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发展，由浑沦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合，看来这是21世纪的大致轮廓。对中国哲学来说，我们不能安于自己的浑沦、综合，认为比西方的分析更高明，这是一种误解，一种极端无知有害的说法。从浑沦的统一，经过近代科学分析的洗礼，再进行综合，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认识步骤必不可少。融合中西，经过新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由之路，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今天要以崭新面貌，接过当年宗教曾负担过的职能，化解人们心理精神困惑，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

　　一、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1世纪，最明显的特征在经济生活中的全球一体化，在政治生活中的世界多极化。在文化生活中，人们正在探索一条从未走过的路，既不可能一体化，也不可能满足于目前强国推行的双重的多标准的失序状态。哲学是追寻真理，追求真理，探索人生安身立命的一门学问，不能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应当有自己的标准。

　　哲学是一定时期发生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民族的社会群体文化长期积累的精神产品。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的精华部分。中国哲学带有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地区性。哲学离开它赖以生存的群体的理解和支持，就失去生命力。历史上不断有新的哲学理论代替旧的哲学理论，基本上与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发展同步前进。哲学理论有时超前一些，有时滞后一些，但大致与它的社会发展变迁的步伐如影随形，相去不远。

　　也有异时异地异民族的哲学理论被介绍到新的地区、新的环境，那是该学派的理论适应了该地区、民族的需要，按照该地区、民族的理解而被接纳的。

　　哲学问题看似悬在高空，并不是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它又不是可有可无的空谈，关系到人类的今天和明天。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因而给哲学打上国别的、地域的、民族的烙印。这是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欧洲近代哲学史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法德毗邻，鸡犬相闻；英法相隔，一衣带水，英、法、德三国的哲学精神面貌各异。中国哲学发生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春秋战国时期同属古代社会（包括奴隶制、封建制），而邹鲁、荆楚、燕齐、巴蜀、闽粤等不同地区文化各异，才有了不同学派的百家争鸣。秦汉以后，国家统一，增强内部交融的机会，但地区间仍有某些文化生活的差异。南北朝的南北文化不同，唐宋以后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也为后来不同学派提供了各自的理论的讲坛。中国的国情是“多民族的统一大国”。从二千多年前奠定这种格局，就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几千年来人民默认它，可见这种制度人们是愿意接受的。二千年间曾有几度国家不统一的时期，但人们不喜欢这种分裂，因为分裂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生活不安定，战争频繁。即使在分裂时期，有识之士都主张统一，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

　　关于民族的认同，在中国历史上，不大看重肤色、血统，更看重文化、礼教的异同。秦汉以来，当初中原杂居的众多民族、部落群体，逐渐融合为华夏族。以长江、黄河流域为基地。华夏族不断与周边的民族交流融合，共同生活，形成了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汉族。汉族本身就是华夏众多种族融合、交流的总称。中国并没有纯汉族。

　　“多民族统一大国”是两千年来的国情。这个国情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准则、宗教信仰、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决定着中国哲学的全部内容。

　　观察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哲学，都不能不以此为出发点，有落脚到这个出发点。中国哲学必然带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历史文化特点，反映它的祈向和理想。

　　二、中国哲学的定位

　　社会发展如何分期，学术界迄今没有定论。现在按照生产方式划分法，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式。其次序是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顺序排列的。原始社会只有宗教，还没有哲学。进入奴隶社会，由于出现了生产分工，有人有了多余的时间从事精神创造，开始有了精神产品，哲学逐渐从宗教中分化出来。世界上各地区的哲学都产生在奴隶社会，西方的古希腊、罗马，古希伯莱，中国的春秋战国。秦汉统一后，建成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大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结束，中国才开始摆脱封建社会，有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走向近代化。这就是说，中国哲学的形成、发展、成熟，其精彩的演出、主要活动都在中国封建社会阶段，此前的奴隶制阶段和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哲学都不及西方欧洲哲学丰富。而封建社会的哲学，从全世界来看，中国哲学最丰富。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得最完备，最典型。为中国封建社会配套的哲学体系最完整、齐全，增加了封建社会的稳定性。

　　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与世界各国古代哲学一样，主要是依附于神学的主干上，中国古代总称为“经学”。经学，经天纬地，裁成辅相，包罗万象，既包括认识论，又有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伦理学、美学，还有政治经济学。中国古代（从6世纪开始）流传很广的《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为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中古封建思想体系框架。

　　近世学者多以中国哲学重人伦实用，西方欧洲各派哲学重逻辑推理，由此推演下去，又有人区分西方哲学为思辨之学，中国哲学为实践之学。持这种观点的人采用横切办法，把当时传入中国，被中国人看到、感到的中西哲学差异现象，当成中西哲学差别的属性。原因在于他们不曾对中西双方作历史的考察。西方中世纪与中国古代同属于神学统治时期。西方传统宗教是基督教，中国的传统宗教是儒教。这两种宗教都是深入社会，沁入人心，干预生活，支配政治的巨大精神力量。

　　西方基督教的奥古斯丁(Auretius Augustinus,354-430)，说“理解为了信仰，信仰以便理解”，提出精神是实体，上帝是真理、至善，倡“原罪”说。后来有安瑟伦(Anselmus,1033-1109)，与中国的周、程、邵、张同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es,1222-1274)约当南宋末年，晚于朱熹。他们也大讲存天理之正，去人欲之私，以及原罪论，居然与程朱学说若合符节。他们从未谋面，不通声气，把这些神学家的著作与中国的程朱学派对照，会发现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及人生价值的看法竟出奇地相似。

　　鸦片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制度正面较量的结果。民意不得伸张，朝廷官员与广大群众想法脱节，封建社会必然抵抗不住资本主义社会。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从政治制度深入到文化层次，引发了中西文化对比的研究兴趣。西方的哲学开始引起更多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中西对比，人们注意到了东西方地区文化的差异，却忽略了中西双方还有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差异。当时人们看到的西方文化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五四”时代及以前占领中国思想阵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双方相比，中西文化差一个社会发展阶段。

　　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经过三四百年的反对封建思潮，中世纪的封建文化得到长期的清算，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得到社会多数的认同，接受。可是“五四”时期中国的封建思想并没有得到批判性的、科学的清算，而是对旧文化一棍子打死，抛弃不顾。“五四”时代有志之士、爱国学者，把主要精力用在反对外来侵略势力，反对替外国侵略势力充当帮凶的卖国军阀，全力用于救亡图存，没有顾得上对封建文化进行剖析，取其可用，弃其糟粕。这一任务，直到今天，还不能认为已经做够了，应当说还远远不够，还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来清理。

　　中国封建势力、封建思想的根子比西欧扎得更深、更牢固。因为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势力一是教皇代表的教权，一是各国诸侯贵族割据势力代表的政权。这两股力量主要是配合，也是矛盾，没有合成一股。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大国，秦汉以后结束了诸侯割据，不像欧洲长期诸侯国林立，政教双轨。中国自10世纪以后，建成了儒教，形成了完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机制，皇帝是教主，教主也是皇帝，欧洲皇帝即位，要教皇加冕才算取得上帝的批准，中国的皇帝即位，自己给自己任命就够了，历代皇帝的诏书都自己宣称“奉天承运”。政教合一，政教不二，是中国国家的特点，也是中国宗教的特点。由于中国缺少了西方的产业革命，缺了文艺复兴以后长期反封建的过程，封建思想的根子扎得既深且广，它不止表现在哲学思想方面，也深入到人们的生活方面，政治生活（如忠君），家庭生活（如孝），宗族生活（如拜祖先，尊族权）。这些思想对团结群众，抵抗外来侵略，稳定社会秩序，增强民族凝聚力，诸多方面都曾起过积极作用。长期分散经营的自然经济、小生产的封建社会得以长久维系，与儒教思想的凝聚作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