分裂为截然相反的两种。第一种表述基于世界是“开放的”、“流动的”理论，认为文化、社会和宗教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是全球化无可否认的、最突出的现象。①而第二种表述则处于同一理论连续体的另一端，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景象：世界是有限的，由各种不同(经济的、社会的、地缘政治的、文化的和科技的)体系划界，这些体系各有稳定的形式，它们塑造了文化、社会和宗教。某种已经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资本、人员、思想、实践、技术和经济行为者之间联系的国际化——对统辖着全球大部分地方的“世界体系”产生了影响。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模式对一切行为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不论是政治行为(如各大宗教对全球化的谴责)还是经济行为(出现了“宗教经济人”的悖论，以及超现代宗教消费主义的经验模式和理论范式；Obadia and Wood 2011)。

　　这些各不相同的观点，具有以下特征：一方面，全球化促使社会文化生活的传统形式(社会、制度及其实际位置)发生某种“液态化”(liquefaction)；另一方面，同样的全球化力量也在固化新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地缘政治张力、边界和领土冲突)。同样，虽然一方面宗教似乎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政治、空间(这些方面也全面参与了全球化)流动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些宗教历史传统和新宗教运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在各种社区和疆域里营造了某种避风港。我们时代的特征既是一个(人与信仰)流浪的时代，也是一个划界并退回身份认同与土地的时代(Hannerz 1997)。以上表述，为人学和宗教研究中正在发生的两股平行的知识转向提供了一种清晰的思考，同时以下面将要讨论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新定位。这种两股知识转向，其一是“流动性转向”，提出应该顺应人的流动和流浪现象(对人口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重要性而进行某种视角的改变(Hannam et al.2006)。另一股则是过去20年里在同一批学科里发生的“地理学转向”。地理学转向随着地理学家多琳·梅西(Massey 2005)等人提出的“空间转向”理论而发生，将目光聚焦于疆域，指出疆域并没有全然“液态化”，而是成为全球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