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Ru Xing to Ru Xiao: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of Pre-Qin Confucianism

　　作者简介：刘丰，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刘丰(1972- )，男，陕西榆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儒家哲学史。

　　原发信息：《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沙)2019年第20196期 第14-23页

　　内容提要：《礼记·儒行》篇和《荀子·儒效》篇都是战国时期儒学对自身的定位和理解的反映，将二者联系起来研究可以看出战国儒学发展的脉络以及转向。《儒行》篇应当属于子张后学的作品。荀子严厉地批评了俗儒、贱儒、小儒，同时提出了大儒理想。相对于《儒行》篇而言，《儒效》篇对儒者的定位与理解已经比《儒行》篇有了极大的提升与飞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扭转了儒学发展的路径，即更加重视儒学中的政治品性。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汉代儒学的发展。

　　关键词：儒学/《儒行》/荀子/《儒效》/《礼记》

　　战国时期的儒学发展，是孔子儒学创立之后的一个重要发展、定型阶段。除了孟、荀的儒学之外，今存《礼记》与《大戴礼记》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留下的材料。近年来随着大量战国竹简的发现和研究的展开，使我们对战国时期儒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对于战国时期儒学的研究，可以从人物的考辨、学派的传承、概念的演变等多个方面展开，但除此之外，自孔子创立儒学，“儒”无论是作为一种身份和职业，还是作为一种内涵逐渐明晰的学派属性，在战国时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获得了越来越一致的认可。因此，儒者对“儒”自身属性的理解和定位及其发展演化，也是研究战国时期儒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视角。陈来指出，以“儒”作为孔子所建立的学派之名，在《论语》里尚无其例。而到了战国时代，具体来说到了墨子的时代，“儒”或“儒者”已经成为墨子及其学派用以指称孔子学派的定名了。[1]与此同时，儒家学派内部也以“儒”自称，这说明儒学已经发展到了充分自觉的程度。其中《礼记·儒行》篇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而到了战国晚期，荀子作为先秦儒学发展的集大成者，除了对儒学的义理有了极大推进与提升之外，从儒学自身的认识来看，荀子专门作《儒效》篇，对“儒”有很多批评与反思，并且还确立了他所认可的大儒的形象。从《礼记》的《儒行》篇到《荀子》的《儒效》篇，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一条战国中后期儒学发展的线索与转向，而且这条线索与转向对于战国时期的儒学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儒行》在北宋初期曾经一度受到重视。章太炎先生晚年在提倡国学的时候，又将《儒行》和《孝经》《大学》《丧服》并称为“新四书”，并将此“新四书”当做十三经之总持。但总体上来看，相对于对荀子和《儒效》篇的研究来说，学界对《儒行》的研究并不充分。仅有的一些研究，或从文献学的角度关注《儒行》篇的作者和成书时代[2]，或以《儒行》篇为依据来讨论儒者的精神品格[3]。其实，关于《儒行》的编著者以及时代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把《儒行》篇放在战国以来儒学的分化和发展演化的脉络中，讨论从《儒行》到《儒效》之间儒学的发展与转向，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意义的话题。本文将通过分析《儒行》篇的思想渊源，确立它在战国时期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位置与意义，进而通过《荀子·儒效》篇对《儒行》的批评，来探讨这种批评和变化所反映的意义。通过这些思想史的分析，展现战国时期儒学发展的脉络及其内在的转向，由此可以对战国时期儒学的发展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儒行》篇除首尾必要的背景介绍之外，主体内容共有十七条。前十六条分别论述了儒者的十五个方面的表现：自立(两次)、容貌、备豫、近人、特立、刚毅、仕、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特立独行、规为、交友和尊让。最后一条从总体上说明了儒之定义：“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恩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①这里对儒之品格的总结，相当于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②之大丈夫精神。《儒行》通篇塑造的是儒之高洁直行、不畏势利的高尚形象。

　　《儒行》篇最为突出的，是儒之“搏猛引重，不程勇力”的刚猛形象：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③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④

　　顾颉刚先生曾言：“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4]85这个看法已成为古代文史研究的定论。而儒则是古代之士在春秋后期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刚勇本来也是儒家所强调的士人必备的品行。《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儒本义为柔，原与巫祝卜史同类，是精通礼仪的专家(术士)。但是孔子则极大地提升了儒的品格，使儒成为有知识、懂历史的礼仪专家和有道德、有操守的士人君子，因此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⑤孔子对儒的要求很高，其中就包含“勇”。“勇”是孔子提出的诸多德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孔子说：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⑥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⑦

　　“仁”为全德，是孔子提出的最高的道德范畴和道德境界。孔子在讲到“仁”的时候，特别突出了“勇”，可见“勇”是孔子和儒家极为重视的一种道德品质。《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⑧一方面这种看法出自孔子，同时也说明了“勇”在儒家诸多德行中的重要性和儒学中的重要地位。

　　孔子重视“勇”，孔子本人亦以勇武著称，但孔子同时也意识到，一味地突出“勇”，会助长好勇斗狠之气，也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同时又提出要用知、义、礼等其它方面来约束勇。孔子在讲到“六言六蔽”的时候提到：“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⑨又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⑩，“见义不为，无勇也”(11)，“勇而无礼则乱”(12)。孔子“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13)，子贡“恶不孙以为勇者”(14)。儒家强调士人君子彬彬有礼、正直大方，他们的行为举止也是进退有度、恭敬有礼，这样不但会受到他人的敬重，更不会受到无故的侮辱。

　　由以上简单的思想史的回顾可见，倡导刚勇之气其实正是孔子儒家的一种重要品质，也是早期儒学的重要内容。孔子的提倡不但对于提升儒的品质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当时整个士人阶层的品质，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儒行》篇中所讲说的“儒”应具有的各种品质，大多都可以从《论语》以及孔子那里得到思想史的线索甚至印证，是儒家普遍所认可的。但进一步分析，从《儒行》对刚勇之德行的重视以及相关文献的比对和研究来看，很多学者还将《儒行》篇和孔子弟子以及孔子之后儒学的分化联系了起来，这样就可以将《儒行》篇置于先秦儒学发展脉络当中，这对于《儒行》篇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孔子弟子当中，有若(《左传·哀公八年》)、冉有(《左传·哀公十一年》《史记·孔子世家》)、公良孺(《史记·孔子世家》)等人皆以勇武著称，但孔门诸弟子中最著名的其实是子路。据《史记》记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15)《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又说他“为人果烈而刚直，性鄙而不达于变通。”[5]98子路的这一性格特征在《论语》中也有一些体现。但《韩非子》所说的“儒分为八”、《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儒家各派以及《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儒家各派著作，均未见有子路之儒或其著作传世。这或许是因为子路系孔子早期弟子，且因参与到卫国蒯聩与辄的内斗中，于哀公十五年被杀(《左传·哀公十五年》)，比孔子去世还早一年。且子路在孔门四科中列“政事”一科，其特长也不在学问，因此并无子路之儒一系。后世学者研究《儒行》篇，也从未见有将《儒行》和子路联系起来的看法。相反，有一些学者将《儒行》与孔子弟子漆雕开联系了起来，认为《儒行》篇是漆雕氏之儒所作。蒙文通先生在1940年曾撰文《漆雕之儒考》指出：“《儒行》一篇，凡十七义，而合乎游侠之事，十有一焉。得不谓为漆雕氏儒之所传乎？”[6]62后来郭沫若也认为[7]，《礼记·儒行》篇盛称儒者之刚毅特立，或许就是漆雕氏之儒的作品。(16)这种看法在学术界影响较大，对此需要做一辨析。